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工程再成舆论热点
四分五裂造句2011年春夏之交，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及洪湖等其他湖泊的水位都下降到了半世纪以来的最低点。6月2日至4日，总理亲赴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考察抗旱工作。此次大旱导致近167千公顷农田绝收，民政部估计旱灾直接经济损失近150亿元。在这些情况的背后，却是纷至沓来的议论，其中一大特点是出现许多质疑三峡工程的声音。2006年5月主体工程大坝封顶的三峡水库是世界最大的人工湖之一，不过同期发生的各种自然现象都被指可能“与其有关”：2003年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2006年川渝干旱、2007年重庆特大暴雨、2009年西南大旱以及2011年的“长江中下游大旱”。
一起来看流星雨演员    三峡工程之所以不断进入舆论中心，其实背后潜藏着公众的三个诉求：一是知情权诉求，二是参与决策权诉求，三是社会公正诉求，这三个诉求是中国社会转型阶段公众普遍感觉没有得到保障的，也没有得到官方的有效回应。而“三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象征，对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工程质疑，事实上强化了公众‘三个诉求’的合法性基础。民众对这个耗资巨大的国家工程的质疑，也更能系统地呈现出他们的整体诉求”。
《刑诉法大修》：权力与权利博弈
8月30日，全国人大对外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以下分别简称《刑诉法》和《草案》）。 这是《刑诉法》15年来的第二次大修，这部法律被称为“动态的宪法”，涉及公权力配置与私权利保障，因而备受关注。目前，《草案》仍在征求意见阶段，前所未有的争论背后是立法博弈和利益诉求的较量。根据《草案》内容，此次《刑诉法》的修订内容达到1/4之多，其涉及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亲属可拒绝作证”等内容被法律界认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是立法上的进步。《草案》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式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这被视为此次《刑诉法》修订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人权方面最大的进步。这一规定确立了两件事，一是不能强迫任何人认罪，二是来源不当的证人证言应当排除，是相当大的进步。这将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        《草案》还最大限度保障了辩护人会见嫌疑人的权利。《草案》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这被视为吸收了已经生效的《律师法》的相
关规定。以往，律师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法庭上的辩护以及日常咨询，但此次《草案》将侦查阶段的律师明确为“辩护人”，并且规定律师会见嫌疑人不再由侦查机关批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陈红个人资料。这改变了原来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的情况。
政府有恙
  美国的主权债务已接近上限，中国艰难地想转变发展模式，欧洲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前景难料，日本则在衰退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世界病了。已经持续了4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过去，世界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反而呼啸而至，危机之初，各界担忧的只是那些“大得不可能倒掉”的公司巨鳄纷纷死去，失业率大幅攀升。但随着危机的蔓延，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当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政府来救，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谁能救政府？当危机的真相慢慢显露，人们终于发现，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出了问题。
  百年以降，政府的定位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改变。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市
场自由放任的神话，成就了以政府干预为实质的罗斯福新政。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深受怀疑，于是又开始“回自由市场”，新美国模式崭露新角，“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再次回归。10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强化了去监管化的市场定位，亚洲模式广为诟病，自由市场再受追捧。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自由市场的神话又告终结。 政府已经出手，但西方主要经济体迟迟走不出危机，有人认为根源就在于政府的干预，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有人认为因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所以起了反作用，并不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危机仍在继续。否定之否定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如何定位，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美国模式已经饱受质疑，中国模式也是光环不再，北欧模式的高福利国家更是被认为难以为继，德国模式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独善其身。政府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
  政府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也不能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政府需要设计出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但中国模式也不是最优选择。
接受的近义词政府如何帮助穷人
考研 计算机中国人常言“勤劳致富”，但这在现代社会并非绝对的真理。在勤劳与致富之间，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农民同样需要资本，同样有能力运用资本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对这一点，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本性，并非观念可以改变。金融机构向农民放贷，风险过高、信息不对称、成本过高的劣势始终存在，不克服这些问题，农民难借贷的命运几乎不可能改变。一边是农民急切需要资金，另一边则是农信社不敢轻易放贷给农民。2000～2008年郁南全县信贷年均增长2%，2008年全县的存贷比为36.7%，远远低于全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始于2009年的郁南金融改革，形象地说，就是在这两者间建立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就是“征信体系建设”。
  “征信体系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2009年6月，由郁南县委牵头，中国人民银行云浮中心支行协助，联合郁南县人民法院和工商、税务、公安、国土等14个部门建成了两套系统：“郁南县企业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和“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在系统所依托的县征信中心，人们可直接查询全县8959家企业和个体户及11万多户农户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具体运用到农民贷款，则依托另两套配套的制度创新：信用村建设和金融扶贫。
  2009年6月，桂圩镇勿坦村开始试行信用村建设。根据收入、计生、社会治安等指标，农户被评为“优秀、较好、一般、差”四种信用等级。“较好”及以上级别的农户，将获得农信社授信，持信用证可随时到农信社贷款。优秀Ⅰ的贷款额度为5万，优秀Ⅱ为3万，较好为1万。在勿坦村，较好级别以上占比85.48%，359户农户得到授信。未达到信用户标准的贫困农户，可通过“金融扶贫”进行贷款。郁南改变以往直接发放扶贫款的方式，将1000万元的金融扶贫款纳入“金融扶贫基金”，并以此作担保，信用放大5倍，向全县4497户贫困户实施整体授信5000万元，为每户贫困家庭提供1万元小额担保贷款在全面实施金融扶贫之前，郁南县4497户贫困户均要签署诚信宣言，承诺“不赌博、种沙糖桔不用违禁药、养猪不用瘦肉精”。在信用村的指标体系中，除了经济收入、贷还款记录等硬指标外，还附加了社会评价指标，对“黄、赌、毒”实行一票否决。金融改革为基础，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将信用村创建与农村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村民自治有机结合起来。
  相比民间人士在农村推进的金融改革，郁南的改革明显享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动员能力，这是以行政力量推动改革的最大优势，也是最令人担忧的地方所在。郁南改革利用金融的力量，使得扶贫作用放大了几倍，做法很好，但是由于大量动用行政资源，能否推动、持续发展要取决于领导班子，这种改革难以复制。发展农村金融应该更多依赖市场和农民的
罗仲谦杨怡力量，比如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