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有关历史人物评价
有关的历史人物？
在中国近代史中，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在解放后得到蓬勃的发展，无论是资料的搜集整理、专题的深入钻研和大型专著的撰作和出版，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当然，百家争鸣，见解分歧亦多。近年来，有一种论点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是西方的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
对这种论点，许多史学专家寄予了关心，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综合各家成说，就太平天国的进步和落后的问题与有关太平天国人物的评价问题，叙述如下。
一、关于太平天国的进步和落后
对太平天国作如何评价，它是历史的倒退?还是对历史的推动和促进?这不可掺杂任何主观好恶，而应该客观地根据它的方针、政策和实践进行科学的评述。
(一)《天朝田亩制度》反封建的本质
关于太平天国的建国理想和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历来争论最多，见解最分歧。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便把“凡天下田皆天父之田”与“有田同耕，有饭同食”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有的学者也把《天朝田亩制度》。中关于产品和“收成”的平均分配定性为“实质上是反动的”。经过数十年的研究讨论，普遍的共识是认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本质是革命的、反封建的，它有空想、落后和错误的方面，但这是非本质的，是外壳而不是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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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00年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是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反封建必须反地主土地所有制。《天朝田亩制度》彻底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这就意味着铲除封建制的根基，挖掉封建专制政体的墙脚，这是进步的、近代化的重大标志。
在太平天国前夕，中国大地“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求生无路，这才被逼起来造反。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颁布了纲领性的《天朝田亩制度》，它明确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土地平均分配，以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平等平均的理想境地。“有田同耕”，这意味着巨富豪绅的万顷良田要被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这在东亚古国的中华文明史上，是第一次破天荒地以法令形式把地主土地平分给农民。中国自秦汉以来，农民流血牺牲、千百次地发动起义，他们最大的动力就是要求分得一块赖以生存的土地。《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正是顺应了历代农民的要求，也是中国农民见到的最大的福音书。所以，《天朝田亩制
度》具有巨大的革命性，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近代化的需要，这是不言而喻的。
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最遭受非难和攻击的，便是它对农产品和收人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与“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这种规定当然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然而在百多年前的反封建历史时期，它却并非反动的。贫苦的小农生产者，既没有文化，也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很自然地带有空想和错误的成分，他们希望把“天下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平均主义生活长期巩固下来，永远不再出现贫富悬殊、饱寒冻馁的可悲现象，其主观愿望未尝不是好的，但
它却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这种错误和空想，人们往往看得过于严重化，以至掩盖了它反封建的革命本质，这是不恰当的。两相对比，正如列宁所说：“农民希望立即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空想，而是革命。” 革命是它的主流和本质，而空想和错误则是非本质的和次要的。有识的论者比方为胡桃的外壳，这外壳看来似乎坚硬，但它却并不会阻碍胡桃核的发芽和破壳生长。
因之，《天朝天亩制度》的本质是革命的，反封建的。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农民革命的进步纲领，应予以肯定。
(二)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天朝田亩制度》的分田法因为战争环境而未得施行。它的农村圣库制度等产品分配方式也因其空想和错误而不曾兑现。于是，在1854年的夏秋间，太平天国便明令施行“照IH交粮纳税”政策，这政策即按照原清政府征收田赋的方式，随田派征土地税，以此“充军储而裕国课”。这种政策的纳粮赋人，既可以是为原产业所有者的地主，也可以是在地主逃亡后承种田地的佃农。换言之，这种政策既允许地主存在和收租完粮，也允许佃农代纳田赋，即所谓“着佃交粮”的措施。这种土地政策，在太平天国治辖的皖、赣、鄂和苏、浙地区，都普遍得到推行。它稳定了中小地主，争取他们投向太平天国，也得到佃农的支持。因为许多佃农耕种的是豪绅大户地主的田地，这些大地主或已逃亡或被镇压；太平天国实行“着佃交粮”，佃农交粮后便不再交地租，即所谓“概免还租”。这样，佃农的租田无形中变成自己的产业，收益何啻数倍。所以，佃农十分高兴，对田赋“踊跃完纳，速于平时”，无有拖欠。这比起地主纳粮的延宕和欠缓来，确乎是好得多。因此，太平天国的地方乡官也乐于施行“着佃交粮”制。
那些昌言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主张将使中国倒退回中世纪的论者，往往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主张和措施未曾作认真切实的研究，他们难免流于臆断，因此有必要着重加以叙述。就土地政策而言，太平天国有两桩重大的历史业绩和功勋，是不应该忘记而值得大书特书的。这就是：
第一，太平天国无论在它的前期和后期，都对反动官僚、土豪劣绅和地主团练的头目，实行坚决打击
和镇压，绝不宽贷和手软。大量史料证实：苏浙地区“富户百无一存”，“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士族，在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在皖南各地，“今日乞儿昔公子”。在徽州城外，“指点累累饿莩堆，半是当年富家子”。许多记载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地主阶级中的巨富豪绅遭到了劫运。他们或是被镇压，或是逃亡远徙，甚至乘轮出海，远逃到日本长崎。他们远逃时虽然可以带走金银细软，但土地是搬不走的。这些田产自然成为有佃无主的田地。太平天国在征收这些田产的地丁漕粮时，不到业主，自然便采取以“实种作准，着令佃户完纳”的“着佃交粮”政策。这个政策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这在封建政权是不敢做，也不可能做到的!
