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分析
秋殇别恋现代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分析
摘要：从古至今，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她们一直是丑恶肮脏的代名词。在文学里也是个异数，然而她们的生活往往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凸显最真实的社会现象，透视最隐蔽的世道人心，提供最新鲜的审美体验，因此很多作家的作品里都出现过她们的身影。本文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出发，分析现代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关键词：现代文学作品形象解读分析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女性从事娼妓职业的现象或隐或显地受到作家的关注，文学作品里也不乏她们的身影。由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注重人性的自由解放，作家的目光更多地转向那些被压迫被漠视的阶层，因此不少篇章都涉及这一被排除在传统伦理道德之外的体，塑造了一类有血有肉、负载着作者精神诉求的像。重新解读现代文学作品里的形象，对于研究现代作家对社会底层女性的批判意识，以及复杂人物自我身份的认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带着这个思考题重读现代文学经典，我发现在现代文学大家的笔下活跃着一有血有肉、性格各异的形象，她们同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同样被男权社会边缘化，但是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个体差异使她们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典型的一类。以下就沈从文、老舍及茅盾三位文学大家的作品里的形象来进行解读分析，探讨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典型性。一、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沈从文常在小说中写到，湘西世界里的在他的笔下比自信文明的城里人更诚实淳朴，更有情有义。如果说以往的题材的小说更多的是批判社会的黑暗、制度的腐朽，那么沈从文小说里边城的娼妓则负幸福qq个性签名
载着更多重的文化意义。湘西这个地方闭塞贫穷，生活下去尚且不易，更不用说什么伦理道德。湘西妇女长久以来面临着食与性的冲突，为了食，出卖性就成了她们的生存之道。如何填饱肚子是首要的问题，还腾不出手来把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生存的艰难成为湘西身上一层遮羞布。沈从文在《桃源与沅州》一文中，对当地的真实生活状况有所介绍：还有个名为后江&rsquo；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很认真经营她们的业务。［1］在湘西的营生甚至作为地方财政的一笔收入。我们不难看出，在湘西的小世界里，的存在已然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她们身上没有被贴上过多的道德标签，因此更能表现人性的本真。《柏子》中的那位痴情的，为了最起码的生存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遭受着心灵肉体的双重蹂躏。虽然严峻的现实从根本上否定了她像正常女性那样自由地追求婚嫁幸福的权利，却剥夺不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水手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
钱去与她会面，将这一月储蓄的金钱和精力，全倾之于妇人身上，他们却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2］在买卖过程中，她对勤劳善良的柏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妇人回报水手的不单是生理的满足，更是心灵上的抚慰，他们之间有着真诚的两性之爱。柏子在他粗俗的情人那得到了情感力量之后又继续上路，在滩险浪急的江上讨生活。而妇人也总是掐算着时日，有情有意地等着柏子归来。他们之间的爱，就在龌龊、肮脏的地方畸形地存在着。柏子和妇人之间形式上是嫖客与的关系，实际上他们更像是互怜互爱的苦命鸳鸯。作为的她在社会底层挣扎，却与柏子过着这种俨然
夫妇的生活，享受着短暂相聚时的肉体和精神的快乐。沈从文笔下的不是惯常所见的那类风尘女子，她们出卖肉体却不典出自己的灵魂，有着朴实得近乎简单的信仰，湘西乡下人的美德并没有被悲惨的命运所玷污。《柏子》里的尽管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囿，但她们身上仍保留着人性的美好：执着于爱、美和自由。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作家不同，沈从文不是自上而下地审视或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平等是他对待的人文关怀态度。出卖肉体当然存在丑恶的一面，但沈从文却把目光聚焦在美好的一面，这是他独特的选择。沈从文说：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3］沈从文对于形象的塑造，在看似平淡自然的气势下，蕴藏着不俗心力。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种文化的关怀和文化批判，对那种外表到内心皆姣好的女性的赞美，以及对原始的自然的真善美的赞颂。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及那里善良且落后的们正是相对于文本外丑恶的现实相存在的，因此文化批判的倾向不言而喻。二、老舍笔下的底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对城市底层投入关注目光最多的是老舍。无论是《月牙儿》里的母女，《四世同堂》里的尤桐芳，还是《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老舍为现代文坛创作出了一系列底层形象。老舍继承了五四以来受难的传统叙述模式，通过描写城市底层的苦难经历，有力地批判了现代城市文明里的道德堕落与灵肉腐蚀。《月牙儿》是老舍描写城市底层的代表作，小说写了一对母女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下不得已沦为娼妓的故事：作为女儿的我在一开始是看不起母亲的皮肉营生，她发誓要洁身自好。后来出于生活所迫自己也沦为。因为的身份，我过早地明白了钱与肉的关系，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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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钱比人更厉害一些，人是兽，钱是兽的胆子，女子的职业是世袭的，是专门的。［4］是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可怜者，她们的苦难在那样的旧社会更是被无形地放大。
