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的故事（少年派原书）序和1~7章
序
我是在渴望中写出这本书的。让我来解释一下。1996年春天，我的第二本小说在加拿大出版。发行不太顺利。评论家们对它疑惑不解，甚至明褒实贬，而后读者们就忽视了它。尽管我对小丑和荡秋千演员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媒体马戏团无动于衷。书没有被翻动，它们立在书架上，就像一站成排打棒球、踢足球的小孩子中，我的是最瘦弱、最不擅体育、最不受球队欢迎的那一个。它们很快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这次惨败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我已经转手创作另一部情景设置在1939年的葡萄牙的小说。只是我感到不安。我只有一点钱。所以我飞往孟买。如果你了解了三件事那么你就不会觉得这事儿有那么没逻辑：节衣缩食的印度生活能赶走一切活物的不安，一点点钱在那里可以支撑很久，还有就是一部情节设置在1939年的葡萄牙的小说和1939年的葡萄牙没多少关系。
我以前去过印度，在北方待了五个月。第一次旅行的时候，我毫无准备地踏上了南亚次大陆。事实上，我准备了一个单词。我把我的旅行计划讲给一个很了解印度的朋友时，他轻松地说：“印度人的英语很古怪。他们喜欢像‘故弄玄虚’这样的词语。”当飞机开始向德里降落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话，因此“故弄玄虚”这个词成了我面对印度的繁杂的疯狂混乱的唯一储备。我在必要时使用了这个词，说实话，它很管用。
我对一名火车站工作人员说：“我不觉得这价格应该如此高。你没有在故弄玄虚吧？”他微笑了一下，然后喊口号似地说：“没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故弄玄虚’。我给您报的是正确的价。”
这第二次印度之行，我更明确了期望，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我将在一个避暑山庄安身，写我的小说。我能想象自己坐在大阳台的桌边，笔记在我面前铺展开，旁边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脚下是云雾缭绕的绿山丘，耳边是尖锐的猿啼。天气舒适宜人，早晚穿一件薄毛衣，中午短袖。这样万事俱备，拿起笔，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实：我将把葡萄牙编进小说。这才是小说的真谛，不对吗？对现实加以选择的变形。这种曲折能够引带出背后的精华？我有什么必要去葡萄牙？
经营山庄的女主人会给我讲赶走英国殖民者的奋斗故事。我们将对第二天的伙食达成一致。当一天的写作结束，我将去起伏连绵的山丘上的茶园漫步。
很不幸的是，这部小说唾沫飞溅地咳嗽着死去了。这一切发生在马泰兰——一个离孟买不远的小小的避暑地，有猴子但没有茶园。这对一名未来的作家是个悲剧。你的主题是好的，措辞也是。你的角们栩栩如生、充满活力，甚至配得上出生证明。你为他们制定的情节是多么庄严、简洁而扣人心弦。你做了调查，收集了历史的、社会的、气候的、烹调的各种资料来让你的故事真实可靠。一串串对白紧张地噼里啪啦。描绘中的彩喷涌而出，混合着各种对比和细节描写。真的，你的故事只能是极好的。但是把这些都加起来却什么都不是。尽管它给你光鲜亮丽的希望，但终有一刻你意识到了在脑海
深处纠缠了你很久的一句耳语道出了一个干脆、可怕的事实：这不行。一个要素——激活故事的灵感——缺失了。无论历史或者食物是否正确可靠，你的故事在精神上已经死亡，这是症结所在。告诉你，这个发现是能毁灭灵魂的。它留给你痛苦的渴望。
我从马泰兰把失败了的书稿笔记寄了出去，编造一个地名寄到了西伯利亚，寄信人地址同样是胡写的，在玻利维亚。邮局的人给信封贴好邮票，扔到架子上。我抑郁寡欢地坐下来。
“现在怎么办，托尔斯泰？你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什么聪明的想法？”我自问道。好吧，我还是只有一点点钱，还是感到心烦意乱。我站起来，走出邮局，踏上印度南部的探险之旅。
