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知“琢”见
Li Yu Zhuo Column
作者简介
李玉琢，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1987年
从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下海，先后在四通公司、华为公司、
利德华福公司、合康亿盛公司、金风科技公司担任高层管理
者，在企业建设与管理方面有独特的认识和成功的实践经验。
2006年，李玉琢出版《我与商业领袖的合作和冲突》一书。
——评华为接班人
郑宝用的常务副总裁为什么被任正非突然撤下？一种说法是，任正非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防止郑宝用有松懈之心；也有人说是他与孙亚芳的矛盾导致他被弃用。
金星节目为什么停播郑宝用有点被边缘化，我很同情他。有一次，我和他一起乘飞机，我直言不讳地说：“郑总，我觉得你这几年很压抑，你是一个有能力有见解的人，应该在华为单独地挑起一些工作。可是你现在像是在打短工一样，你不觉得委屈吗？”他叹口气说：“很多人都劝我离开，但是为了华为大局，我不能动。华为到今天不容易，很多弟兄在看着我。”
大约2003年时，他不幸得了脑瘤。华为倾力为他医治，居然奇迹般恢复健康。我估计他再担重任的可能已经不大，保持身体健康对他是第一位的。
聂国良：
我刚进华为时，聂国良是电源事业部总经理。莫贝克改组时，他带队整建制加盟莫贝克，任副总裁。不久回到华为总部，迅速晋升为常务副总裁。据任正非说，提拔聂是由于他能大胆引进人才。除此没听说有何其他的过人之处。
他举荐的人物之一，是把一个浙大的博士后介绍到莫贝克，后来任正非为这个博士后曾埋怨我工资给得低，职务提得慢；我后来不得不离开莫贝克，据说聂国良和这个人都起过作用。
任在华为从未公开提到哪个人是接班人，但在1997年初让聂到莫贝克兼职的时候，任曾说：“我准备让聂国良将来做华为的总裁，因此只能兼任莫贝克的一些工作，不能调去。”那一阵聂成了华为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什么事都交给他，大有权倾一时之概。
聂国良在我之后做了整整3年的莫贝克总裁，没有表现出格外的领导能力，但还是很尽心很努力。有一次在青青世界，因为一个干部的使用问题被任正非狠狠地骂过之后（我与付恒科在场），我搭他的车回宿舍，他向我哀叹：“没法干，怎么做都不对。”后来做了一段
李玉琢
华为岁月之走出华为——有人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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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世界》 March, 2019
审计工作，不久提出辞呈，大约于2000年离开华为，好像创立了一个咨询公司。
有一次我在深圳见他，问起离开华为的情况，他不满地说：“交上辞呈不久任正非就我谈话，说了几句出去做事不容易的话，没有3分钟就把我打发了。”显然在任正非的心目中，聂从来就不是有分量的干部，聂的威信、能力也远远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聂在华为做了十年，临离开时，任正非连稍微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聂怎能不伤心？但当年任正非当着我的面说，聂国良是华为未来的总裁，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据聂自己说，任正非之所以用他仅仅是为了平衡郑、孙二人的关系。若果真如此，我在莫贝克时，任不是也用他对付过我吗？
孙亚芳：
李小龙逝世46周年对于任正非这样一个个性极强又极具操作力的强势领导人，在华为公司，孙亚芳是他最给面子又最能听得进话的人。孙亚芳的真正作用，也许并不像她目前所担任的职务——董事长那样规划企业或决策指挥，大多的场合是助手、参谋、政委的角，尤其任正非不愿出面或不便出面的场合，由她充当特使的角，以女性的温和、忍耐会比任正非的急躁、刚烈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或工作的推进。
孙亚芳的聪慧、干练以及对任正非的脾性、思想的领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及的，包括她极好的英语，都是任正非所倚重的。任、孙合作长达二十多年，如果不是由于思想理念的一致以及为人处事的合拍，则不可能会这么久。
漫威首位华裔英雄在干部面前，在多数场合下，任对孙似乎言听计从。说她是任最为信赖的助手似不为过，不然也不可能将董事长这种法理上的最高职务让她担任而不是别人。但是在大多数干部的眼里，觉得她不如任正非更实在、更容人，对她都敬而远之，与她来自门也许有些关系。
孙亚芳尽管在公司高层多年，有凌驾全局的角度和机会，并见过许多世面，但她成为华为未来第一人
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大，因为她从未单独操作过企业，她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而任正非退休时，孙亚芳恐怕也六十上下了。
在我主政莫贝克期间，任与孙曾酝酿过结婚，任正非因此曾一度让孙担任我的助理，任命也发布了，但实际上她一天也未到位。不久，在一次干部会上，任说孙不愿做家庭妇女，还想干事业，婚姻的事就告吹了。
曝董璇离婚原因华为岁月之走出华为
我调离莫贝克是孙我谈的话；我离开华为，她又代表公司到北京劝我回去；2000年1月3日，是她在我的离任书上最后签字，并把她在哈佛学习的几本书赠给我，我至今没有看过，但还保存着。
