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燕歌行》讽刺对象争议述评与新解
什么是工商管理学摘 要:边塞诗人高适的《燕歌行》对后世影响极大，但是对于诗人在诗歌中所讽刺的对象，后人却有不同的理解。有“讽刺张守,,”说、“讽刺安禄山”说、“讽刺张说”说、“任人不当、边策失误”说等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应该把讽刺对象理解为一种泛指，是一种艺术概括，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本诗的复杂性和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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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作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元人辛文房评价其“以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每一篇已，好事者辄传播吟玩”[1]。其《燕歌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此诗讽刺将帅的腐败无能、不体恤士卒，歌颂战士英勇奋战，以身殉国的精神。学界对于这一主题一般没有异议，但对这首诗是讽刺的对象是谁，看法各异，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也体现了对《燕歌行》的不同理解。 农村贷款
一、对《燕歌行》讽刺对象的不同认识
1.“讽刺张守,,”说
这种说法产生的时间比较早，也是比较流行的说法。明代唐汝询的《唐诗解》对此诗的解读中认为主将“不惜士卒乃尔”[2]，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非泛咏边塞也，《唐书》，张守,,为瓜州刺史„„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3]唐诗解读方面的相关书籍，也大都采取讽刺张守,,说。如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指出“张公”即张守,,，“此云御史大夫，则张守,,也。„„达夫此诗盖隐刺之也”。[4]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中徐永年撰文认为张守,,隐其败状，“诗的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诗选》也持此看法，认为是“讽刺张守
,,的不体恤战士”[6]。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中也说:“守,,却隐瞒败迹，妄奏战功。事泄，贬括州刺史。高适曾送病蓟北，目睹军中腐败情状。后回封丘，乃作此诗。”[7]
这种说法的主要证据如《唐诗鉴赏辞典》所说，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之命，逼迫平卢
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传》)。张守,,的谎报战功是主要原因，诗人感慨愤恨，故作此诗以讽刺。
2.“讽刺安禄山”说
对于讽刺张守,,的说法，也有人提出怀疑和反驳，如陈昌渠、张志烈、邱俊鹏注《唐诗三百首注释》中说:“此诗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讥刺张守,,而作。恐非。”[8]而认为发生在燕地的重大军事事件――都山之战，激发了诗人的创作，并且囊括了自己在蓟北的所闻所感而成。傅璇琮先生《高适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提到“所有有关史料，并没有说他末年富贵骄逸等的记载，高适此诗是否即刺张守,,此事，是颇可必怀疑的”[9]。
菲谢尔蔡义江先生在《高适非刺张守,,辨》一文中，明确指出了这首诗并非刺张守,,，而是刺安禄山。理由是:首先，作者认为不同的版本对于序文所记的时间不同，《又玄集》为“开元十年”，《才调集》《文苑英华》作“开元十六年”，而张守,,开元二十三年开始拜辅国大将军、右玉麟大将军兼御史大夫，所以序文应该以《河岳英灵集》“开元二十六年”为准。同时认为张守,,隐其败状，为二十七年，但真相泄漏，贬为括州刺史为二十七年。其次，作者认为，序文称守,,为“御史大夫张公”“语甚恭敬;若果为高适所讽对象，不应如此。„„高适对他敬
重感激，当非偶
最多人玩的网络游戏然。”最后作者根据相关材料得出结论是讥刺安禄山，其所载《赦张守,,书》曰:“禄山勇而无谋，遂至失利，衣甲资盗，搓我军威，论其轻敌，合加重罪。然初闻勇斗，亦有诛杀;又寇戎未灭，军令从权，故不以一败弃之，将欲收其后效也。不行薄责，又无所惩，宜切停官，令白衣将领。”“又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亦合。高适在政治上颇有识见，安史乱起，„„而有感于禄山重罪不诛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讽的。”[10]
