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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戏曲大团圆结局存在的合理性
——以《西厢记》为例
文/张静怡
摘要: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大量出现,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特有的情节模式。和谐美满的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青年对自由恋爱的诉求,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剧作家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与批判;大团圆结局的形成是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元杂剧蕴育滋养的结果,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的审美旨趣;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愿景在元杂剧大团圆结局形成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关键词:大团圆;《西厢记》;封建礼教
大团圆结局是我国古代戏曲中常见的一种文学现象。所谓“大团圆”结局是指在戏曲中的主人公历经各种坎坷磨难、艰难曲折、悲欢离合,而最终苦尽甘来、金榜题名、终成眷属,得到比较圆满的结局;某些悲剧作品中冤屈最终得以昭雪、善恶终有所报,也具有一定的大团圆性质。我国元杂剧中大团圆结局尤为常见,对于杂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探讨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王骥德《曲律》云:“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而《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更是引发了后世学者的诸多争论。《西厢记》是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学界关于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戏曲的结局第五本即“张君瑞庆团圆杂剧”。徐复祚在《曲论》曾说:“《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似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李渔和金圣叹几乎同样认为《西厢记》到第四本“惊梦”收束即可,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似有画蛇添足之嫌。前人对于《西厢记》第五本的质疑的确具有可取之处,然如若从元杂剧所由生成的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传统、时代背景以及彼时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与审美愿景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崔张二人大团圆的结局或许存在某种合理性。
在《西厢记》中,出于政治和家族利益,崔相国将女儿莺莺许配给郑尚书之子郑恒。当崔相国离开人世后,老夫人以封建礼教对莺莺的日常起居进行约束规劝。代表封建势力的老夫人对于崔莺莺的婚姻一贯坚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竭力采取一切手段阻挠崔莺莺和张生二人的恋爱自由。显然,门当户
对是老夫人心中固守的封建婚姻观念。本是大家闺秀的崔莺莺,为追求自由爱情不惜违背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无视老夫人的训导与阻拦。在红娘的帮助下,几次三番地与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展开抗争。如果说“回眸”是崔、张二人情感交流的初次碰撞,那么“月夜联诗”则进一步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熟悉与好感。然而,随着戏曲的发展,普救寺兵乱,张生修书献计为其解围,更是将二人感情推向高潮。尤其是孙飞虎的出现,促使老夫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予退兵者。然而,当白马将军退敌后,老夫人却又决定赖婚,令崔莺莺和张生二人以兄妹相称。崔莺莺对于封建礼教的反抗随着她与张生的感情的加深而逐步增强,面对老夫人以赖婚的方式阻挠二人自由恋爱,她又怒又怨说到:“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生活在封建时代的老夫人无法摆脱功功名利禄,老夫人以张生并无功名反对二人的婚姻。因此,张生最终应老夫人的要求进京赶考,以期得早日求娶崔莺莺。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无法小觑红娘在戏曲中的作用,但是,崔莺莺对于爱情的执着与坚定早已超越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她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撼动封建礼教的枷锁。这种反抗从莺莺第一次与张生佛殿相见就埋下伏笔,虽然“非礼勿视”已成大家闺秀不言而喻的行为规训与标杆,但是莺莺的初次回眸的行为已然将“非礼勿视”抛之脑后。由于身份所限,崔莺莺在红娘和张生面前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羞涩与矜持;如红娘给二人书笺传信之时,崔莺莺骂道:“这东西那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样东西来?”但崔莺莺对于懵懂的爱情也已开始有了内心的期待与预判;而当张生越墙出现时,莺莺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对张生无故至此的指责。在此剧作家王实甫将崔莺莺大
一年有多少天家闺秀的矛盾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相国小的身份却并没有使得崔莺莺过分注重功名利禄。长亭送别之时,她对张生坦言:“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在崔莺莺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是对于封建礼教、
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和斗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规训女性的工具,无数女性不得不加以接受认可,成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正如剧中的老夫人,她的内心早已被封建礼教所渗透,失去了女性的自我和独立意识,成为封建礼教、婚姻制度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以崔莺莺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老夫人的对立面,通过她与张生的自由爱情与老夫人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青年一代对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的反抗和斗争。剧作最终张生金榜题名、与崔莺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尽管某种程度上不无与老夫人妥协、使爱情与礼教冲突得以调和的意味;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张生、莺莺毕竟最终如愿以偿、结为眷属,这一大团圆结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男女青年对自由恋爱的诉求,是对他们自由爱情渴望和追求的圆满补偿,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对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的斗争的胜利,体现了剧作家对封建礼教的抗争与批判。
元杂剧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其所由生成的文化与时代环境的熏陶。《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一方面
体现着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自元代以来蒙古族文化对杂剧大团圆结局的形成同样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民众文化心理具有重要的熔铸作用,对元杂剧“大团圆”的结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广大民众乐于接受“大团圆”的结局,正如王国维有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李渔也说道:“全本收场,名为‘大收煞’。此折之难,在无包括之痕,而有团圆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紧脚共有五人,其先东、西、南、北,各自分开,到此必须会合。”大团圆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礼记·中庸》有云:“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元杂剧中出现的“团圆”与“和谐”的结局,是儒家文化在中国戏曲中的体现,呈现出中国古代民族文化共同的旨趣。就《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而言,其实是将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崔张二人追求婚姻自由的对立转为和谐地统一,达到了儒家文化中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效果。正如钟嗣成在《录鬼簿》中所言:“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民族精神之中,儒家提倡的“以和为贵”与“中庸之道”思想对后世文人的戏曲创作、对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形成产生着重要影响。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潜藏着“乾为天,为圆”的尚圆传统。这种传统并非汉民族文化所独有,对蒙古族民族而言,他们同样崇拜“长生天”,渴望天人合一的“和谐观”。究其原因,天人合一是其草原游牧民族
