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的那点事儿] 农村那点事儿完
整版
要吃鱼在河里网，食堂里一毛钱打一大碗；要吃菜到田里摘，碧绿透鲜珠水欲滴；要吃肉就杀头猪，吹气刮毛血流一地；哨音一响集体出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工分，填肚皮。
上世纪70年代第一个元旦的第二天下午，凛冽寒风中的我，拿着刚从常州九中老师那儿开出的转学证明，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来到西瀛里的轮船码头，这时65岁的外婆、父母和哥已坐在船上焦急地等着我，船上塞满了床柜箱包等全部家当，也盛满了一家人对多舛命运的忧虑。
拖着好几家下放户的庞大船队悄然出发了，没有送客的喧嚷，只有呼呼作响的寒风。别了，常州！别了，双桂坊14号！
视野里，常州城越来越模糊，两岸的田垄农舍越来越清晰，不熟悉的广阔天地离我越来越近。
那一年特别的冷，雾霭朦胧的水面上有大块的冰凌，船桅上挂着细细长长的冰柱，船舱里冷得像冰窖，我用棉被
紧裹住身体，取出从家里事先备下的干粮充饥。
猎人装备经过三个昼夜的更替，船队终于到了我们下放的地方――直溪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范冰冰主演的电视剧
从河埂上走来了一人，里面有我的两个，她们都是这里的老知青，三是站里的会计，四是站里的赤脚医生，我们一家老小就是投奔她们来了。
从城里的温室一下子进入到农村的寒舍，快步的转身让全家人手足无措，尤其是用稻草烧大灶，整个屋子烟雾弥漫，涕泪交加。
闲来无事，在农技站里四处走走。站的最南边有一排很矮的房子，推门而入，一股剌鼻的臭气伴随着猪的叫声扑面而来，里面有昏暗的灯光，灯光里有人影晃动。我好奇地往里走了几步，只见与猪同舍的竟还有两个几乎没了人形的老人，整个一副骨头架子。我从没有见过鬼，但此时我真以为自己遇见了鬼，吓得赶紧逃了出来。后一打听，原来他们是镇上来这里改造的“四类分子”，这是我第一次与农村的“牛鬼蛇神”零距离接触。平安夜的祝福语
没过几天，一个风雨雷电的深夜，父亲在睡梦里听得轰隆一声巨响，赶紧起床，看到猪圈倒了。父亲边喊叫，边敲脸盆，如丧考妣似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回响。“非猪圈”里面的好多人从被窝里头钻出，从四面八方冒雨赶去救两个“牛鬼蛇神”和一猪。
东坡茄子是哪里的菜农技站，其实是一个当地人向往的好地方，是公社的良种试验站，那时的试验目标是双季稻亩产1000
斤，搞了好几年也没能达标。技术员还试着种蘑菇，当看到白白胖胖的蘑菇在牛粪上如花绽放时，我还拿了几颗回家泡酱油，这是听人说的，这样泡制的酱油味道会更鲜美。农田里除了种粮食，还种西瓜、甘蔗等经济作物，有次我躲在甘蔗地里偷吃一下午，直吃到嘴皮破为止。站里的种菜大棚，我们还常常在里面洗澡，冬天再冷，里面却是暖流荡漾。
站里云集了公社顶尖的农业技术员，还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的知识青年。按定量买饭菜票吃食堂。要吃鱼在河里网，食堂里一毛钱打一大碗；要吃菜到田里摘，碧绿透鲜珠水欲滴；要吃肉就杀头猪，吹气刮毛血流一地；哨音一响集体出工，面朝黄土背朝天，挣工分，填肚皮。我父母都是带薪下放，家里人经常有肉吃，我上学的饭盒里常带有银鱼蒸鸡蛋，小日子在外人眼里堪称“上流社会”，父亲乐善好施，常常“借”点零花钱给农民用用。西安旅游景区
我除了在农技站中学复课闹革命，农忙时也要跟男女老少一起光着脚下田干活，工分报酬是经全站人开会评的。给我这个未成熟青年的分值是5分/工，只有成人的一半。除了肩挑的重活外，插秧、除草、碾稻、踩水车等什么农活我都干过。我还和张锁荣、朱锁庆在一起放养过鸭子。当坐着不到一米宽的小船，在满是无根浮萍的水面上挥竿驱鸭时，
一种“鸭司令”的新奇自豪感油然而生。有一次，不听话的鸭从水面扑腾上岸，擅闯邻队麦场，大块朵颐地饱餐一顿，受损的邻队人到站里告了我一状，我少不了被一顿瘟骂。
早上是鸭蛋收获的时刻，打开鸭舍，面对满地白花花、圆滚滚的鸭蛋，我们这些给公家服务的养鸭人，从没私自拿过一个，哪怕这样的“私自一闪念”都不曾有过。那时的人公私分明，不好这一口。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了，谁不想到省城亲眼看一看，亲自在大桥上走一走。农中组织了学生参观大桥的活动，汽车是没有的，拖拉机还可以考虑。我也不知为何，居然被老师钦点，有了与其他七八个同学一道坐拖拉机看长江大桥的荣耀。“突突突”（拖拉机）一路西行。到了省城，我们住在老师事先联系好的南京外国语学校。第二天还是“突突突”把我们一行“乡下小佬”拉着，看大桥，看桥头堡上的“三面红旗”，那感觉特幸福。
站里年轻人多，公社成立的思想宣传队也放在站里，他们就住在与我家连排的校舍里。有文艺细胞的人聚在一起，成天就是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白天干农活，晚上排节目，在《沙家滨》片断里，我演沙四龙，穿个裤衩、红背心，上台跑一圈，就搁一句话：“妈，我摸了一条鱼。”我还加入了他们的乐队，先是跟着板鼓师的节奏敲小锣，凤点头、西皮摇板，常州下放的农中老师孙友珊还回城里帮我借
来一台洋琴让我敲打。
在农村的日子过得很快，一年一晃，初中毕业了，也用不着考试。是到站里头务农，还是继续上学读书，两条道路，两种选择。历来崇尚知识的父亲，在关键的时刻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要他的两个儿
子都一起读高中。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父亲的这一抉择，不失为英明之举，这为我后来的当兵、上电大、转干、评高级职称等奠定了基础，否则非高中文凭一切免谈。
优胜教育陈昊老婆高中学习一点不紧张，不用死记硬背，想学多少算多少，“读书无用”的思潮到处漫延。从常州下放的数学老师周汉银对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有一天他在课堂上动了真情，声泪俱下地给同学们讲起了音乐家冼星海在巴黎国立音乐学院求学的经历：冼星海租住在一个局促低矮的小阁楼里，白天打工，晚上练琴，由于房子太矮，拉小提琴的半个身子必须伸出阁窗，就这样，冼星海日复一日地对着浩瀚的夜空练琴，最后成了一代音乐宗师，写出了《保卫黄河》的传世之作。在那样的年代，敢这么说教的老师凤毛麟角，本质上好学上进的我，全然被周老师的这番教导给打动了，禁不住热泪滂沱，我的同桌――来自无锡的下放干部子弟顾维康看了似有不解，连声问：“?怎么了？?怎么了？”
有一天放学回家，天已晚，正赶上公社民兵抓现行反革命，据说在旁边的乌家大队村口的大语录墙上出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