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颢《黄鹤楼》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二诗比较
《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梦见地震是什么意思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诗作中，能被千古传诵，万人争咏的佳作不少，但象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那样，不仅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且后世文人不断地为它们的优劣争讼不已的现象，则十分罕见。n号房间事件免费观看
关于这两首诗，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的《黄鹤楼》诗，为之敛手，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游金陵凤凰台，遂作《凤凰台》诗，欲拟之以较胜负。这些记载，见于《唐才子传》和《唐诗纪事》等多种著作，故尔基本可信。
两诗诞生后，便有所谓优劣之争。相当多的人以崔诗为优，严羽云：“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诗评》）李梦阳云：“一气浑成，净亮奇瑰，太白所以见屈。”（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七律）吴昌祺亦云：“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干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而金圣叹则说得更彻底：“（李白）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卷二）明确提出李白此作多余，应该藏拙让贤。不过，为太白鸣不平者也大有人在，唐汝询评李诗曰：“为词造意，俱深于崔。”（《唐诗解》卷四十）周敬日：“读此诗，知太白眼空法界，以感生愁，勍敌黄鹤楼，
一结实胜之。”（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盛七律）今人施蛰存也云：“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①]当然，也有一些折中说法，如方回云：“太白此诗，与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卷一）刘克庄云：“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前集》卷一）张步云先生说：“崔诗超绝，李诗意胜，各有千秋，不能轩轾。”[②]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对于一篇作品的评价，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审美取向，而每个阅读者又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便觉上述诸家之论，尚有未到之处，）因此也不揣愚陋！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们先从立意和构思上，分析一下两诗的特点。就立意而言，崔诗以传说起笔，身登江楼，目随悠悠白云，自然思接千年，忆及当年仙人跨鹤故事，然仙人终属虚妄，黄鹤也一去不返，悠悠千载，今古所同者唯天边无尽之白云尔。心念及此，思绪便不得不拉回现实，而目光再与眼前之春景相接，睹晴川草树，烟波生于水上，又情不自禁地生出乡关何处的惆怅。通篇弥漫着一种无法排遣的愁绪，立意高妙，浑然天成，无半点斧凿痕迹。李诗以游凤凰台开篇，传说南朝刘宋年间，曾有凤凰栖于金陵之凤凰山，首联便借凤凰之
192.168.1.1进不去一去不返，暗示六朝繁华也如梦幻不可复寻，唯江水日夜奔腾不息，可作见证。颔联将“凤去台空”之意进一步发挥，昔日东吴之盛事固然已为陈迹，而在历史上取吴以代的晋朝不也只剩下荒冢数堆了吗？经此联之一承，沧桑之感顿生，此情无计可消除，遂将目光投向远处之江天白鹭、依稀云山，以自求旷怀，却不料鹭洲云起，令人复生浮云蔽日、奸佞塞路的感慨。两诗立意同臻妙境，未易轩轾。而在构思上，崔诗遵循这样的路线：忆仙——抒情（人去楼空）——设景（晴川草树）——抒情（愁）。李诗则是这样谋篇的：忆凤游——抒情（凤去台空）——设景（吴宫花草之类）——抒情（俱成往事）——设景（三山二水等）——抒情《长安不见之愁），相对而言，李诗更多一重曲折。
第二，从遣词造句上分析。崔诗前两联一气呵成，全不假雕琢，四句中“黄鹤”三现， “去”、“空”凡二见，三、四句不对，却全不见其重复拖沓，很好地表现出仙去楼空，盛事难再的感情，气概莽苍。方回云：“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卷四）沈德潜则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说诗晬语》卷上）李诗首二联用非常凝练的笔墨，不仅勾勒出凤凰台的寂寞现状，表达了繁华不可久恃的道理，而且更进一步指出所谓胜者和败者就历史而言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过程，最后都不免为荒坟断碑所代替。其中三、四两句用心尤良苦，每一句由两个场景构成，一为昔日
套路大全美女如云的吴官和儒林成列的晋廷，一为今日之幽径和荒丘，两两对照，涵括力极强。颈联崔用“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转接，虽眼前景，却字字落实，一字移易不得。不仅状景如画，且暗含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蓁萋”之意；为下文以乡关之情收束埋下伏笔。李诗则用”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转接，便觉气势壮阔，思落天外，而由天边之浮云蔽日联想到朝廷之奸臣塞路，暗含古人“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之意，极其自然。故以遣词造句而论，崔妙在浑然天成，李则胜在组织精工。”
第三，情感力度的比较。两诗在抒情上有个共同点，即感情都在后半部分得到强化，且都因景生情，意旨深远。对于这样的佳作，最好的评判标准便是艺术感染力的大小。然而就这一点而言，历来意见也不一致。明人王世懋认为崔诗更具感染力，因为李白本已愁绪满腹，并非因登台而生愁，而崔颢因登楼远眺，见江上之景而生乡愁，自然而然。此论颇中肯繁，但也未可遽许为探骊之论。有的学者则认为，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因此两者的境界便有高下之别，李诗更具积极意义。笔者认为，区分诗歌感情力度的标准不在于缘何而愁，或愁生何时，而主要在于作品中反映的情绪是否具有某种深刻性和普遍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崔诗显出了它的优势。对于家
乡的思念，对故乡的向往，是人类的一种最质朴最自然的情感，也许崔颢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登高一唱，却引发了千百年来普遍郁积在人们心中的乡关之思，触摸到了人类的这个极为敏感的情意结，并且，这种情感又是在晴川草树、他乡日暮的具体环境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因而更能引起千百万人的共鸣，而前四句鹤去楼空、仙界难求的感叹，更成为一种很好的铺垫，使得崔颢的哀愁不再仅仅局限于乡愁，而是衬托出人类面对茫茫宇宙人生，不知身居何处的无归属感。这种感觉不仅穷者有，达者有，隐居山林者有，托身廊庙者也有，古人有，今人更甚，真可谓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底所无”的东西，因此其情感力量是穿透古今时空的。反观李白的后半首，则不具备这样的底蕴，浮云蔽日的感慨，虽然积极，却受到某种时空限制而非人人都能产生共鸣，今人更难索解其中的意义，故而其感染力就不如崔诗来得强烈和深远。
选自黄意明《掬水月在手》，上海交大出版社2017年版
小发明制作方法图片[①]施蛰存《唐诗百话》，第1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②]张步云《唐代诗歌》，第30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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