既已实行“着佃交粮”制，太平天国便在颁发“田凭”的过程中，把“田凭”直接发到佃农手中。“田凭”是土地所有权证书。由于地主被镇压、逃亡远徙，或者地主虽存在而拒绝领“田凭”，太平天国发“田凭”时，把它发给佃农，这便把土地所有权转移给了实际耕种田地的农民，这自然获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样，往时大财主、大豪绅的世代业田，便从法权上转移到农民佃户的手中，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美好的政治主张，虽然它是局部的而非在所有地区全面施行。人们注意到经此之后，苏浙地区原来高度集中的土地变得平均化了。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是历代圣君贤相无论宋代王安石、明代海瑞等人都不曾做到的。
第二，太平天国在所辖的苏浙地区各州县，实行大幅度的减租减赋，这在江南民间是有口皆碑的。众所周知，江南地区自元、明以降的500年间。“苏、松、嘉、湖、杭五府，田赋之重甲于天下”。太平军
克复苏、浙地区后，天王洪秀全“体恤民艰”，迅即颁诏“酌减征收舒民力”，实行减租减赋。从现在的公据、史料记载来核计，李秀成督率各级郡县佐将，是认真贯彻施行了的。大体上，田赋降低了一成至五
成，幅度比任何朝代都大得多。地租则斫削得更多，一般是五成至七成。换句话说，地主只能收半租或三分租。若地主以这半租、三分租去交纳国课田赋，则所剩无几。狡黠的地主算明白无利可图。因此不肯去收租，宁肯逃亡流徙，免受牵累。从这里便可看出来，太平天国的减租减赋是有利于贫苦农民，而不利于地主的。这种轻徭薄赋，在解放前漫长的地主经济中，是千载以来不曾有过的。它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苏、浙农村在太平天国治理之下，迅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无怪乎苏州人镌立“民不能忘”的白玉石牌坊，歌颂太平天国的功德。常熟县也集资建立“报恩牌坊碑”，盛称太平天国“平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这话虽出文士之手笔，但证以历史记载，确非虚语。
由此看来，太平天国所实行的土地政策，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顺应农民佃户的愿望，它绝非“退回到中世纪去”，而是在历史的门槛上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三）《资政新篇》的资本主义改革蓝图
如果说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具有摧毁封建的性质，那么，它在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则是太平天国趋向资本主义的一本蓝图。洪仁歼上奏的《资政新篇》，不仅是他担任“军师”、总理朝纲
的政治设计，也是洪秀全赞同和批准的太平天国政治改革方案。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改革方案和宣言书。如果认真阅读研究《资政新篇》，任何学者也不会得出太平天国将退回《资政新篇》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坛上，是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林则徐和魏源代表了近代第一批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而洪仁歼则是进一步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移接到中国机体上来的明睿的政治家。《资政新篇》可贵在于，它认清了中国的衰弱和落后，毅然决然奋起直追，师夷之长技，要“与番人并雄”。它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虚心和谦恭。《资政新篇》的提出，时当战争后，列强破关而入，国势凋落。洪仁轩多年居香港，悉心研究世界大势趋向，他以爱国主义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中国面临的危机。他明确地认识到只有改革、“革故鼎新”才能救中国。他提出“立法”以新体制，奖励工商以新“技艺”，目的是要使中国变成为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一个“云净而月明，春来而山丽”的太平天国"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资政新篇》从西方吸取了很多营养，它是太平天国后期为营造未来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有历史价值的崭新方案。
建立法治是《资政新篇》中重要内容，“法法类”在全篇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洪仁轩认识到，以法治取代人治，是近代国家区别于中世纪国家的分水岭。篇中指出：国家“以法制为先，有法制而后有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又强调指出：英国“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它将法分为“大纲”与“小纪”两类。所谓大纲，相当于宪法和国家根本大法，是稳定的，“一定不易”的；所谓“小纪”，即具体的法律和条例，是可以因时变通和修订的，即“每多变迁”的。对于如何推行法治，篇中强调了三个环节：(1)“立
法善”；(2)“持法严”；(3)“代有贤智”，坚持执法。这些主张，对中国近代法制而言，显然是宝贵的财富。
