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imonthly  NO.6，2020  Sum NO.69
2007年10月，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煌煌10卷《王元化集》，为学界一大盛事。
据每卷开篇之“《王元化集》出版说明”知，这是元化先生应湖北教育出版社“之约”，“自2000年着手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是什么歌
编辑”的，历时7年。1“说明”并强调，
每卷所收文字，“均经作者详加审定”。
笔者非研究王元化专家，但10卷本常置案头备查。2020年，为王先生百年诞辰。旌旗所向，后学有思，拟为王先生百年再呈小文。2是故，近日系统翻阅先生文集。从《书信卷》（第9卷）入手。读后发现，书信所具日期，有讹误也有阙文（文中以“？”不确定之也属此类）。
元化先生诞于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魂归道山，享年88岁。2000年至2006年，先生已进耄耋之年。《书信卷》的编辑，虽“幸得古籍小组吴曼青协助”，但先生也言：“这两年我在这项工作中所花的
时间和精力，甚至比写作一部新著作还要多”（见《书信卷·后记》，P 584）。终究年龄不饶人，出现或讹误或阙文，当属正常，无由苛责。但薪火相传，后学则不应颟顸。遂条列记之，略加考订，以供研究先生学术、思想方家参考。
《王元化集·书信卷》考订
◎ 徐庆全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范冰冰17年前旧照１０卷本《王元化集》，是研究王元化先生思想和学术历程的最重要史料。其第９卷《书信卷》比已出版的《清园书简》内容增加很多，呈现诸多新史料。尽管元化先生对这一卷所花时间和精力更多，但书信是“缺边少角”的史料，书写时间多不完整，《书信卷》在书写时间上的考订也存讹误和阙如。编者已已矣，学者犹可追。校订讹误，补正阙如，考据意义上的基础史料订正，尤为重要。关键词：
王元化、书信、校订、补正
讹误校订
少年的你两个结局P24，“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二日致冈村繁信”，年份误，应为1982年。
第一，信中云：“顷得京都大学兴膳宏先生来函，并赠《文心雕龙》研究拔刷本数种，又户田浩晓先生亦赠数种，颇广见闻，获益匪浅。最近拟将贵国学者对《文心雕龙》研究所发表之论文，选若干篇，绍介国人。不知先生除《文心雕龙索引》外，尚有其他研究大作否？”又云：“此项工作，有助于中日文化交流，谅能得到先生大力支持也。”显然，这是一封组稿信。
第二，王致兴膳宏信也收录书中。“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二日致兴膳宏信”（P 44—45）中云：“我国书店嘱弟代编一日本汉学家文心雕龙研究文集”，并希望兴膳宏帮助他搜集资料：“据眼下资料来看，似尚不足，不知先生可否推荐贵国文心雕龙专家具有代表性作品否？”与前信对照，也是一封组稿信。
所云“书店”即齐鲁书社，该社于1983年4月出版王选编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书中有王所撰序言，落款为“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记于黄山人字瀑下听涛居”。
1982年6月23日，王在致冈村繁信中言及编辑这本书甚详（P 22—23），并云：“现趁在黄山休养机会，
可以做些编纂及写序工作，拟于七月交稿”。两相对照，可知此书是在这时编辑完成的。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既在1982年7月统稿，1983年4月出版，组稿工作当更早。从“一月十二日致兴膳宏信”、“一月二十二日致冈村繁信”看，组稿当始于1982年初。以当年出版印刷速度言，断不至于1983年4月书出版，1月还在组稿。
故此信时间应为“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与此信相关的“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二日致兴膳宏信”，阙文的年份也是1982年。
P30—31，“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致户田浩晓信”，年份误，应为1987年。
信中云：“明春在广州召开文心国际讨论会，我已建议邀请阁下参加，届时当另发正式邀请函”。
第一，按信中所言，1987年春召开国际会议，1986年12月11日尚未发出邀请函。以1980年代繁琐复杂的国际间交流手续言，与常理不合，年份应有误。
第二，所云广州《文心雕龙》国际讨论会，即由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委托暨南大学主办的“《文心雕龙》88国际研讨会”，1988年11月11日至15日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人民日报》发了消息，3会议综述也见之于《〈文心雕龙〉学刊》。信中既言“明春”，当是会议筹备之时所定时间；会议召开则在秋季了。既然会议在1988年召开，这封信应写于1987年。
第三，此信和“一九八八年元月七日致户田浩晓信”，均谈到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研究》翻译成中文事，
是相互衔接的两封信。
故此信时间应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P62—63，“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刘凌信”，年份误，应为1982年。