我本来想对那些询问我职业的人说我是个医生，因为医生是时髦的奇迹制造者。但是我敢肯定，我们将会在下一个转弯处遇到交通事故，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下、听着伤员的哭喊和呻吟，我必须解释说自己其实是法律系博士。然后他们会请求我帮他们以灾祸控告政府，我就必须坦白事实上我只有哲学学士学位。再然后，他们质问残酷灾难的意义，我必须承认自己连克尔郭凯尔的书都没碰过。……因此我坚持谦卑而丧气的事实。
旅途中，无论在哪里我都会得到这样的回应：“作家？没别的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多数时候，这些故事不过是没有生气活力的奇闻轶事。
台湾金马奖事件我到达了本地治理——一个马德拉斯南部小小的自治区，位于泰米尔纳度邦海岸。在面积和人口上这里对于印度来说微不足道，相比之下，爱德华王子岛在加拿大可是举足轻重。历史将它们的命运分离。本地治理曾经是最谦卑的殖民地——法国印度的首都。法国人很想与英国抗衡，但他们能力所及只有很少几个港口的统治权——他们还紧紧抓住达三百年。他们在1954年离开本地治理，留下很多漂亮的白楼、横平竖直的宽阔街道、奇特的路牌像"rue de la Marine”和"rue Saint-Louis"和法国式的警察帽。
电脑自动关机什么原因我坐在尼赫鲁街上的一家印度咖啡馆里。它只有一间四面是绿墙壁的、天花板很高的大房间。电扇在头顶上旋转，搅动温暖潮湿的空气。这里为客人提供一模一样的方桌子，每桌配四把椅子。你尽可能空位子坐，与随便什么人拼桌。咖啡不错，还有法式吐司供应。与旁人攀谈很容易。如是一位性格活泼、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惊人的雪白的头发的老者在跟我说话。我向他证实加拿大很冷、部分地区说法语，说着我喜欢印度之类的常见的轻松话题——友善又好奇的印度人和外国游客经常这样。他回报给我睁大的双眼和一连串的点头。该走了，我举起手试图召唤服务员买单。
这时老人说：“我知道一个能让你相信上帝的故事。”
我停止挥手。但我有些怀疑，这难道是耶稣见证会在敲我的门？“你的故事是不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的角落？”我问道。洪金宝的三个儿子
“不是。”
他是不是什么穆斯林传教士？“是不是发生在17世纪的阿拉伯？”
“不，不是的。它就发生在这里，在本地治理，就在几年前。我很高兴告诉你，它的结局正好发生在你的国家。”
“它会让我相信上帝？”
“是的。”
“这是很高深的。”
“没有超出你的认识范围。”
服务员出现了。我犹豫了一下，点了两杯咖啡。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他叫弗朗西斯·阿迪鲁巴萨米。“请讲你的故事。”我说。
“你必须全神贯注。”他说。
“我会的。”我拿出笔和笔记本。
“告诉我，你有没有去过植物园？”他问。
“昨天去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小火车的铁轨？”
“有。”
“星期天还有一班给小孩子的小火车。但过去它每天都是一小时两班。你有没有记下火车站的名字？”
“有一站叫‘玫瑰乡’。它正好在玫瑰园旁边。”
“对，另一站呢？”
“我不记得了。”
“牌子被撤掉了。另一站叫‘动物园小镇’。小火车曾经有两站：‘玫瑰乡’和‘动物园小镇’。很久以前在本地治理植物园里有个动物园。”
他继续讲着，我写下故事概要。“你一定要跟他谈谈”，关于主角他这样说道。“我跟他很熟，非常熟。他现在是个大人了。你一定要尽可能地向他提问。”
后来在多伦多，我在电话黄页的九栏姓帕特尔的人当中到了他，故事的主人公。拨号的时候我的心忐忑不安。电话里传出带有一点点轻快的印度口音的加拿大英语，不明显但一定没错，就像空气里夹杂的一缕清香。“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说。不过他还是同意与我见面。我们后来见了很多次。他给我看了当年的日记和一本让他闻名一时的泛黄的剪报。他讲了自己的故事，我一直在做笔记。将近一年之后，经历了相当的困难，我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交通运输部的录音带和报告。直到我听完了录音带的内容，我才相信阿迪鲁巴萨米先生的话：这确实是个能让你相信上帝的故事。
自然，帕特尔先生的故事应该以第一人称叙述，通过他的声音和眼睛娓娓道来。但是现在如果故事有任何的不精确和错误都算我的。
