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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五花八门的明星绯闻。作为社会新闻的一个分支，娱乐新闻是不可缺少的新闻品种之一。无论是给读者提供消遣、愉悦，还是完善媒介的功能，吸引受众视线，娱乐新闻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部分媒体把娱乐新闻狭隘地理解为对明星绯闻的炒作，甚至曝光明星隐私，以此来获取轰动效应。从王菲与谢霆峰传出“弟恋”，到张柏芝介入二人感情，再到媒体盛传王菲经受不住打击试图自杀，谢霆峰精神抑郁乱剪头，直到近日媒体盛传峰菲再度复合，娱乐新闻已堕落成了名副其实的“八卦新闻”。
误区二：声情并茂的两性故事。媒体为了迎合个别读者的“窥私欲”，煞费苦心大打“擦边球”。比如，开设当事人自述的“绝对隐私”“隐秘情感”之类的栏目，或通过记者暗访，宣扬婚外情，刊登一些两性故事，其中不乏大段大段细节描写，纯粹用感官刺激来吸引读者。
有的报纸甚至不负责任地从互联网上下载着装暴露的照片。这些低级趣味的、思想腐朽的内容显然与国家的道德标准是背道而驰的。
误区三：细节化的血腥、暴力场景。目前，社会新闻版几乎成了法制新闻版，满目望去都是“杀人放火”“警察抓小偷”等消息。有些报道刻意渲染某些刺激性情节，将一些流血的、犯罪的、赤裸裸的血腥场面原生态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对犯罪暴力行为的细节进行“曝光”，对犯罪分子的作案细节、犯罪手段、行凶现场、组织黑幕等大肆炒作，以追求传播的煽情效果。
误区四：不负责任的虚假新闻。部分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考虑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考虑舆论引导作用，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造成不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一家报纸今天发布了一则新闻，不出一天，针对同一件事又会刊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误区五：危言耸听的新闻标题。新闻标题务求醒目，富有吸引力，但也要注意求真、求实、求正，而不应，极尽渲染之能事。而今打开报纸，随处可见到这样的标题：《怪病闹得臀“冒火”，老妇重穿开裆裤》《女友要分手，小伙剁手指》《野猪猛发狂，咬
掉农夫鼻》……甚至有的标题“挂羊头卖狗肉”以招徕读者。近日，某报曾刊登一则《布鲁斯南巩俐亲密接触擦出火花》的新闻，看标题还以为是两明星产生恋情，细读下文才知不过是两人共同拍摄一广告片，片中两人饰演一对情侣。
误区六：花花绿绿的大照片。一幅照片占半个版或一个整版的现象屡见不鲜，凶杀、残暴，令人震惊、惨不忍睹的图片有增加趋势。诚然：“大标题，大照片”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但似有“文不够，题（图）来凑”之嫌。如南京某报公布跳水冠军伏明霞与港府高官的恋情，用几乎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两人的结婚照，而此幅照片只是网上某好事无聊者人为制造。此类新闻看起来又花哨又热闹，但却不能让读者得到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只不过是大量无效信息、垃圾信息的堆砌。
社会新闻之所以会陷入今天的误区，既有外部大环境因素，又有媒介小环境的因素；既有媒介自身的因素，又有媒介受众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是：一是媒介所处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二是目前不良社会新闻具有一定的受众；三是媒介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四是媒体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来规避和防范不良社会新闻的出现；五是广大受众对不良社会新闻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社会新闻现存的这种状况，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第一，不良社会新闻扭曲了真实的社会环境。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媒体传播的新闻信息，在大众文化处于强势的信息文明社会里，发挥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人们形成道德伦理观念和对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资源。在现今社会中，人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过滤后的“媒介环境”。公众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所呈现的信息。里普曼称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拟态环境，大家所了解的信息基本上是媒介告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报纸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媒介不能决定社会公众怎样想，但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媒介过多地报道社会负面现象，把某些畸形的社会现象加以放大，刻意渲染、夸张其中的离奇性、刺激性情节，不仅扭曲了受众的认识经验，在受众的意识中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社会环境，而且使广大受众滋生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弱化了社会的健康因素与积极力量，仿佛我们的社会充斥着暴力、血腥、情和犯罪，导致对社会安全和政府形象做出片面的评判。
第二，媒介在传播违法犯罪新闻时产生了消极的示范作用。媒介为了追求传播的煽情效果，通过对犯罪细节的原生态描写，增强了犯罪的可模仿性。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趋恶性，丑恶现象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机会很少，因而对多数受众有极强的新鲜感。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性格、人生观、世界观处于构建期，对是非标准以及社会的复杂程度缺乏基本的判断能力，出于好奇的天性使他们对于刺激性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向往和冲动。媒介提供的暴力犯罪环境和模拟手段，将降低他们对行为性质把握的能力，使他们不能理智地预见行为的后果，从而导致犯罪的发生。所以，媒介报道越具体，受众的反映越强烈，模仿的行为也就越普遍。受众的注意力被情节、细节所牵引，对其社会警戒意义考虑得很少，因而这类报道的本来的目的也就很难实现了。同时报道暴露了公安、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工作方法，给犯罪分子躲避惩罚、打击报复提供了机会。
第三，媒介报道出尔反尔，自相矛盾，导致其公信力不断下降。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从宣传和说服的角度而言，即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做出判断，包括传播者的信誉及其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而受众在选择时，往往更倾向于相信那些权威性强的媒体发布的信息。台湾作家龙
哪吒大战美猴王应台曾指出：“当你所呈现的事实不是百分之百，不论是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读者对你的信任已瓦解为零分之零。”可见一个媒体发布的虚假新闻即使只占总量的很少一部分，也会失去人们的全部信任。媒体如果舍弃了新闻采写的真实性原则，片面追求商业炒作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不管其消息来源是否可靠，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新闻，即使眼前可能会有助于增收，但从长远看，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异于杀鸡取卵，使读者对媒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产生怀疑，媒体一旦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和美誉度降低，最后必然导致受众的流失。
社会新闻同样担负着“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任，不能违背引导人、鼓舞人、教育人的办报宗旨。陷入误区的社会新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客观上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在新闻信息的量和质上多动脑筋，在对社会新闻的理性思考中，擦亮眼睛发掘出社会文化精神的新亮点，寻人伦架构中的变化，对社会新闻进行重新定位。
（原载于《新闻知识》2003年第3期；本文与孙可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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