饶毅: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
    编者按:
    人文社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智慧难以有共识,并且随时间变化可能判断上有较大差别。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智慧不仅容易有共识,而且也有人们普遍认为具有永恒价值的智力成果。有自信的中国人民敢于直面我国科学传统缺乏的事实,并以此刺激我们思考未来科学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本文节选了2015年2月11日北大教授饶毅在2016年中信书院年会上的演讲。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是误传。误传含有善意的原因。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激励自己。这种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以后“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这是在我国普遍自信比较低的时代诞生的一个迷思。
苍井空档案
六月唯美文案短句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过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缔_生、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两百年前的中国是否达到西方科学两千多年前的程度?
    中国古代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是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干多年前、甚至一干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最近几百年,人类才认识到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短板,今天可能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且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山东大葱种植技术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
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
    1840年战争,西方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大家才有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而科技对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开始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
猴王出世选自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教学的模式和内容。迄今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还是以西方科学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有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也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体遗传学教科书。当然,李景钧在北大写书的内容仍为西方科学成果。
    1949年以前中国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的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
他们确实在一些学科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同时拥有陈省身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省身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尚不敢确定,以后应该会出现。
    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学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
    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由于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其房子建好不久,抗战就开始了,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苏妙玲个人资料    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
国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发展缓慢,除了因为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之一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可能好一些,但好不了很多,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从1949年到2000年左右的50年间,中国愿意做自然科学的人多了起来,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的对科学兴趣最高的年代。但是,中国的经济情况并不允许支持大规模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在19世纪50年代建立,都与民国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有承接关系。“两弹一星”以及相关的学科得到支持,但在非军事目的的科学方面,投入有限。生物学方面,1950年代后期到1960年代中期,胰岛素的工作做得很漂亮。
    袁隆平作为个人,在农业研究方面获得突出成就。他做科研从1956年开始、研究水稻从
1960年開始、杂交水稻是1964年开始、杂交水稻成功是1974年。2015年获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在青蒿素方面做得很漂亮,她获诺贝尔奖是当之无愧的。
    去世之后,对中国科学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他支持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1970年代中晚期很多年轻人投身科学技术与那时的风气分不开。不过很快大家意识到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有很大差别,于是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出国留学造成了中国国内自然科学人才的流失,虽然有少部分人回国、还有更少部分人在中国也做了重要工作,但留学对中国国内科学技术在短时间造成的直接问题是负面为主,长期也许还是带来了更多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