有什么好看的穿越剧我有几个人要感谢。显然我最应感谢帕特尔先生。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就像太平洋一般无边无际，我希望我的故事转述不会让他失望。在开始故事之前，我还要谢谢阿迪鲁巴萨米先生。帮助我完成考据的人中，我还要感谢三位专家模范：现任日本驻渥太华大使小田和彦Kazuhiko Oda先生、欧卡Oika轮船公司的渡边博史Hiroshi Watanabe先生，还有特别感谢现已退休的原日本交通运输部的冈本智博Tomohiro Okamoto先生。我欠一直在激励我的莫阿西尔·斯库利阿尔先生很多。最后，我想把最衷心的感激之情献给一个伟大的机构：加拿大艺术委员会，没有他们的肯定，我一定无法整合起与1939年的葡萄牙毫无关系的故事。假如我们的民众不支持自己的艺术家，那么我们只能将自己的想象力牺牲在残酷现实的祭坛上，最终什么都不再相信，残存无意义的梦想。
杨·马特尔
第一部分多伦多与本地治理
第一章
昵称大全2020
苦难给我留下悲伤和抑郁。
纯理论研究和平稳的、纯精神的宗教修行让我慢慢复原。我一直坚持着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宗教修行。上了一年的高中，我就去了多伦多大学并获得了双学位，专业是宗教研究和动
物学。我的宗教研究毕业论文涉及艾萨克·卢里亚的宇宙进化论，他是16世纪伟大的自萨菲德的犹太教神秘主义者。而动物学毕业论文是三趾树懒的甲状腺的功能分析。我选择树懒是因为它行动缓慢、性格安静、内敛，能给我破碎的心带来一点安慰。
树懒分为两趾树懒和三趾树懒，区别在于它们的前爪的脚趾数量，而它们的后爪都是三趾。我很幸运，整个夏天都在它们的原住栖息地——巴西境内靠近赤道的热带雨林里做研究。它们真是非常迷人的生物，唯一的习性就是懒惰，平均每天有20小时在休息。每天傍晚时分，我们小组把盛满水的亮红塑料碟放在刚睡着的树懒的脑袋上，来考察这五只三趾树懒的睡眠习惯。我们发现直到第二天中午碟子仍然在原处，水里落了很多昆虫。树懒们在日落的时候最忙。这里指的是“忙”这个字能够形容的
最悠闲的状态。在树枝上，它们用特有的倒立姿势以差不多每小时400米的速度挪动。在地面上，它们爬向下一棵树的时速是250米。它们在紧急的情况下，行动速度仍比美洲豹慢220倍，而在平时，一小时只走四五米。
三趾树懒并不被大家熟知。如果用2分表示异常迟钝，10分表示极端敏锐，毕比（译者注：美国著名动物学家）给树懒的味觉、触觉、视力、听力打了2分，嗅觉3分。如果你在野外碰巧遇到一只睡着的三趾树懒，推推它就足够把它弄醒，然后它会睡眼朦胧地四下张望，就是不看你。它之所以会到处看，可能是因为树懒像马古先生一样，看什么都一片模糊。就听觉来说，树懒对声音并非毫无反应。毕比声称，靠近在睡觉或进食的树懒放一，还是会引起它们一点点反应的。不要对树懒比这几项稍好的嗅觉抱太大希望。据说他们可以闻出腐朽的树枝并绕开走，但布洛克的报告里有：树懒经常紧抱着烂树枝掉在地上。
也许你会问：它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恰恰也是靠“慢”。困倦和懒惰迫使它们留在安全地带，远离美洲虎、虎猫、大雕和蟒蛇的监视。树懒的毛皮里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藻类，在旱季是棕的，在雨季呈现绿。因此它们与周围的苔藓、树叶融为一体，看上去就像一个白蚁窝或者松鼠巢，甚至只是树的一部分。
三趾树懒的安宁的素食生活与环境无比和谐。“它们的脸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特勒说过。我亲眼
见过那样的微笑。我并不想把人类的特性和情感强加在动物身上，但是在巴西的那个月里，有很多次当我仰望睡着的树懒，感觉自己面对的是倒立着冥想的瑜伽修行者，或是在祷告的隐士，这种智慧生物拥有我的科学探究无法企及的精神世界。
有时我把我的专业混在一起。我的宗教学同学里有很多人是混乱的不可知论者，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为漂亮的假象所迷惑。他们让我想到三趾树懒。而三趾树懒，这美好的奇迹般的生命，让我想到了上帝。
我和共事的科学家们从没有过矛盾。科学家都是友好的、勤奋的、爱喝啤酒的无神论者，在没有全神贯注与科学研究的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性爱、象棋和棒球。
范冰冰美杜莎发型
