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范式
晨阳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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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们首先所要面对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范式”。我们的教材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编写的;我们读的一些史学专著则是按照“现代化”理论范式来写的,还有“冲击——回应”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社会史”范式等等。那么,什么是“范式”呢?
“范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论,首先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nn) 最早提出,并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系统阐述的。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通俗地讲,范式就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
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所以,“范式”原本是一个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名词。后来学者们就将这个名词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引入到史学领域、引入到中国近现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现在人文社科领域所讲的“范式”,是指“某一科学体在一定时期内基本认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学术基础和原则体系,它通常包括一门学科中被公认的某种理论、方法,共同的对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观”。换言之,“范式”就是解释、说明研究对象的一种话语、理论、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针对某一学科、某种学术问题建构起一种“范式”,就等于提供和部分掌握了某一学科、某一问题的话语权、解释权。而当这种范式得到普遍认同时,这种话语权、解释权就形成话语霸权。
学术范式的核心,无疑即是学术话语。而学术话语,说到底就是学术研究的提问和论说方式。它集中体现为研究者所使用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范畴系统。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革命史范式”
所谓“革命史范式”,就是以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作为观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根本出发点和最后落脚点,并以此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国”的根本依据和最高标准的一种学术话语体系。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与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帝、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现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由此,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自然被给予了过多地关注。从革命的视角来说,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都是和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按照“革命史范式
”的学术逻辑,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抓住了“革命”这个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相反,如果忽视近现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那么其评价就不太准确。
“革命史范式”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产生及领导中国革命以后逐步形成,最早是1939刘玉翠男友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采用;历史学家范文澜在1941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和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戊戌变法为止)也采用这一模式。解放后,范文澜用这一模式重写两书,成为中国史学界具有示范性的著作。在其影响和官方的大力推动下,从1950张柏芝个人资料至1980年,革命史范式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确立了“一统天下”的强势理论话语地位,全国所有这一领域的教材、专著、宣传物都是按照这一范式来讲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一范式的主要代表著作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四册,剪伯赞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胡绳《从战争到五四运到》等。
整体上看,“革命史范式”论者一般都信奉“革命万能”,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他们观察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始终只停留在上面,即“政治革命”这一层面。他们相
信近现代中国的一切问题,只有“革命”的方式才能来一个“根本解决”。在革命史范式影响下,中国近代史(1840至1919)的历史过程相对比较清楚但单调,无非就是“一条主线”(阶级斗争)、“两个过程”(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大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辛亥革命)、“八大事件”(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比较简单化、绝对化。比如评价历史人物,首先看出身,其次看他对人民是否同情、对封建的东西是否批判,再次看他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对人民反抗斗争的态度。按照此一逻辑,就要肯定林则徐、洪秀全、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中的抵抗派、孙中山等革命派,就要否定琦善、耆英、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慈禧等。这样,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把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相统一的历史运动发展过程简单理解为只是必然性在起作用,偶然性不见了。历史人物的评价“唯出身论”、“唯阶级论”、“唯立场论”,而其性格、感情、思想与工作经历等都不见了,历史人物变成了只剩阶级构成的骨架。整个历史也变成干巴巴的,我们现在读1980年代中期以前讲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就是这样的感觉。按照革命史范式,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讲政治史和革命过程、革命思想、革命理论、革命斗