得以生存的关键。《西厢记》的精神内涵与民族文化的血脉相连,尚圆传统存在使得杂剧结局的“大团圆”结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除尚圆传统之外,纵览元代社会历史,政治黑暗、废除科举以及民族歧视成为元代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科举制度的中止使得无数仁人志士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少剧作家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无奈通过大团圆的结局获得心灵慰藉,因此,投身于戏剧创作以期在精神世界寻求内心的平和。现实处境的压抑、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受众心理期待和接受视野使得大团圆的结局形成和存在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正如台湾学者张淑香在《元杂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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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情与社会》中所言:“元代士人在现实生活中已有太多的重压与痛苦,他们渴望着一切的圆满与成功,他们已容纳不下更多的缺陷与苦难,所以所有以士人为主的这些爱情戏剧,都是得团圆的结局。”
然而,从剧作家王实甫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来看,可以发现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在其主霸中原、建立政权之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严格的律法控制。对于词曲的编撰,元代律法有着严格的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因此,文人剧作家在进行戏剧创作
时,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现一定有所收敛。因为一旦戏曲创作的内容违背或触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规则秩序,势必遭受元代的严刑峻法之灾。因此,“大团圆”的结局必然成为戏曲作家解决人物冲突的不二法门。
我们从受众角度考虑,民众接受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愿景是元杂剧大团圆结局形成的重要原因。元杂剧的演出,上至皇宫大臣,下至黎民百姓。虽然受众的身份不同,但是对于“大团圆”的结局却有同样的心理期盼。每逢佳节的来临,皇宫内庭都会邀请戏班子上演相关的曲目,此时,演出往往体现出歌功颂德、祝祷贺节的功能。和谐美满的杂剧结尾迎合了皇宫内庭的贺节祝祷的要求,因此,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团圆幸福的结局成为皇宫内廷的喜庆场合演出的最理想的曲目。
在《西厢记》中,尽管崔莺莺和张生历经老夫人的百般刁难,剧终时张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团圆的结局不仅仅是男女主人公的诉求,同样代表了封建社会中民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期待。从观赏元杂剧的受众角度来说,民众对于“大团圆”的审美期待使得大团圆结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西厢记》大团圆结局,满足的是普通民众内心的意愿,是对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传统式婚姻的反叛和背离。封建传统的婚姻往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将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结合为夫妻,这种封建婚姻的背后是家族利益的捆绑。这种现象在高官厚禄的家庭颇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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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厢记》的第一本,崔相国将女儿许配给郑尚书之子,崔莺莺与郑恒二人的婚姻可以看作是相国与尚书的政治联姻。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的婚姻不乏牺牲子女的幸福以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西厢记》反其道而行之否定了传统式政治联姻。老夫人坚持门当户对的观念,因此,断然反对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在张生赶考之时,崔莺莺告诉张生,不管是否考取功名,都要尽早团聚。这个举动凸显了崔莺莺对于封建礼教的挑战。张生无奈之下,为博得老夫人的同意,进而上京赶考,莺莺一句“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表现了崔、张二人的团圆是以二人的爱情为基础,他们具有团圆的可能性。
无论是沉冤昭雪的百姓,还是历经坎坷的情人,元杂剧大团圆的结局符合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黎明百姓对于正义与幸福的憧憬。从元杂剧大团圆的结局中,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对杂剧创作的影响;正如鲁迅先生同样所言:“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受众的审美期待奠定了元杂剧中大团圆的结局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元代作为一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处境之中,元朝统治者将百姓分为四个等级,高压残酷的、腐败的吏治统治,使得百姓的生活处于举步维艰之境。当现实的生活充满着残酷的气息,元代的百姓对于戏剧中的悲痛深有体会,反而大团圆的结局能引起观众对于未来的期望,在戏剧审美中获得精神的喜悦与满足。
《西厢记》“大团圆”结尾,是在元代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是封建社会女性自我觉醒的表现,同时,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受众审美期待的综合作用的必然产物。不容置疑,现阶段,学界对于《西厢记》的第五本依然是存疑,但是,对于《西厢记》中的团圆式结尾,我们依然需要以一分为二的客观的态度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探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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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静怡(1994—),女,山西朔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外戏剧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上接7页)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资源供应商和教育单位不了解一线教学情况,很多资源无法满足实际教学需求,导致资源浪费的现象非常普遍,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教学资源不够用的情况。3 云计算下建设区域教育信息化体系3.1 搭建智慧教育平台三圾片电影
通过智慧教育云平台可以实现教学智慧信息化共享、创新教育教学、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实现动态监测各类教育运动状态。并且,通过搭建的教育云平台,实现了数字化学习环境,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培养他们个性化、主动学习能力,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在教育云平台中,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分别是硬件和软件设施。其中,硬件设施主要有虚拟化软件、存储磁盘阵列、管理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以及Web 服务器等等,想要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就需要建立良好的机房环境。3.2 教育城域网子系统
建设信息化的基础为教育城域网,基于网络技术连接校园网和教育局内部网,通过信息设施和信息技术开展现代化的教育管理,实现信息化服务。教育城域网能够进行上下级连接,为全社会提供大型综合性的信息服务,最终是建立三级教育信息网络系统,辐射中小学、各大院校以及培训机构,实现教育信息化网络系统。3.3 教学业务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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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信息化时代下,无论哪一行业想要实现快速发展,都必须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尤其是随着教育事业的深化改革,要加快区域教育信息化建设,实现云计算与网络的相互促进发展,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问题,尽快实现资源共享,及时更新教育资源,也使部分地区师资不足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并且,要对区域教育云架构尽快建立起来,实现“三位一体”的智慧教育新模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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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市江宁区电化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