另外，钱云华《高适讽刺对象略论》(《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诗人所讽刺的不是张守,,，而是安禄山、赵堪与白真陀罗。认为从此诗的主题看没有讽刺张守,,，讽刺主将，《资治通鉴》的材料“张守,,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安禄山作为主将“侍勇轻敌”才导致败局，而赵堪、白真陀罗是主谋。其次，高适此时所写诗作没有讽刺张守,,。如《睢阳酬别畅达判官》《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等诗中，不但没有表示讽刺之意，却对其功业有赞扬之情，所以作者不同意讽刺张守,,说，而应是讽刺安禄山等人。
3.“讽刺张说”说
姚大勇《高适所刺新考》一文不同意讽刺张守,,的观点，而认为是讽刺张说。理由如下:首先，张说虽为文臣，但也久历戎行，功勋卓著。并根据《旧唐书》卷九七“张说本传”中授“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认为《旧唐书》卷九七所载“摄御史大夫”与“高适《燕歌行》所言“御史大夫张公”正合。另外因有的序文中作“元戎”，作者认为称张说为元戎即主帅，也完全合适。其次，高适诗中所写的苦乐不均，将帅生活豪侈，也可在张说身上得到印证。张说喜爱奢华，贪图财贿。“不难想象他军中生活的奢华，不会奇怪他在前
线战士流血牺牲的时候作为主帅依旧在营帐中宴饮。张说之人品、行径恰与汉代的飞将军李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高适《燕歌行》非为旁人，实因张说而发，序中所言御史大夫张公(或御史张公元戎)实即张说。作为文学作品，诗中所写当然不限于一人一事，而是做了典型化的概括，但诗之所刺，触动诗人提笔创作这首诗的原因，却是具体实在的。”[11] 这种“讽刺张说”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是并未得到更多的响应。
4.“任人不当，边策失误”说
孙钦善等选注《高适岑参诗选》:“反映了边策失当，帅不得人。”[12]刘刚《高适新解》认为有的解释所引导史实与诗中所述的战争情况有不符之处。而要了解所感的“征戍之事”，应该从高适《燕歌行》所表现的内容和思想着手。作者认为:“《燕歌行》主旨，决不是讽刺某一将领，而是对唐王朝任人不当与边策失误的批评和讽谏。”[13]
二、“艺术概括”说新解
对于这首诗，作者并没有在《燕歌行》中用具体语言表现出所讽刺的对象，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对号入座，而应认为是对时事的艺术性概括，也是对讽刺的多个人物的概况，因此“艺术概括”说应该是比较契合《燕歌行》的创作的，这是我们比较倾向的观点。当然有人不主张把此诗看作是专门讽刺某个人，而应该是高适通过《燕歌行》来表现对边塞问题的看法。
如张燕瑾对《唐诗选析》:“诗人写这首诗的起因，诗里描写的内容，都远远超出了张守,,一人一事，它是对当时整个边塞战争的概括，具有典型性。”[14]李友芝《关于高适所刺辨》
一文提到:“不能把《燕》诗就理解为实指那一帅的一时一事，而应看作是诗人根据自己多年来对边塞多方面生活的耳闻、目睹、体察、积累，高度地集中、概括、典型化了的具有丰富社会内容与艺术特的优秀诗篇。”[15]
潘慧惠《也谈高适所感“征戍之事”》一文也不同意专门讽刺张守,,，因为诗人没有在《燕歌行》中对张守,,进行针对性的讽刺和揭露，也没有“初胜后败”等内容。而据《旧唐书?张守,,传》等史料的记载，张守,,防御吐蕃和抵御契丹都是有功绩的。同时不同意讽刺安禄山，理由如下:其一，诗歌反应的是自卫性的防御战，与安禄山奉命击讨不合;其二安禄山虽骁勇，但称不上“元戎”，更不能与李广地位相当;其三，安禄山为虏所败，却被唐玄宗宽宥，只能说唐玄宗责罚不明、姑息养奸。所以作者认为:“高适的《燕歌行》是一首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诗歌，它艺术地概括了当时唐朝东北边塞的情况，表明了作者对边塞问题的基本见解、把诗歌所感‘征戍之事’的内容勉强附会于某人某事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是没有必要的。”[16]如果解释为针对某人的话，就会缩小诗歌的典型意义。有的观点更明确:“高适的《燕歌行》实际上是诗人从开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边塞生活经历和当时纷繁复杂的东北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现实的集中反映和艺术概括。”[17]同时表现将士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也有人通过壮美和优美结合的美学理论，从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一是《燕歌行》的意蕴;一
是优美与壮美能否融合于一诗。“《燕歌行》一诗的意蕴在于以高度概括的手法再现了唐代的边塞战争画面，歌颂了将士奔赴国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全诗的主旋律是昂扬奋发、忠勇爱国。”[18]同时做到了战争惨烈之壮美与诗中优美的调节，深化了主题。所以诗歌是以诗人的边塞见闻为基础，是对边塞生活的艺术概括，故不能能拘泥于某次战争，也不能拘泥为讥刺某个人。 于谦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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