假如让我评价自己，那我曾经是个好学生。我在圣迈克尔大学的四年一直名列前茅。我斩获了动物学院所有的学生奖励，没有得过宗教研究学院的奖学金，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决定权不在人类手里，我们都懂的）。假如我不是一个爱吃牛肉的、粉嘟嘟的男孩，没有橡树干一样粗的脖子和异常愉悦的性格，那么我本应得到官方综合学术奖章，这是多伦多大学最高的本科生奖励，不少杰出的加拿大人都曾是获奖者。
我还是有那么一丁点懊恼。当你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以后，每个新增的痛苦都会显得既难以忍受又微不足道。我的生活就像欧洲那些象征死亡的美术作品：总有一个龇牙咧嘴的骷髅在我身旁时刻提醒我
人类的雄心壮志是多么的愚蠢、荒唐。我嘲笑这个骷髅。我看着它说：“你错同伴了。你可以不相信生命，但我不相信死亡。来啊！”骷髅窃笑着，离我更近了，
但我并不感到惊讶。把死亡与生命紧密联系的因素并不是生理上的需求，而是妒忌。生命是如此的美丽，以致死亡倾心于它，这是一种充满嫉妒的、占有欲很强的爱，死亡在竭尽全力地掠夺一切。但是生命轻盈地越过了毁灭，只损失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留下一丝云影般的忧伤。粉嘟嘟的男孩还是得到了罗氏奖学金组委会的青睐。我爱他，希望他在牛津会得到丰富的阅历。如果财富女神拉西米有一天慷慨降临，在我去世前想造访的城市清单里牛津将排在第五位，前四位是麦加、瓦拉纳西、耶路撒冷和巴黎。
关于我的工作没什么好说的。领带是一个套索，倒提起来，不小心的话就会被吊死。
我爱加拿大。虽然我想念印度的酷暑、美食、墙壁上的宠物蜥蜴、银幕上的音乐剧、在街上漫步的牛、乌鸦的叫声，甚至是关于板球赛的议论。但我还是爱着加拿大。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虽然寒冷的气候剥夺了灵敏的感官；这里居住着富有同情心的、智慧的人们，虽然发型糟糕。总之，我在本地治理不到回家的理由。
理查德·帕克陪伴过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敢不敢说自己想念他呢？是的，我想他。我在梦中仍然看见他。这些梦大多是噩梦，但它们装饰着爱。这就是人性的奇妙之处了。我仍然想不通理查德·帕克怎
么能这样轻而易举地抛弃我，连再见也没有说，甚至一次也没有回头。那种痛苦像斧头在劈裂我的心。
墨西哥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对态度我好得出奇，病人们也是。癌症患者和车祸受害者们一听了我的故事，就纷纷步履蹒跚或是摇着轮椅过来看我，还有他们的家人。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我也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但他们向我微笑，和我握手，轻拍我的脑袋，把食品和衣服留在我的床上作为礼物。他们让我不由自主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几天之内我就能站起来了。甚至还能走两三步，但我还是感到头晕恶心，身体虚弱。验血结果显示我严重贫血，血液中钠离子含量过高，钾离子过低。我全身水肿，腿浮肿得吓人，看上去就像被移植了一对大象腿。我的尿液是接近棕的深黄。过了一个星期，我几乎可以正常行走，而且不系鞋带的话还能够穿上鞋子。我的皮肤痊愈了，虽然肩膀和后背上留有疤痕。
我第一次旋开水龙头，它轰鸣的、浪费的、过大的水流吓得我语无伦次，腿一软晕倒在护士的怀里。
第一次去加拿大的印度餐厅吃饭我是用手抓着吃的。服务员研究似的打量我，说：“你刚移民过来，对么？”我的脸发白了。手指一秒钟之前还在往嘴里送美味的食物，在他的注视下瞬间变得肮脏。它们像被抓了个正着的罪犯一样僵住了。我不敢舔手指头。我愧疚地用餐巾把手擦干净。他不知道那些话让我很受伤，如同刺在肉里的钉子。我拿起刀叉，我几乎从没用过这样的工具。我的手在颤抖。鹿肉
不再美味。
第二章
他住在斯卡堡，是一个瘦小的男人，身高不足5.5英尺，黑眼睛，黑头发，鬓角有些白发，不到四十岁，令人愉快的咖啡皮肤。当时是温和的秋天，但他穿着帽子上有一圈绒毛的冬季皮大衣去吃晚饭，表情丰富，语速很快，说话时手舞足蹈。没怎么闲谈，他继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