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影评
李亚鹏电视剧篇一:影评:《金陵十三钗》解读与反思
  《金陵十三钗》在美国境遇不佳,许多人不理解,其实道理很简单,美国观众细粮吃惯了,吃不惯太“糙”的饭食。如果有时间看看同样是关于二战的影片《生命的重托》,就不难理解美国电影评论人何以称《金陵十三钗》为张艺谋最糟糕的电影。不是张艺谋的艺术品位不高,也不是中国观众的艺术品位不高,而是国情使然。
中国是讲礼制的,国人历来将女人的贞节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女人,“节”的根本内涵就是贞节。1944年发表的《荷花淀》(孙犁)中“夫妻话别”一段,水生嘱咐水生嫂说:“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孙犁随后写道:“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这篇小说是写于战争年代的,人们很少分析这两句话所包含的深层文化心理及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人批评过孙犁的乐观主义,但这两句话彰显了小说的文化容量,增加了其民族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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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最基本的需要,原始而具有毁灭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张艺谋无疑
对中国文化史有过研究,他能抓住国人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在中国民间,辱人妻女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其家族也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鲁迅说中国封建礼教的本质是“吃人”,尤其是对女性格外严酷。虽经历了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但在民间,贞节观依然影响深远,从水生夫妻的对话即可看出,贞节观已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水生嫂才觉得那是“最重要的一句”,似乎做丈夫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大爱”,而不是对“女人”生命的不尊重,丈夫完
全有权利要求妻子何时该以生命抗争,以现代生命观看,个体有生存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干涉。水生嫂当然不会有现代生命意识和平等自由的观念,她会理所当然地答应丈夫的要求,而且觉得丈夫是出于爱和保护。张艺谋抓住了国人的软肋,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杀戮中国妇女,从中西方文化传统看,都是下作的、遭人吐弃的行为。电影通篇给观众性的暗示,也是对日本人所谓“圣战”的最辛辣的讽刺。二战结束后,慰安妇事件始终是中国人的难言之痛,出于正义也很少有人敢站出来作证,玉墨之“毁容”、“整容”,不肯与孟书娟相认等情节,中国人能够得到情感的共鸣,美国人却因文化的缘故不理解。曾经有一位美国留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人会喜欢林黛玉,这个女孩子百思不得其解。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与郝思嘉似的美国性格有着太大的差异,就像如今的孩子们不理解喜儿(《白毛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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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兽历史何以不肯跟黄世仁,而喜欢大春一样,美国人没有经历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社会,不理解中国礼教“吃人”的本质,无法揣摩中国女性在“贞节观”养成下的复杂的文化心理,以致对电影中的相关情节不理解,甚至误读、鄙夷,是在所难免的。从中世纪走过的欧洲,或许能从电影中看到历史的悲凉与沧桑。显然,对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差异。 其次,《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都存在着深度不够的问题,仅以玉墨的“毁容”与不肯与孟书娟相认为例,“毁容”是玉墨对“旧我”的否定,“旧我”具有双重含义:一是舍身救人的“英雄”与艳名远播的“美人”,一是民族屈辱的化身,而后者在她日后的生命中会不断被强化,被人们言说。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对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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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遇着男性的,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竟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也不提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原为的玉墨对国人及国之状况颇为了解,而慰安妇是为侵略者提供过性服务的女性,她之不死,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理由,都已使民族和国家因她蒙羞,一个女人不洁的身体承载着侵略者的暴虐和民族历史的重负,生命无法承受之重,玉墨已无力在战后承担。她以“毁容”(死亡)谋取形式上的重生,孟
书娟的执着寻,及她从背影中“指认”的玉墨风姿是一个隐喻,遗憾的是,电影艺术的瞬间性使观众来不及深究和体悟,“毁容”后的玉墨重生的希望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玉墨在自己的“背影”中能否走出历史,走出痛苦的阴霾,身体的伤痛以女性自我自主地对身体的损伤和遗弃来超越,在玉墨,显然是失败了,那精神伤痛呢?小说和电影在这一点上,都忽略或无力表现。
抗战期间,丁玲曾写过两篇表现日军性暴力的小说,1939年发表的《新的信念》和1941发表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其思想深度和力度,至今没有哪一位中国作家能够超越。陈老太婆惨遭凌辱,回到村庄后,儿子对她说:“娘!你尽管安心地去吧!”对陈老太婆来说,活着比死更艰难。玉墨在法庭上作证的行为与陈老太婆的四处演讲,本质上都是为了揭露侵略者的罪行,激发民族抗战情绪。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境遇或许为玉墨的毁容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贞贞成
为慰安妇是被迫的,她后来一年多往返于日军兵营和根据地,是受组织委派搜集情报,是为党工作,为抗战牺牲,但她在村民的议论中依然无处藏身。
《金陵十三钗》从故事原型和叙事技巧都刻意模仿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只是故事
发生的地点由农村置换到城市,并依托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但从思想深度和文化底蕴上却没能超越丁玲,小说和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对宏大叙事和新历史主义的迷恋,也使《金陵十三衩》在赚取读者和观众眼泪和票房之后,连一个“苍凉的手势”都很难留下。这是欧美观众嘲讽《金陵十三钗》的深层原因之一。 经历灾难后,幸存者心灵的创伤如何平复,电影浅尝辄止,孟书娟独身,其他的12位女学生似乎也在有意逃避,这种逃避不能简单地用懦弱或缺乏历史感来评判,它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孟书娟终身不嫁,寻金陵十三钗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什么?对人性或男性的绝望、恐惧?亦或是别的什么?为什么玉墨宁可以丑陋的面目苟活,哪怕是民族大义,哪怕是以自己的卑贱之躯挽救了危难中的尚未成年的女学生,她们依然要抱定必死的信念,惨遭日军蹂躏,无论动因多么高尚,她们也只会在70多年后被国人纪念认可,而她们本人在那短暂的生命闪光后后就堕入了苦难的深渊,在她们有生之年,连她们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有这么多的观众为之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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