我在做的生活中渐渐认识到自己的这种现实处境，并最终抛弃了弃娼从良的追求，我决定不把自己专卖给一个男人了，不再为谁负什么道德责任。我拒绝了所谓改革者的感化。从良梦破灭后，我从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浪漫想象和规范中疏离出来，毅然转向了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挑战。我洞穿了所谓从良的本质后，拒绝一切的昌明教化，看透了社会的虚伪，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报复的道路，于是就自甘堕落，以恶制恶。我开始为了金钱不择手段，认为羞耻不是我制造出来的，但并没有尝到复仇的快感，相反让我更加痛苦的是在施恶的方式中失去了灵魂。我越是用这种所谓恶的方式去报复，其实也恰恰迎合了男性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消费。我的复仇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胜利，相反还把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绝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5］在小说的最后，我只有以失败告终，在监狱里惨度余生。小说里的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形象，有着中国女人特有的隐忍、负重，也曾经有过少女的单纯情意，也曾经有过微弱但坚定的抗争，也曾经有过消沉与颓废，更有着永不泯灭的善。她是在环境逼迫下不得不做娼妓，即使在最无奈的情况下，她还不忘母亲的生存。就是这样一个在地狱的边缘残喘的可怜人最后还是被无边的黑暗所吞噬，成为了那枯槁社会的无辜祭品。在老舍的小说里，都市里的底层最能反映当时黑暗社会对道德人伦的践踏，因此，他的小说里的形象负载了更多的社会批判的功能，而不同于
沈从文小说里对娼妓的文化批判。老舍小说里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不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不再带有那种原始自然的伟力，有的只是每个毛孔都渗着血和泪的金钱世界和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利益关系。《月牙儿》中我的毁灭意义在于让那些已经走上和被迫即将走上这条路的女性以此为鉴，去探寻别样的现代人生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活着的启示。老舍先生对底层女性予以同情，并把她们人格中的美好闪光之处被黑暗社会所毁灭的事实撕开给世人看，他笔下的形象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三、曹禺笔下的高级交际花如果说沈从文给我们展示了淳厚本真的湘西，老舍向我们展示了肮脏城市里的底层，那么在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曹禺则在《日出》中为我们塑造了都市里一位血肉丰满、不甘沉沦又无力自拔的高级交际花的形象。在《日出》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高级旅馆里的交际花也曾经有着和五四新女性相似的经历：出生在书香门第，上过新式女校，在父亲去世后由于家庭经济困窘，只身来到都市。陈白露做过电影明星和舞女，对黑暗的社会看得透彻。她厌恶生活的环境，但又无法挣脱，她没有彻底的决心去与不公平的现实作斗争，
又不甘心堕落。她在内心矛盾纠结的夹缝中生活，在高级大旅馆里虚度青春。陈白露自身的懦弱和现实的残酷使她沦落风尘、难以自拔，但至善至美的本性又让她满腔正义，有时候甚至单纯得像个少女。先来看《日出》的第一幕：陈白露惊喜地发现了窗子上的霜花，她惊喜地叫：你看霜多美，多好看！’［6］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虽然堕落风尘，但在她心里还保留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敏感，正因为心灵深处藏着美，她才能于不经意处发现美。在纯美的竹筠时代，她单纯而又快乐，有理想向往
自由，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她难以抑制对富裕生活的渴望，不能离开使她富足舒适的上层社会。她厌倦上流社会的勾心斗角、醉生梦死，但又无法抵制这种生活对她的侵蚀；她意识到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曾试图逃离，但又无法自拔；她虽不能自救，却积极地营救他人。小说里陈白露可怜同情小东西，想救她于水火之中而不惜得罪权倾一时的金八爷，她在小东西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从这点来看陈白露还存有人性的闪光点。因为没有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她选择了用自杀，想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可是在临死时她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毁灭，求生的本能使她痛苦地挣扎。小说结局设置了一幕场景：伴随着强有力的打夯声，一轮初生的太阳冉冉升起。太阳依旧照常升起，可是光明已经不属于她了，留给她的只有漫漫的长夜。鲁迅说：没有看到希望就在睡梦中死去的人是可叹的，而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那就更残酷了。［7］陈白露就是因为清楚地看到自己腐烂的尸骸，感到绝望而自杀的。她的自杀也是她自己清醒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她之所以拒绝了方达生要带她走的要求，是因为长期的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使她失去了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笼子里的小鸟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8］因此陈白露所能选择的也只能是自我毁灭、自我消失了。曹禺将一个出身清白，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女性从堕落到毁灭的过程在《日出》里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白露为了所依赖的物质生活陷入泥潭，厌恶却又不敢逃脱，最后只能悲惨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陈白露们，在当时都市的高级旅馆里还有很多，她们自知或不自知地躬行着自己先前所厌恶的，却又不得解最强大脑李威作弊
葛素媛脱，将自己卖给了汽车洋房大旅馆。日出带来了希望，可是她们的灵魂早已遁入黑暗里万劫不复了。和老舍一样，曹禺关注的也是旧中国城市化进程里的风尘女性的悲惨命运，不同于老舍描写的大多数是受生活所迫走上娼妓道路的女性，曹禺在《日出》里展现的是一个高级场所里的交际
花，由于习惯了出卖肉体换得的优质生活而自我救赎无果后走向末路穷途。老舍笔下的是受苦难被迫典卖自己的可怜儿，曹禺笔下的是新女性的形象，但表达的主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现代都市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抗争，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对剥夺了灵魂者的深刻反思。从这一点来看，以上几位作家所塑造的形象在中国旧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型人物塑造上也是举足轻重的。男性作家塑造的形象，不论是高等交际花还是底层娼妓，不论在穷乡僻野还是在高级旅馆，她们在文学中的存在大都担当了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社会道德、民族文化批判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形象在文学里的话语意义也在流变，但是最主要的批判意识却始终是占主导的，这一切都值得我们研究与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