《资政新篇》中资本主义彩最浓厚之处，是它奖励兴办近代私人工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业。如兴办驰道、铁路、轮船、火车，准许私人制造车船的专利；“兴银行”，准“有百万家财者”开设银行，发展金融业；“兴器皿技艺”，奖励科技发明，许其专利。这种把科学技术提高到“国之中宝”的地位，具有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兴宝藏”，许私人开地下矿产；还有“兴邮亭”、“设新闻馆”，“兴士民公会”等等，都是为政治经济近代化开放绿灯。中国旧政治往往把施政重点摆在“除弊”方面，以为“除弊即可以兴利”。《资政新篇》则把重点摆在“兴利”方面，突出一个“兴”字，它所兴办设计的，皆封建社会所未有，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政新篇》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对于穷人则“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更明白无误地在提倡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了。
（四）太平天国地区农商并茂的新景象ooc
百多年前，有个英国人呤喇写了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叙述他在太平天国地区的所闻所见。他往来于苏州、嘉兴从事丝、茶等贸易，看到太平天国治辖的苏南农村，农民辛勤而愉快地耕作着，绿野用畴，桑麻禾稻，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另有一位常熟地方人，在《自怡日记》中记载太平天国治辖的常熟农村秋收情况说：但见稻堆蔽场，一派丰年景象。沈梓在其日记中，也记载桐乡、嘉兴地区农桑并茂，颇有升平的气象。
在太平天国所辖的苏浙地区各城市和乡镇，商业贸易得到鼓励和发展。
重本抑末，重农抑商，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特。在洪秀全前期的政治思想中，他不仅是单纯的重农抑商，而且是从“天下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角度去否定和取消城市私人工商业。1853年3月攻取南京后，他提出了个既堂皇而又荒谬的理由：“天京乃定鼎之地，安能妄作生理，潜通商贾。” 于是他把南京发达的私人工商业收归公有，改变为“诸匠营”与“百工衙”，商店则挂上“天”字号牌子，变为公营。这在中国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之时，无疑是粗暴的摧残和打击，理所当然地遭到反对。天京市民“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杨秀清看出了危害性，他不久就作出决策，昭示朝内与民间：“士农工商，各力其业”。驻守安庆的石达开与驻守镇江的罗大纲等人都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私商贸易的政策：“各安恒业，如常贸易”。太平天国又在南京城外开设买卖街，以挽救城内不许经商的误失。此后，太平天国所辖城镇，都兴起买卖街，成为新的商业市场。
清初的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颖思想，太平天国的洪仁歼在《资政新篇》中，把这种新思想具体化，拟订为政策，以期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这与后来郑观应、何启等人提倡“商战”、“工商立国”的维新主张是先后辉映的。在太平天国后期，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发展国内和国际的通商贸易，态度鲜明，效果十分显著。例如太平军克苏州时，阊门、胥门等商业区被清军焚掠，“万户成寒灰”。杭州初克时，饿殍载途，铺户倒闭，一片凄凉景象。李秀成面对这种局面，在苏州毅然给商民发出贷款，这笔政府贷款无利息而手续简便，即“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在杭州则
发出赈米10万担，贷款给商民“二十万千”。对苏、浙地区各城镇的工商贸易，也给予扶助。现存材料一致记载：耷太平天国统治苏浙这三四年问，商业贸易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苏州成为“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 的经济中心；杭州也商铺兴隆，尤其武林门外“十里长街列市廛”，丝绸百货充盈。各县集镇贸易的发展为清统治时期所未见，更令人刮目相看。如常州安镇：“其热闹十倍于前” ；无锡的东亭镇：“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荡口镇发展的规模尤大，“人烟转盛，城市富民往来贸易，货财充斥，增设市廛，‘贼’但抽租增税而已，初不知其乱世”；浙江的盛泽镇是丝业集散地，“商店鳞次栉比”，“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 。该镇巨商沈枝珊，“集资至数十万金之多” 。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而无乱世之感，“贸易若承平然”，这谈何容易!可见太平天国当局在保护农商，尽量创造贸易环境方面花了多大的力气。
