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和乐府诗
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央政府一直设置着管理音乐和歌曲的专门官署乐府，负责采集和编制各种乐曲，配诗演唱。这些配乐演唱的诗歌，就称为乐府诗，也简称乐府。乐府原指音乐官署，后来也用以称乐府诗。现存乐府诗数量众多，其中有不少采录民间歌谣，更多的是文人作品，两方面都有不少优秀作品。大量的文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歌的影响。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但后来许多文人作品，只是用乐府体写作，并不配乐。唐代的新乐府辞更是如此。
秦代已有乐府官，但史籍没有具体记载，也没有诗歌流传下来。西汉以来，关于乐府的记载就具体了。西汉乐府官署有两个：一为奉常卿（即太常卿）统属的太乐，掌管雅乐，主要是传自周代的乐章；另一为少府卿统属的乐府，是汉武帝时建立起来的，专管通俗音乐，着重从各地采集民间歌曲，供帝皇和贵族们娱乐欣赏之用。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风谣，这一制度被以后历朝所承袭，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它使许多优秀民歌赖以保存和流传，为古代诗歌输送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我国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东汉乐官承袭西汉，不过太乐令改称为大予乐令，乐府令改称为承华令。两汉演唱通俗乐曲的音乐人员，叫黄门鼓吹
乐人。到曹魏时代，由于清商曲的发展，于太乐、鼓吹（性质相当西汉的乐府）两署外，又增设了清商署，西晋沿袭其制。六朝时代官制简化，东晋、宋、齐，仅设太乐署，统管雅乐、俗乐，至梁、陈于太乐外又增设鼓吹署。北魏、北齐，大致也设太乐、鼓吹两署。北周恢复古制，依照《周礼》建立官制，设立大司乐、小司乐等官。隋代设有太乐、鼓吹、清商三署，到唐代省去清商署，把它并入鼓吹署。汉魏六朝的通俗音乐叫清商乐或清乐，其歌辞为相和歌辞、清商曲辞，里面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民歌或文人作品。从曹魏到隋代，中央朝廷有时设立清商专署，有时由太乐或鼓吹署兼管清商乐，总之，清商乐在这段历史时期内是很重要的。到唐代，新兴的民间歌曲和西域音乐相结合，产生了新的音乐燕乐。配合燕乐的歌辞，逐步发展为长短句（词）。燕乐兴起，清商乐衰落，从此，中国的音乐和音乐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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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共一百卷，搜集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乐府诗最称详备。该书把乐府诗分为十二大类，下面按照其原来次序，分别作一点简括的介绍：
    一、郊庙歌辞是朝廷祭祀用的乐章。古代帝皇立郊祭祭天地，于宗庙祭祖宗，郊庙歌辞便是郊祭、庙祭时歌颂天地、祖宗的乐章。汉代有《郊祀歌》十九首用于郊祭，《安世房
中歌》十七首用于歌颂祖宗。这类郊庙乐章，以后历朝不绝，现存数量颇多；《乐府诗集》存诗十二卷。
    二、燕射歌辞是帝皇用于宴会和大射（射箭的一种仪式）的歌辞。帝皇宴飨宗族、亲友、宾客和大射时，要奏乐曲，这是从周代传袭下来的制度。今存西晋至隋代歌辞。《乐府诗集》存诗三卷。
    三、鼓吹曲辞鼓吹曲原是军乐。其乐器主要有鼓、箫和笳，鼓吹就是击鼓吹箫笳的意思。汉代，鼓吹曲还用于朝廷节日大会和帝皇出行道路等场合，借军乐以壮声威。汉鼓吹曲有《短箫铙歌》十八首，其中也有少数民歌，后代依汉《铙歌》旧题作诗者不绝。曹魏、孙吴以下各朝，亦各制鼓吹曲，其内容多数铺叙帝皇的武功。《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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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横吹曲辞从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军乐，其乐器有鼓、角，故后来又叫鼓角横吹曲。汉魏以来，流传的有《陇头》、《关山月》等十八曲，今所存歌辞，均为南朝和唐代文人作品。又有《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多首，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歌辞。《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五、相和歌辞原是汉代的民间歌曲，包含不少民歌，后来产生了大量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作品。相和，取丝竹相和之义，即用弦乐器、管乐器配合歌唱，声调清婉动听，因此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好。相和歌中的平调、清调、瑟调三部类，称清商三调，曹魏开始特别发展，成为相和歌的主要部分。《乐府诗集》存诗十八卷。