信中云：“我于6月8日遵医嘱来黄山疗养院休养”，与前述对冈村繁信的考证，时间为1982年6月，不赘。
P68—69，“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致牟世金信”，年份误，应为1983年。
第一，信中云：“关于刊物事，我建议不必刊登三人照片，不必突出某几个人，还是选两张，一是主席台全体的，一是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即可。”所言“刊物事”，指《〈文心雕龙〉学刊》第2辑。
1983年8月，赖王元化、牟世金等人大力推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在青岛召开成立大会，《学刊》第2辑即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专辑”。既然为成立专辑，当然要发表会议照片。此信即为编辑这本专辑答复牟世金而写。
“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专辑”，由齐鲁书社于1984年出版，1984年12月还复信讨论编辑事宜，时间对不上。
世界杯2022赛程表中国时间第二，信中“关于邀请日学者来我国访问”云云，系为1984年11月19日至24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之准备。1984年12月还在信中讨论这次会议，时间也对不上。
故此信时间应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
P95—97，“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和“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两封致李锐信，年份均误，应为1985年。
一，“九月二日”信。
第一，信中说到，10月末将率团去墨西哥、美国访问，《王元化集·附卷》中所列年表，将此次访问列为1985年10月。又，查《中国文艺年鉴1987》所列1986年“消息·动态”栏中，并无此次出访记录。年份可断为1985年。
第二，信中云：“月初在沪我召开了古籍规划小组会，芮、江都参加了”。指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及市委领导芮杏文、、汪道涵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讲话。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均有报道（均刊于1985年8月31日）。
又，据上海地方志网站“大事记（1985—1986）”记载：1985年8月30日，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会议。王元化任组长，宋原放、方行、章培恒、郭豫适、钱伯城、魏同贤任副组长，蔡尚思等31人任顾问。审议《1982～1990年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由此，王元化信中说“月初”，会议当是9
月1日结束。
第三，信中说：
“江向我谈起你在京时曾和他谈过，并说要约时谈谈。”这当是王退下来后第一次与江有机会当面交谈，故信中有此语。
又，“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五致李锐信”（P92—93，见下文）言：“我已国栋同志谈了一次话，江则未去看望他，一则他初来正忙，二则不相识不便打扰。”切合王元化刚退下来的情境。两相对照，这封信也应是写于1985年。
二，“八月六日”信。
信中提到“政协党组通知在港办一刊物”，王向李约稿。“九月二日”信中言及“《天下》刊物事”，当是同一件事。故此，8月6日信也写于1985年。
P234—235，“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致陈冰夷信”，年份误，当为1979年。
第一，信中言及“《动态》发表我的发言”事。《动态》当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文学研究动态》。该刊为内刊，1978年9月5日出版第1期，46月不可能有刊登王元化发言之事。
第二，信中言及“昆明时还与他通过信”。“昆明时”系指1979年2月10日至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在昆明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学学科规划会议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5王元化参加了会议。此信标注为“六月二十二日”，与“昆明时（会）”时间上下衔接。
第三，信中有“老实说，我对《文学评论》实在领教够了，吃足了它的苦头”云云。此事源于王1978年第1期发表在该刊的《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和概念的综合》。此文发表后，该刊第3期即发表《对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的商榷》等文。他即写出《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文予以答辩。此文1978年10月24日即挂号寄给周扬（P232）。但正如他在这封信所说的，
《文学评论丛刊》既“压下来”不发，“又发几篇所谓‘商榷’文章”，直到1979年7月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才发表。6月22日写此信时，他并未看到，故仍在信中向老友抱怨。