菊花的特点太平天国工商贸易取得了迅速发展的原因约有以下数端：其一，太平天国改正了初建国时取消私营工商业的错误，采取积极保护和扶持的方针。特别到后期，洪仁歼的《资政新篇》得到天王的批准颁行，对工商业大开绿灯。洪仁歼更将工商科技视为“正正堂堂之技”，是经纬于天地之间，“永古可行者也”。这种认识冲破了中土士大夫的水平，是近代化的新观念。李秀成和太平天国各省郡的地方当局，也“奉令通商”，招徕“贸易者前来卖买生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实施的是一条重商政策。其二，太平天国税法良好，商业税很轻，一次抽税后，凭税单通行各关卡，不再重征或加厘，这与清方重征、抽厘金，商贾裹足，恰成鲜明的对比。其三，太平天国实行的减租减赋、“着佃交粮”等政策，使
真丝洗涤农业生产力复苏和迅速发展，这是城市集镇商业隆盛兴旺的源泉。太平天国对大地主的镇压、打击，使有资财者视买田置地为畏
途，于是有大量资金转移到工商业领域来，推动了太平天国辖区工商贸易的繁荣。其四，太平军纪律优良，不枉取商民财物，不仅“公平买卖”，而且多付高价，所以苏浙商贩往往“利市三倍”，皆趋之若鹜。
以上这四条都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读者试想：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究竟哪一个利于近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呢?
太平天国还有一个特，就是它自前期开始就采取对外友好、开放通商。它公开答复英国公使：“不唯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唯是禁。太平天国后期，洪仁歼对各国也是“许其通商”，“准其为国献策”。李秀成三次进军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这个重要的商埠和海关财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当清王朝腐败无能之时，造反和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的火车头。从太平天国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可以看到，《天朝田亩制度》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它的减租减赋、“着佃交粮”政策，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复苏，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开拓。《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政纲，给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政策保证。太平天国改正了初期取消商业的错误后，对私人工商贸易与对外通商方面都积极支持和推进。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向是鲜明的，它将推动中国历史
前进的步伐，而不会也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拉回到中世纪去的。
二、关于太平天国人物和曾国潘的评价
战菁
长期以来，对太平天国看法的分歧，必然影响和导致对有关太平天国人物评价的分歧。例如对洪秀全和镇压太平军的曾国潘等人掀起的争论最大，波澜最多。如何认识方不失为客观和公允，这是值得研究的。下面我们分别作一些剖析。
（一）关于洪秀全
洪秀全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列强入侵、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激烈的、近代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他是高潮的中心人物之一，他是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领袖和缔造者，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外侵的杰出代表。他炽热的反清、反地主豪绅统治的《原道觉世训》等三篇论文和“奉天诛妖”、“奉天讨明”等政治檄文，成为鼓舞和发动广大众斗争的号角。
刘阳微博2000年来，中国人民长期处在专制王权与封建神权的淫威之下，物质匕和精神上皆被剥夺。他们是人，但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借用宗教的语言，尖锐地揭破了这一点。他指出：自秦、汉至今历朝历代，“几多凡人灵魂被这阎罗妖缠捉磨害!”他大呼：“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又指出：“人贵于物，灵于物者也!何不自贵而贵
于物乎?“这真是金声玉振，他呼唤人们觉悟，惊醒人们认识到：人是独立自主的，是有灵性的，不是工具，不是物，而是“皇上帝”神圣的儿女。在百多年前的黯淡岁月里，苦难的炎黄子孙能听到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虽然比欧洲晚了300多年，却也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宣讲。洪秀全和冯云山用这种思想在广西浔州紫荆山区宣传众，数年间收到了信徒2000多人，结成为势力雄厚的拜上帝会。这个组织在革命高潮到来的1848年，迅速转变为武装集团，1851年发动金田起义，创立起太平天国。在拜上帝会的思想熏陶下，太平军中的人确乎自认为是上帝的子女，自我觉醒，连走路都阔步高眺，怡然自得，把清方的人看成是被妖魔缠迷，失去了人的本性，把清官清兵直呼为妖，“视清方人君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