争、革命影响,其它如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社会史(普通百姓的生活生存方式与社会风俗等)都不重要,都被遮蔽了。总之,这一学术范式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毕竟革命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革命尽管是推动近代中国变革的重要因素,但它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变革。况且,要全面理解近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所有侧面也是不合适的。正是发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所以19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寻一种能更好的说明中国近现代史过程、解释历史真相和历史本质的学术范式。这时就出现了“现代化范式”。
二、“现代化范式”
所谓“现代化范式”,就是以“现代化”作为观察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视角与标准,以“走向现代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发展线索,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高的和根本的标准的一种学术话语体系。
生活中的困难要了解“现代化范式”,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在英语里是一个动态的名词:modernization,意为“成为现代的”之义。英语里还有一个词:modern times。这个词是指从公元1500年左右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说,“现代”一词的历史时限
拉得很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而且伸缩性很大,没有明确的下限。这是近代西方史学观点的反映。近代西方史学界对人类文明史最粗略的基本分期法,是三段式的:古代的、中世纪的、现代的。由于“现代”这段时间很长,西方历史著作中又把距离我们生活时代最近时期的历史划成一个时段,称为“当代”。从西方史学观点来看,“当代”即“同时代”的意思,并非一个确切的历史分期,只是“现代”时期中最靠近我们的一段。在英语里,Modern一词除作为时间尺度的概念外,还有另一个涵义,即“时新的”与“时髦的”。在这一层意义上,这个词在汉语里一度被翻译成“摩登”。另外,Modern一词最早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率先使用的,当时用这个词表达一个新的观念体系,即把文艺复兴看成是一个与中世纪相对立的新时代。
“现代化”一词的词源就是如此。那么,现在人们常说的“现代化”一词是什么涵义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地说,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改革,以迅速赶上先
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应该注意的是,“现代化”这个概念与通常所谓的“近代”、“现代”的历史概念不同。世界史一般以16世纪作为人类中世纪与近代历史划分的分界线,但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与中世纪的历史连续性是明显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是缓慢渐进的。唯有工业革命以来的变化(以国民财富持续增长为标志的发展显著加速,通过世界市场使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世界最边远的、孤立的民族都卷入旋涡,生产力发展主要依靠非生物性能源如机器动力,科学技术成为决定性因素,西方工业国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水平超出世界其他国家之上),是跳跃加速的,构成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的转型过程。所以,把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作为现代化完成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合适的。
现代化的内容:
(姜文简介1)经济自由化或者混合经济,其中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制度等。
(2)政治民主化,按西方的经验就是民主政治,包括公平公开选举、多党轮替执政、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法律监督、公务员制度等。前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与此不同。
(3)社会关系方面,充分保障人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迁徙权、财产权、经济自由权、政治自由权、思想言论自由权等。
(4)思想文化方面,按西方经验就是多元价值观、学术独立、教育与政治分离、宗教与政治分离、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主要讲思想一元化。
(5在我的心里从此有个你)军事方面,按西方经验就是军队于政治中立,军队国家化,军人职业化,军人不参与政治等。在中国,过去国民党搞“党军”,所以中国共产党为对付国民党也只能搞“党领导军队”,这种传统一直到今天。
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现代化范式”主要有两派:第一派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论者,这一派彻底否定革命的合法性、必要性,认为近代中国革命将中国“搞遭了”、“弄坏了”,大大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历程。有人讲这一派其实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者。第二派是以罗荣渠(代表作《现代化新论》)、许纪霖、陈达凯、何清涟、杨念(他们几个人合著了《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等为代表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者,这一派是“现代化范式”的主流。以上两派都强调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历程相对于革命的重要性,均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
主流的“现代化范式”现在已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内,已被承认是具有中国特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着三大矛盾,即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决定了四大趋向:衰败化(指引起“王朝循环”的各种内部体制性危机和社会骚乱的再现,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机构衰落的趋势)、半边缘化(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下,中国原有的历史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革命化(指上述两个过程激起中国内部产生反西方侵略与拯救民族危亡的强烈回应)、现代化(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兴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第一次现代化是从洋务运动到1911年,其模式是“防卫型的现代化”,后因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清室的退位、皇权的土崩瓦解而断裂,直至1927年;第二次现代化是从1928年国民党
统一中国至1937年抗日战争的发生,其模式是“共和资本主义型现代化”,后因为日本的侵略和国共内战而断裂,直至1949年;第三次现代化是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6年,其模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后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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