大概是1999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华为一位副总裁级的干部把我叫到楼下他的车里，神神秘秘地对我说：“李总，我们有一些人想离开华为自己办企业，我们希望你来当头，活由我们干，想听听你的意见。”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提离开华为的事。我不知就里，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秘密串联和邀请。
1999年七、八月份，清华深圳研究院的同学朱鸣学到我，说清华大学有一个通信产品的项目，有人愿意投8000万到1个亿办一个公司，问我愿不愿意去当总裁。后来清华大学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宋军专门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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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我到这个公司担任总裁。我婉言谢绝。
自打1987年离开中科院计算中心，我一直都在民营企业干，已经无法再回到体制内去，这是其一；其二，我拿着跟在华为一样多的工资，在一个国营性质的企业里，势必会引起别人的眼红与妒忌，我不想成为众矢之的。
10月3日晚，我的心绞痛发作。到深圳探亲的妻子第一次知道我患了冠心病，她几乎哭着说：“再不能在深圳干下去了，命要紧。”她劝我回北京家里过和有人照料的生活。
从1989年6月27日受沈国钧和段永基的派遣，到深圳创建深圳索泰克生产基地开始，到后来组建深通公司，到1995年5月加盟华为，到1999年末，我一个人在深圳整整干了十年。其间左冲右突、拼命奋斗，结果壮志未酬，身体却完了。我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脆弱。是该回家了。
就在下定决心准备辞职回北京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利德华福投资人于波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
他要带人来参加第一届高交会，希望能与我见一面。一年前，经人介绍，我曾与于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喝过一次咖啡，当时他向我请教过如何办一个电源公司的事情。记得我的回答是“如无特不办为好”。其实人家并未听我的劝告，不但办了，还于一年后上门来了。只不过已是一个要倒闭的企业。
我们约在深圳湾大酒店见面。陪同于波的还有许军（北京大学毕业，协助于波收购利德华福，后作鸿商投资总裁）、张东胜（清华大学硕士，利德华福创始人，总工程师）两人。后来我猜想，看高交会是假，见我可能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谈话到最后，于波让许、张离开，开始切入主题，问我愿否接手他们一年前创办的利德华福。我记得他当时说得十分恳切：“李总，这个企业办了一年，已投了2000万元，办不下去了。我自己兼了两个月的总经理，也累病了。如果你答应接手，我就再投钱办下去，你若不答应，我回京就解散了它。”
这次见面恰巧发生在任正非拒绝我回京工作的当口，因此心里有些松动。
但是否马上接手一个企业，而且是一个我毫不知情、面临垮台的企业，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碍于面子，我答应考察后再说。临分手时于波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你说企业领导人请国外回来的好还是用国内的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用国内的好一些，毕竟在国内办企业，但这个人必须具备现代企业意识。”
一周后，我借回京出差的机会考察了利德华福。在许军的陪同下，我考察了分散在四个地方的办公场
所。整个企业一片萧条，我对于这样一个企业有无重振的希望一点概念都没有。但介绍中，一个正在研发的、编号为9901的项目引起了我的好奇，这就是当时由倚鹏、杜心林等人正在开发的高压变频器项目。
10月中旬我回到深圳，就高压变频器请教了从日本回国由我接进华为的清华大学博士吴壬华。我把他请到深圳湾大酒店喝咖啡，我问他：“吴博士，有一个公司想请我去，它生产高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是什么东西？你认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前途？值不值得干？”
他说前一段搞项目预研，正巧对此有过研究。他为此大概给我讲了三个小时，我只记住了以下几点：第一，高压变频器是电力电子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产品，它严重依赖功率器件的进步，但现在已不成问题；第二，技术门槛比较高，只有国外大公司才能干。过去通用变频器解决低压电机的调速问题，高压变频器由于器件的耐压问题，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如果能干成会填补国内空白；第三，目前销售的产品主要是国外的，国内也有人在干，已经搞了好几年，但不成气候。一旦市场打开，每年市场容量大概有50亿到70亿元。
他等于给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技术扫盲。不过他最后说：这个产品市场这几年正在开启，别人没做成，你李总却有可能，因为办企业你有经验。正是这样一句话
点燃我心中的豪情，我决定以带病之身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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