    六、清商曲辞以清商三调为主的相和歌，实际也是清商曲。东晋南朝时代，利用发展汉魏清商旧曲，配合南方的民间歌曲和文人拟作，是为清商新声，《乐府诗集》称为清商曲辞，存诗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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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舞曲歌辞配合舞蹈演唱的歌辞。分雅舞歌辞、杂舞歌辞两种。雅舞歌用于郊庙朝会，性质与郊庙、鼓吹曲辞相仿；杂舞歌用于朝会、宴会，性质与相和歌接近。《乐府诗集》存诗五卷。
    八、琴曲歌辞用琴演奏歌曲的歌辞。琴曲起源很早，但现存歌辞，大抵都是南朝、唐代文人作品。其中唐尧、虞舜、周文王以至汉代王嫱、蔡琰等人的作品，都出自后人假托。《乐府诗集》存诗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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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杂曲歌辞这类歌辞所收曲调，在唐宋时代配乐情况已不清楚，有的只是文人案头之作，根本没有配乐。因其数量甚多，内容复杂，故称为杂曲歌辞。察其风格，多数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相近。《乐府诗集》存诗十八卷。
    十、近代曲辞隋唐时代配合新兴的燕乐演唱的歌辞。郭茂倩在宋代编《乐府诗集》，于隋唐年代为近，故称为近代曲辞。这类曲辞，是唐五代词的先驱者。《乐府诗集》存诗四卷。
    十一、杂歌谣辞是不配合音乐的歌谣。因其风格与乐府所采民歌接近，故附列为一类。其中远古时代的作品，也多出后代假托。《乐府诗集》存诗七卷。
十二、新乐府辞唐代诗人学习汉魏六朝乐府诗（主要是相和、清商、杂曲三类），采用其体式，但题目、题材，都出自创造，形成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辞。这类歌辞都不配乐，是文人案头之作。《乐府诗集》存诗十一卷。
以上十二类歌辞中，最有价值的是相和歌辞、清商曲辞两类，它们包含了许多优秀民歌和大量文人受民歌影响的好作品。鼓吹曲辞、横吹曲辞、杂曲歌辞三类中，也有少量优秀民
歌和不少文人佳作。新乐府辞都出自唐代文人之手，也有不少深刻反映现实的佳作。郊庙歌辞、燕射歌辞两类，内容大抵为帝皇歌功颂德、祈求福祐和祝颂、规勉之词，是纯粹的贵族乐章，缺少文学价值。舞曲歌辞、琴曲歌辞两类，篇章较少，内容亦较平庸。近代曲辞配合燕乐，实际属于词的范围，因此一般谈乐府诗的都不予论述。杂歌谣辞不配乐，也不采用乐府体制，实际也不是乐府诗。汉魏六朝的优秀入乐民歌和在不同程度上受民歌影响的历代文人佳篇，构成了乐府诗的主流。
统观乐府诗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汉魏西晋、东晋南北朝、唐代三个阶段。下面分别作一点简略介绍。
在相和、杂曲、鼓吹曲辞中，包含着汉代的五六十首无名氏作品，后世称为“古辞”。其中一部分是民歌，所谓“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也有一些是文人作品。不少“古辞”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痛苦，“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如《战城南》、《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在描写上多用叙事体，语言朴素生动。句式有的是杂言，有的则为五言，是五言诗体的先驱者。《焦仲卿妻》（
即《孔雀东南飞》）描写男女爱情悲剧，控诉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更是一篇中国诗歌史上罕见的长篇叙事杰作。汉乐府民歌的深刻内容和生动新颖的艺术形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创立了一个新的优良传统，从而对后代诗歌产生深远的影响。