第四，信中有语云：“你给津苹的信即转去”。津苹即顾津苹，满涛的夫人。由此看，此时满涛已经去世，陈才致信顾津苹。满涛11月18日去世，此信当在此后。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P293—294，“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晚致张光年信”，月份误，当为3月。
第一，信中云：
“昨天一早即动身，来不及辞行了，乞谅”。就写信习惯而言，此“昨天”当系“今天”之误。
第二，信中言及“我到北京后继续天津未完工作”，系指王去天津帮助周扬起草《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1983年2月10日，王到天津迎宾馆。3月6日回北京，即到《人民日报》印刷厂协助校对周扬的报告。所云天津未完成的工作即指此。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作报告。9日王离京返沪。故9月应为3月之误。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晚致张光年信”有言：“你来信指出我的笑话，在日期上大大冒进，这类笔误还很多。”（P312）此一例也。
又，在天津期间，天津和北京文艺界人士多来访周扬，王得以见到张光年等人。信中云：“离津前所嘱咐之事，当即了解情况，遵照意见去办”。张所嘱何事？在“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致张光年信”中述及（P290—291），此处不赘。
P295—296，“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晚致张光年信”，年份误，应为1984年。
信中云：“今秋拟在沪举行一次文心雕龙小型国际讨论会，我们已请复旦大学去办”。此次会议即前已提及之“中日学者《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1984年11月19日至24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四年三月三日”。
P503—505，“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二日致蒋天佐
信”，年份误，应为1981年。
信中云：“那篇谈真实性倾向性的拙文……，后被《上海文学》知道拿出去发表”。即指发表在1980年12期的《文学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又云：“今年《文艺报》第一期有我一篇谈形式探索的拙文，第二期有在《天云山传奇》影片座谈会发言的记录”。《文艺报》1981年第1期文为《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第二期刊有王世桢、白桦、梅朵、王元化、王炼、石方禹、严励等谈影片《天云山传奇》的发言记录。“今年”可确指为1981年。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
P505—506，“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致蒋天佐信”，年份误，应为1981年。
信中言：“中工会议下达后，市委抓得紧”。“中工会议”当指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是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中央一位领导人提出警告：一个经济，一个宣传 (新闻、文艺)搞不好要“翻船”。另一位领导人严厉地批评宣传工作有严重缺点，对“四项基本原则”宣传不够，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批判斗争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会上就有所谓的“三四左右”之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与“四项基本原则”的争论。有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侧重反右；有强调三中全会精神，仍应反“左”。6形势有些严峻，信中所言“最近意识形态领域颇为紧张”，“我认为三中全会精神仍是一贯的”、“我相信三中全会路线不会放弃”云云，系当时情形之写照。此后，各省市传达会议精神。在北京，中宣部召开“在京文艺骨干党员座谈会”，大会套着小会，持续数月；在上海，也出现信中所言“会议甚多，几无暇时”情况。
此信所“附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晚蔡德林致王元化信”表明，王是收到蔡信当日即致信蒋天佐。故年份也误，应是1981年。
P543—544，“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致漆耕信”，年份误，应为1982年。
第一，信中云：“冯牧同志等主编的《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第一辑十本，选有拙著一本，可能在年内出版”。这套丛书筹划编辑时间为1982年8月，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198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文艺动态”栏也予以报道。此信时间为8月27日，“年内出版”云云，当是预计，故应在1982年。
