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康熙的评价
提到康熙帝（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1661-1722年在位），现行历史教材及有关传记、评论乃至文学作品几乎交口称誉，直将他等同于唐太宗、汉文帝。然而，从康乾盛世到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不过相隔45年，这个质量互变也未免太快太突然了，历史的必然性与逻辑性何在？后人在总结时大都将其归咎于嘉庆、道光两朝。可是，落后要有个过程，只从嘉庆、道光两朝很难到滑坡的真正原因。通过对照近三四百年中外历史，笔者发现，误区就出在后世对康熙的评价太高，忽略了康熙时代的世界大背景，孤立与静止地看待当时的中国，无意中沿袭了旧史家对康熙的颂扬。实际上，中国之落伍恰恰始自康熙皇帝。因为他处在剧变的时代却拒绝重大的变革，其一生的功业只是人为地延长了已经衰亡的封建社会，使中国失去了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迈进的最佳时机，给近代的中国留下了沉重的包袱与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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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康熙所处的时代
康熙即位前夕（即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世界都处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都在经受战争与变革的动荡。以尼德兰为榜样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敲响了封建社会的丧钟，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时期。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很快到达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已占领菲律宾；荷兰已控制印度尼西亚，前锋抵达日本西南各藩；英、法、葡已在印度和中印半岛建立许多殖民据点；葡、荷分据着我国澳门和台湾；俄国势力已伸入我国黑龙江流域……。这种形势对当时的清王朝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如果能够利用西人
东渐（缩短了空间距离）便于接近与了解之机，加快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加紧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大胆进行社会变革，就会在东西方差距还不太大、西人争夺重点尚未集中于中国的情况下，率先在东方建成资本主义强国。否则，就难免成为第二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外部形势促使中国变革自强。而在国内，封建社会受到明末大混乱的冲击也已经摇摇欲坠，从而为变革铺平了道路。
首先，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中期已经产生，到康熙初，正逐渐滋
长。表现在：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一个工场雇用数百人已是常事；包买商的作用已遍及全国各地，大商业资本集团纷纷出现，如盐商、粮商、布商、山西票号商、广东出口商，资本动辄数百万两；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城市经济更趋繁荣；在农村，由于顺、康时自耕农居主要地位，农村人身依附关系比起明代大为松弛，雇工的自由流动度加大，这就可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力。说明变革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
李光洁个人资料其次，封建政治思想体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出身驿卒又带伤残的李自成竟成功地推翻了并不算昏庸的明思宗，则“正统”、“天命”、“尊卑”、“贤愚”论已难于解释。满族不光能入关作皇帝，还能把汉人衣冠发式都“夷”化了，则“华夷有别”、“以夏变夷”论不攻自破。明朝将领大多降清，隆武帝、永历帝竟全靠颠复明朝的大顺大西军将士与清军周旋，则“官、“贼”界限谁能说清？满人及吴三桂曾受明封，假言为明复仇，反过来视明藩如匪盗，翦灭不遗余力，则孰为“君”，孰为“臣”？一切都乱了
套。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的错位（当时父子、夫妻、兄弟、主奴间反目相残的事例举不胜举，时人称这次变乱几乎将封建伦理纲常扫地无余①，不无道理），深深撼动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令人们发生了信仰危机：封建秩序真是万古不变的么？什么才更合理？当十六世纪李贽首先反孔嘲儒时还少有人理解，这时便在有识之士中大获响应。以顾炎武、黄宗羲、唐甄等人为首，思想界掀起了一场公开反对君主专制的运动。他们喊出了“为万民，非为一姓”的口号，主张“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甚至称君主为“天下之大害”②，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③；主张社会舆论的合法性与监督作用；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工商业和农业同样重要，为了“富民”，必须发展工商业。王夫之、颜元还宣称“人欲”、“功利”是正当的，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要“正其谊以谋其利” ④；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⑤，公然为资产者呼唤权力。这些“异端邪说”在以前都是罪不容诛的，却与欧洲人文主义及启蒙思想家的主张不谋而合，说明清初诸大家——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的维新思想家——已认识到对旧制度实行根本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的必要
性。改革已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再次，从当时的社会基础看，明清之际的混乱使人们逐渐转向西方寻求精神支柱。关于这一点，由信洋教者之多可见一斑。天主教徒从1610年的2500人激增到 1650年的15万人⑥（考虑到清初人口稀少，又处于战乱中，统计并不精确，这个绝对数字并不低。照此速度，到康熙后期大有普及之势）。那时永历帝夫妇及太后太子都信此教，并起了外国教名，太后还派人去罗马朝见教皇⑦，达官显贵与
