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商”文化
[摘要] 构建新的城市文化，首先要梳理城市历史文脉，发掘文化个性与内涵。无锡作为工商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城市，发掘整理、提升工商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品格，是目前研究城市文化的重要一环。本文首次从理论高度提出了“锡商”概念，指出发掘“锡商文化”的重要意义，对锡商的体价值进行了梳理，对锡商的历史贡献进行了追溯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锡商文化内涵和精神特征进行了深入阐述和概括提炼，从而确立工商文化是无锡主流文化的观点，也首次对锡商精神质素进行了理论层面的论定。现代植物小短诗
王学兵主演的电影[关键词] 工商文化  “锡商”  历史价值  文化内涵
 
一、工商文化与无锡主流文化关系
邓紫棋画
无锡是一座充溢着工商文化的城市，强劲的经济特征一直是无锡文化的基本要素。在经历了农业文明、前工业化和准工业化之后，无锡率先进入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不仅大胆创造了具有阶段性典型意义的“苏南模式”，而且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继续迅速迈进，经济
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可以说，这一切与无锡深厚的工商文化渊源和优秀的工商文化质素血脉相连。虽然，无锡的文化系统中深蕴悠久的吴文化根因，但笔者以为，无锡的主流文化，尤其是成就无锡百年繁荣的主要动因却并非直接来自吴文化，而是尚德、灵动、务实、开放的工商文化。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工商业文化精神、超越了一般工商文化层面的、独具个性的“工商文化”，在此笔者将其界定为“锡商文化”。
需要纠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工商文化的认识存在某种偏颇和误读，“无商不奸”的话语系统遮蔽了对工商文化的公正认识，使之被曲解为“奸诈”“逐利”的代名词，这种观点带有明显封建社会的狭隘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偏颇，因此，首先要为“工商文化”正名。事实上，工商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资源，工商文化更是无锡文化中最艳丽的奇葩。
在无锡的文化系统中，鲜明而深厚的工商文化特当仁不让地占据着主流地位。在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无锡得以加速度的发展，并率先进入小康社会阶段，不仅跃上现代工商业城市的前位，而且继续保持迅速发展态势，深究这一切，都与无锡文化精神质素中的工商文化血脉相连。
王子异家从无锡人体心理机制看，发展经济、发家致富，始终是无锡人内心深处的人生情结，由于长期处于小县城的地位，无锡人心理上较少谋求政治建树，而更多关注经济利益的获取，因为它直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着人的社会地位。建国后，计划经济模式曾一度扼制了无锡人这种愿望和追求，使之难以释放张扬，然而，一旦环境改变，压抑多年的能量便有如火山喷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从乡镇企业的大量崛起、苏南模式的创立，到率先步入小康社会、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的入选，都与这片土地潜隐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工商文化氛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无锡强劲的经济态势背后，文化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经济与文化日趋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与经济更是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内在关联。作为经济内驱力的文化，正日益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无锡工商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锡商体的文化特质，显得十分必要。科学理性地发掘和提炼“锡商文化”的精神内涵，使之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和内驱动力，彰显城市文化个性，重塑城市文化形象具有非常的意义和价值。
二、锡商文化的历史价值及意义
历经久远的熏陶和浸润，多重因素构成了无锡城市特有的氛围、流行、风尚和价值共识，使其凸现出不同于周边城市的、鲜明的“工商文化”特征，它既是现实生活无处不在的折射，更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可寻。无锡的工商体作为一个十分特殊的体，他们崛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无锡城市的崛起、城市地位的提升、以及城市主流文化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提出“锡商”的概念[1]，并非无稽之谈。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广袤的中华大地形成了若干地域文化特板块，包括文化个性浓郁的工商文化体。此中，徽商、晋商、浙商已然是家喻户晓，然而，从体性禀赋、气质以及对社会历史做出的贡献看，“锡商”这一特殊体毫不逊，其精神内涵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在时间上，“锡商”崛起晚近一些，历史短于徽商、晋商，也不似后者那样受人瞩目，徽商、晋商、浙商今天已成为地域商业文化的标识与象征，相对而言，对“锡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看，锡商这一特殊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都十分巨大：
锡商体对无锡城市的崛起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无锡。正是他们卓有成效的经营活动，使得产业工人大幅增加，就业人数远超周边城市，一个庞
大的工人阶级遂形成，城市经济能力大大增强，城市GDP也跃入全国城市前列。由于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地位的提升，影响力增强，城市圈扩大，近代化脚步加快，为无锡从一个小县跃入现代工商业大市行列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895年，洋务派官僚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在无锡建成第一家工厂——业勤纱厂之后，荣德生兄弟、周舜卿、孙鹤卿、唐保谦、蔡缄三、薛南溟等又先后在锡开办面粉加工、纺织、缫丝、榨油等多家企业。至1912年，无锡民族工业已经有了20家企业，纺织、缫丝、面粉加工三大工业主体已经奠立，无锡在迈向近代化的进程中跨出了率先的一步。中华民国的建立和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一度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民族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契机。无锡实业家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竭力拓展，到20年代末，企业数从20个猛增至172个，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增长。荣氏茂新面粉企业在1915—1917三年间，从一家发展为四家，生产能力也从1914年的5000包/日增至10000包/日，荣登中国“面粉大王”的宝座。20年代，无锡已经形成了著名的六大资本集团[2]，到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1929年，六大集团工业资本总额达到了998.1万元，12个工业系统，208家工厂，工业资产总额为1177多万元，营业总额达9877多万元，从业工人达7万余人，位居全国前列。至此，小无锡事实上已经转型为一座近代化的工商业城市，在短短十数年中一跃而成为我国
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的集中地，产业工人人数远超周边城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了统治地位[3]，无锡人对资本的价值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湖北著名旅游景点民族工业的崛起和发展，正是无锡城市近代化的最突出的标志。工商业文化遂成为城市文化最鲜明的标志。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无锡，能够在近代一跃而起，繁荣的工业经济和活跃的工商活动是最为关键的动力。作为县级城市，无锡之所以能够摆脱行政体制的羁绊，最终崛起于苏州常州之间，并赢得与之平起平坐的地位，完全取决于城市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当地工商经济的发达对城市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实业家们的历史功绩不应被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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