第二，信中云：“九月份《上海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各有拙文一篇发表。”《上海文学》1982年第9期刊有王元化《论知性的分析方法》。《文艺理论研究》1982第3期刊有《文艺理论的体系问题》一文，所言
不虚。也证信写于1982年。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阙文补正
P8—9，“一九八七年（？）月十日晚致王若水信”，未具月份，据本信和下一封信，应为12月。
第一，“我回来一个月了”，系指这一年10月，王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瑞典、芬兰之行（见《王元化集》卷10：附卷，年表P360）。按此时间算，这封信或写于11月，或12月。又，据下文“一年将尽”之语，应写于12月。
第二，下一封信（P10—11）有具体年月日：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信中有语云：“大约在年底或年初前曾以同此信封地址寄奉一函”。与本信对照，应为12月。
故此时间应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日”。
P12—13，“一九八八年（？）月二十七日晚致王若水信”，未具月份，应为5月。
此信是王元化和王若水一同参加在芜湖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后回到上海所写。这届年会于1988年5月6日至10日召开。7王写此信时已经看到“《文汇报》已整理出”王若水在会议报告的“稿样”。1988年7月12日，《文汇报》“文艺百家”栏发表王若水《现实主义与反映论》一文，信中所言“稿样”即指此。
又，信中云：“六月下旬，我可能来北师大主持论文答辩”。27日信，只能是5月所写。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晚”。
P14—15，“一九八八（？）致王若水信”，年份不确定，当为1988年；月份未具，当在7月；日期尚无法确定。
第一，信中提到筹备“丛刊”之事，指“《新启蒙》丛刊”。第一辑于1988年10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就年份而言，可以去掉“？”，确定为1988年。
第二，信中有语云：“京晚餐别后次日，搭民航班机返沪”；又有“上海连日大热”之语，王此次赴京当在夏天。查卷10“年表”，1988年7月，应邀赴京主持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学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的答辩（P362）。与王若水夫妇“京晚餐”，即在此时。不过，年表云“七月”有误，答辩日为6月25日。8
第三，下一封写于“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信云，“半月之中连奉二笺”，本信当是“二笺”中之一笺，应为6月下旬或7月初所写。
此次北京之行，答辩结束后，王与京中旧雨新知相聚数次，当迁延至6月底或7月初返沪。故此，月份断为7月初较好。
P40—41，“附二 八月十三日朱寨致王元化信”，未具年份，当为2000年。
信中有言：“顷接湖北教育出版社函件，征集您的书信”。本卷后记言：“本卷所收四百多封信是湖北教育出版社以极大毅力和辛劳，经过了两年多时间所征集到的。”后记所具日期为“二○○二年十月五日”。《王元化集》从2000年开始编辑，湖北教育社征集书信当也由此开始。
P70—71，“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一日致牟世金信”，年份不确定，当为1987年。
信中有“自你病后”、“设法与张可礼同志谈将学会的款汇至暨大”之语，汇款是为于1988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会议而备。据张可礼回忆，这次会之前，牟世金“患癌症，已到晚期”。9 P74，“一九八七年（？月）八日晚致劳承万信”。未具月份，应为12月。
第一，信中有“今天《文汇》发表拙作一篇，剪下寄奉指正”语。查《文汇报》1987年12月8日“文艺百家”栏发表王的《关于电影戏剧文学的一些感想》一文，可确定月份为12月。
二、信中提到“鄂生先生的书目复制件亦同时收到”，系劳遵王之嘱，韦卓民之子要韦的“简历和译著”。本卷“致劳承万（五通）”后，附有韦卓民之子韦宝锷1987年11月6日致劳的信（P79—81），开列其父简历和著作甚详。劳接此信后当即转王元化。王迁延之12月8日回信，与信中“来信收到不少日子。因忙于琐事，未及时作复，乞谅”之语也符合。
周瑜打黄盖的歇后语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
P91—92，“（？年）二月十日致李锐”，未具年份，应为1986年。
信中云：“上海情况堪忧，市宣迄无部长”。1985年3月，王元化卸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1986年8月，潘维明继任部长。10中间空缺一年余，才出现“市宣迄无部长”之状况。故年份应为1986年。
P92—93，“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致李锐”，年份不确定，应为1985年。
信中云：“我已国栋同志谈了一次话，江则未去看望他，一则他初来正忙，二则不相识不便打扰。”1985年6月11日，到上海任市委副书记，7月任上海市长。11本信写于6月25日，正合江“初来正忙”之状。
P94—95，“一九八六年（？月）二十日致李锐信”，未具月份，应为5月；年份也误，应为1985年。
第一，信中云：“六号信，今天（二十）宣传部派人送来。邮递不正常，加之宣传部也不及时转信，