太监信教的也不少。中国君臣信奉西洋宗教，这是开天壁地以来一大怪事，说明信仰危机已侵蚀到统治阶级的核心阶层。这正是变革制度、除旧迎新的大好时机。而此时入主中原的满族又是一个生气勃勃、较少旧传统束缚的新兴民族，他们挟战胜的余威，在这抉择去就的关键时刻，其领导者颇能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加速或延缓之。康熙号称英明好学、文武全才；是趁热打铁、取中西文化之长厉行变革，还是拨“乱”反“正”，使封建社会僵而复苏呢？从康熙帝的所做所为来看，他选择了后者。
二、关于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的另一面
人们常把康熙学习继承汉族封建文化作为其政绩加以肯定，但作为汉族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个非常复杂的对立统一体，其中民主与专制、发展与静止、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思想并存兼备，历史上长期斗争（虽然消极面往往占上风）。理学盛行后，则糟粕尤多。而康熙对孔孟程朱那一套的迷恋与提倡几乎超过任何汉人皇帝，实在基于对儒家思想中消极面的偏爱，并由此造成了清代窒息改革的沉闷政治局面。为了重建封建秩序，他不但追加孔子的尊号，亲自去曲阜朝圣，首开经筵制度；而且重新启用明末声誉已经败坏的理学：把朱熹的牌位由孔庙东庑移到大成殿，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等。于是人们又听到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喧嚣。清代//理学盛行及礼教严酷的程度远甚于宋明。元世祖尚能提倡寡妇改嫁，而正是康熙开创了年年表旌殉节守志的“节妇”、给银建坊的常例！无怪乎被戴震称为“以理杀人”。严酷的《大清律》和繁冗的清代官制几乎全部抄自明代，康熙未作任何有意义的变动，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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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行了两项陋规——捐纳制和耗羡制度，使卖官和贪污成了清代的痼疾。
为抵制外来政治思想的影响，维护封建专制，康熙始严格禁止天主教。而唐代、元代尚且允许西洋宗教流行，康熙却无兼收并蓄的大度。康熙很少与欧洲强国打交道；而且只讲“送去”，不讲“拿来”。他曾赠送大量书籍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曾赠荷兰国王白金，也曾派图理琛出使俄国⑧，可从未向这些国家请教过什么。俄罗斯人投附或被俘，也不予接见。欧洲人访华或在华供职，他也从不询及彼国政治以便对照取舍。而欧洲各国即使在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别于中国：如英国有早期议会，法国有三级会议，俄国有缙绅会议等等。到康熙时，他们在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许多成文与经验更有可以借鉴之处。
康熙号称聪明过人，但他却只以汉族封建文化为唯一学习目标，且只生硬地继承了儒家思想中专制、静止与封闭的一面，忽略了法随时移、民贵君轻、天下大同等说，弄得思想界万马齐喑，政治上一潭死水。康熙以明史案、《南山集》案（两案株连致祸的名士达500余人）开了大规模迫害异端的先河，使文人只好钻进故纸堆。由于长期禁锢思想，连八旗子弟都日渐失去了当年的生气。孔教却香火独旺，一二百年后仍足以压倒太平天国、扼杀戊戌维新、夭折辛亥革命，接连好几次摧毁了振兴中国的希望。这就是康熙式继承的恶果！投资小项目
三、关于康熙经济决策上的错误
保守的上层建筑必然维护其落后的经济基础。战争前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成长几乎停滞，生产力低下，经济结构不合理，以至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均难奏效，积贫积弱终成定局，与“一朝典章制度多出其手”的康熙帝继承重本抑末的传统决策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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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清初正在发展的工场手工业不是扶持而是严加限制。例如对丝织业机户的织机数量⑨、工匠人数、工资定额⑩，冶铁业场主的采矿地点、炉数、产量、价格、运销地点等等都有严格规定(11)；并课以高额税金(12)。采铜业的产品一度只许以成本价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售卖(13)。还在佣工中另外实行一种保甲制，他们“日则做工，夜则关闭在坊”(14)，象囚犯一样没有人身自由。国内关卡林立，肆意刻剥商人。官府还勾结行会以各种条规来限制竞争，防止生产规模和经营网点的发展失控。
在对外贸易上，清代以闭关锁国著称。平台湾后，海禁稍有放宽，但外贸仍只许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进行，须经由官商开设的公行，并限制进出口商品数量及种类（进口的更少）。康乾时外贸规模之小可以从下面两点看出。两宋类似三国鼎立，而其外贸港口却比大一统的康熙时多，达六七处。南宋高宗时，市舶司岁入达二百万两，按什一税计(15)，年外贸总值当在二千万两左右；而五百年后“大清”康乾时，年外贸总值也从未超过此数(16)。种种限制使诞生时间并不比欧洲晚多少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萌来萌去总是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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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与康熙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明智得多。路易十四即位初，法国工商业远远落后于英国、荷兰。为了加强竞争力，路易十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他降低商品税率，取消国内部分关卡，对新办手工工场提供国家津贴，鼓励对外贸易，支持造船工业，国家资助建立许多大外贸公司，努力扩大本国在海外的势力和影响，使法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发展，很快取得与英国抗衡的地位，为后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基础。
由于康熙朝拒绝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生长，在别人大步前进时中国却从此背上了封建落后的农业国的重枷，尽管清末勉为其难地兴办与鼓励近代工商业，但落伍已久，列强争夺目标已对准中国。良机既逝，再难发展。至于旧史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垂死前的回光反照。那种“繁荣”是表面的、虚假的、病态的，其实已经腐朽。一任土地兼并剧烈（康熙中期就已开始）、租税沉重（比明前期都重）、吏治腐败（乾隆时贪赃二万两才处死）而毫无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