曹魏文人在汉乐府古辞影响下，写了不少乐府诗，有不少佳篇。曹操的《薤露》、《蒿里》、《苦寒行》，王粲的《七哀》等长于叙述汉末丧乱。曹丕的《燕歌行》写思妇怀念远游他乡的夫君，情辞凄婉，是现存早期完整的七言诗（东汉张衡《四愁诗》句中还多夹虚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与王粲《七哀》（其一）等都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这些诗篇大多注意反映社会情况和人民生活，多用五言体，见出作家努力学习汉乐府民歌的成绩。曹植的乐府诗篇数量颇多，除承袭汉乐府民歌风味外，有一部分注意对偶的工整和辞藻的华美，为以后文人所重视和学习。西晋乐府诗主要作家，有陆机、傅玄、张华等人。其作品或反映现实，或叙述故事，体制大致沿袭汉魏。但以陆机为代表的该时期作家，着重模拟前代作品，因袭多而创新少，语言又多注意对偶辞藻，缺少朴素生动之美，因此总的成就不及曹魏。以后南朝文人用汉魏乐府旧题写的诗篇，大多数也存在这种缺点。
汉魏西晋的乐府诗，如上所述，以相和、杂曲、鼓吹曲中的民歌，曹魏西晋的一部分文人佳篇，为最有文学价值。此外，汉代鼓吹曲辞《短箫饶歌》中的大部分，汉郊庙歌辞《郊祀歌》、《安世房中歌》，虽然文学价值不高，但因都是这些类别乐府诗的首出者，在体制上有创新意义，因而受到某些研究者的注意。
东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时代，南北方各自有其乐府诗。南方以清商曲辞为主，其中以吴声歌曲、西曲歌两部分最为重要。吴声歌曲曲调有《子夜歌》、《华山畿》等二十多种，歌辞有三百多首。西曲歌曲调有《石城乐》、《乌夜啼》等三十多种，歌辞有一百多首。其曲调和歌辞有的出自民间；有的则出自贵族文人之手，但也富有民歌风味。其歌辞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写男女情爱，感情热烈而又缠绵，但显得狭窄单调。形式大抵为五言五句（但不调平仄），语言清新自然。这些歌辞对南朝文人的抒情小诗和唐代的五言绝句产生明显影响。南朝文人除写了不少清商曲辞外，还写了许多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谢灵运、鲍照、沈约、吴均等著名作家都有不少乐府篇章，其中鲍照的成就尤为杰出。他在民歌基础上创作的七言乐府《拟行路难》十八首，不但内容较为广阔深入，而且变过去七言诗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语言流畅奔放，对后来七言歌行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横吹曲辞的鼓角横吹曲中，保存着北方的民歌二十多曲，六十多首。其曲调有《企喻歌》、《陇头流水歌辞》、《折杨柳歌辞》等。因其曾被南朝梁代乐府所采用，故称“梁鼓角横吹曲”。它们多数是北方鲜卑族的民歌，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珍视的兄弟民族的文学遗产。其内容比较广泛，涉及战争、行役、婚姻、爱情、人民贫苦生活等各个方面。体式也很短小，多数为每首四句。它们表情慷慨豪爽，语言刚健直率，风格与南方的吴声、西曲迥然不同。《木兰诗》是鼓角横吹曲中的唯一长篇，它塑造了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艺术性也很强，因此为后代广大读者所喜爱。它堪与汉乐府《焦仲卿妻》比美，被称为南北两大民歌。
唐代配乐的近代曲辞，属于词史范围，这里不论。唐代的乐府诗除郊庙歌辞外，都不合乐，是文人案头创作。它们可区分为两大类。一是古题乐府，根据鼓吹、相和、清商、杂曲等旧的曲调体式进行写作。这类作品数量颇多，其中一部分能冲破旧曲的题材限制，自出机杼，艺术上也富有创新意味，因而达到很高水平，成绩远远超过南朝许多文人的乐府古题。象高适的《燕歌行》，李白的《将进酒》、《蜀道难》，杜甫的《前出塞》、《后出塞》，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另一大类便是新乐府，是根据内容自制新题的歌辞。这类歌辞唐初已有，到盛唐多起来，象王维的《桃源行》，李白的《横
江词》，写得都很好。到杜甫继承汉乐府民歌和建安文人乐府注意反映社会现实的传统，写了《悲陈陶》、《兵车行》等篇，更为新乐府创作开辟了一条大道。以后元结、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以至唐末皮日休等都纷纷写作，为唐代诗坛的重要现象，有的文学史研究者把它称为新乐府运动。其中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达到了这类作品的高峰。唐代的新乐府辞，其内容体式也是相当广泛复杂的，但这类着重反映弊政民瘼、立意在讽谕的新乐府，确是新乐府辞中最光辉的部分。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写作乐府诗者不绝。其体制和唐人相仿，大致是古题乐府、新乐府两大类，都不合乐。其中也不乏佳作，但总的说来，缺少创新意味，艺术成就也逊于唐人，这里不再介绍了。唐代以来配合燕乐的歌辞为词、曲（散曲）。词、曲有时也称乐府，如苏轼的词叫《东坡乐府》，马致远的散曲叫《东篱乐府》，其涵义与乐府诗不同，这是应当注意辨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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