所以迟了。”又云：“我觉得自己一生中虚掷的光阴太多，现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故谢绝活动，天天争取读点书……”从语义看，当是王从宣传部长位置退下来不久的写照：退下来，只能靠宣传部送信来；退下来，痛感不能再浪费时间。1985年3月，王正式卸任，此信当写于卸任后不不久，应为1985年。
第二，信中言及“兄书出版事”、“但愿这书出得顺利”，并说李锐此书所做的工作是“扫除一切自欺欺人、害人害己的瞒与骗”。查在此前后李锐出版的著作，计有：1985年4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论三峡工程》，1985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起用一代新人》。后一本是李在中组部任上的讲话集，与信中语义不符，当指前一本。
关于三峡工程上马，从1950年代开始，李锐一直持反对意见。这本书收录他不同时期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述，与信中语义相合。
第三，信中说：“上海连日大热，气温在37℃以上”，又有“尤其夏天到来，正是你发哮喘的时候”之语，此时当刚入夏。以上海气候而言，五月开始“夏天到来”，中旬开始“连日大热”也属常态。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P231—232，“一九七八年（？）月九日晚致陈冰夷信”，未具月份，应为10月。
第一，信中云：
“我有一篇拙作于上月下旬投寄《历史研究》……”。下文“一九七八年（？）月致陈冰夷信”中提到，寄《历史研究》稿“已寄去一个多月了”（P233。此信写于11月，考证见下文）。两相对照，所谓“上月下旬”当是9月下旬，至11月信算，合“一个多月”之数。月份应为10月。
第二，又，信中言及陈“将来沪一行”。下文“一九七八年（？）月致陈冰夷信”中提到，陈历经“一个月来长途跋涉”，“谅已安抵北京了”。陈11月14日离沪（P237），算来陈离京当在10月。
第三，信中又云：“逸兄信即转去。”“逸兄”，即满涛（原名张逸侯）。盖陈给王信附有给满涛信。从下文看，满涛10月下旬即病重入院，此时，王还可以轻松回复陈“逸兄信即转去”，知满涛尚未病重。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七八年十月九日”。
P232—234，“一九七八年（？）月致陈冰夷信”，未具月份，应为11月；日期阙如，当为16日。
第一，信开篇有语：“收到此信谅已安抵北京了”。前文已述及，陈11月14日离沪返京；信中言及满涛“病情相当严重”。满涛11月18日去世（P237），此时当为弥留之际，故信当写于11月，满涛去世前。
第二，信中云：
“关于拙稿事（即《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文——引者），再把我的打算奉告
如下：……我想首先再麻烦老姜（即姜椿芳——引者），去问问周扬收到否？估计不外三种情况……”查本卷收录王致姜椿芳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王致信姜（P445），即是所言“麻烦”。
第三，15日，王即致陈冰夷信告知陈已写信给姜（见下文），但内容简短，未言及“三种情况”，故思量后觉应再追加一信。从信中“今天我去医院看满涛”，“我在医院呆了一天，现在才回家”之语看，追加的这封信当不是写于15日，应为16日。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P235—236，“一九七八年（？）月致陈冰夷信”，月份当为11月；日期阙如，当为15日。
此信仍是为《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一文事。信中云：“前天寄社科院拙作（修订稿），并附一信。昨天又寄老姜一信，请他再去问问周扬。”前文已言及，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致姜椿芳信即是（P445）。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P243—244，“一九七八年（？）月二日致陈冰夷信”，未具月份，应为12月。
信中云：“满涛追悼会在筹备中。《讣告》已印好，即可发出。”满涛11月18日去世后，王即参与操办丧事，并定12月13日开追悼会。信写于“二日”，只能是12月2日。
P244—245，“一九七八年（？）月十一日晚致陈冰夷信”，未具月份，应为12月。
信中云：“又我用《世界文学》编辑部名义代送了花圈。妥否？问候兰嫂。已代兄嫂和唐弢同志送花圈。”这是王为满涛筹备追悼会所为。满涛开追悼会12月13日，信当写于12月。
又，信中言及“已调至大百科”。前述“12月2日”信说到“看样子要到那里去工作了”，亦可证信写于12月。
高中教师节黑板报P245—248，“一九七八年（？）十三日致陈冰夷信”两封信，年份误，应为1979年；月份阙如，应为1月。
第1封信，言及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人事关系甚详，对照前信，王1978年12月11日才调入工作。仅一两天时间，当不至于对出版社各种人事关系有这样的了解。
又，信中云：
“有便请问问许觉民，投《文学评论》那篇答辩何时可刊出？虽然已说定在今年第一期上，但迄未通知我。”所言答辩文，仍指《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今年第一期”云云，已是1979年了。
第2封信言，
“刚刚从机关发出一信”回家又得《文学评论》信，接着又写。一天内写的两封信，时间相同。
故此信时间为“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三日”
以这个时间为参照，下文“一九七八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