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李鸿章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研究晚清历史，他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从1860年募组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起，李鸿章仕途青云直上，先后出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署等职；1870年后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在这一职务上留任达25年之久。在前后4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是清廷“倚以为重”的军国重臣。他组建了以皖系子弟为核心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参与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教育，组建了第一支近代中国海军——北洋水师；他长期主办对外交涉事务，并代表清政府签订对外条约，是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当事者甚至是关键人物。梁启超则更把他在李鸿章死后不久写成的《李鸿章传》别称为“中国近四十年大事记”，认为李鸿章是近代“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几乎可以看作晚清历史的一个缩影。
谱尼真身怎么打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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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 怎样删除360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
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
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
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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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
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漂组词两个字 ：《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
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张之洞
他注重教育和治安，对清末教育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也是由他开始主导。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曾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炮厂等。八国联军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与驻沪各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諡文襄。有《广雅堂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成为晚清「四大名臣」。
曾国藩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争议甚大的历史人物。但这正说明其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令人争议的重大作用并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以为，要认明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
8万左右的车位，首先要认明曾国藩所处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历史任务是什么?为了实现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的条件又是什么?总之，不能拿一把超时空的尺子来衡量一个具体时代的具体个人。要看其人在他所处的时代充当什么角，于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然后才能确定其人的历史地位。
  曾国藩生于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生活在战争前后62年的时期里，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是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期，是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的时期，是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产生的时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时期，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巨变”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任务，一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一是捍卫民族独立；或者说，一是反封，一是反帝。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经历了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处理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表现和作用，同实现此两个历史任务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是多方面的，即使在一个事件一个运动中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从不同的角度看，会呈不同的彩，在处于不同时代的后人眼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曾国藩。所以，称曾国藩为“中兴勋臣冠”者有之，颂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者有之；骂曾国藩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反动头子”者有之；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者亦有之①。我以为，这些说法不能说都没有道理，没有依据。但是要明确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必须把曾国藩置于孕育他的时代，把他同他的时代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分析历史给他提供的任务及实现其任务的历史条件，他能作什么，不能作什么。把曾国藩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近代化联系起来，他究竟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确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把曾国藩置于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之中，视其如何对待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定其爱国或卖国之功过。在国家问题上，议者应有个共识：我们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家，既不是汉族之国，也不是满族之国，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之国。我们说的捍卫民族利益，是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单独利益。这不仅是照顾某个民族的情绪问题，而是要承认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已存在两百多年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