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熙晅
【摘 要】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加之特殊的地理背景，内部结构及运作机制十分庞杂。过往研究多关注单一或主要元素等分析，而其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多要素、多层次、多元化背景缺一不可，其整体属性亦应深入剖析。结合历史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理论，运用总体论方法、地图法、文献资料法等，逐层剖析明长城的系统结构与层级体系，以整体史观，着眼长城两侧明蒙双方，从文化传播、经济流通、人口迁移等方面，解读“边缘”地带的特殊机制，从而指出其表现出的层级性、防御性、流通性。%As a historical, vast, diversity area, the Ming Great Wal has a complex internal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 on analyzing of single or major element, and yet the Ming Great Wal is an organic whole, its properties, such as multi-element, multi-level and diverse backgrounds, is indispensable, and should be in-depth analysi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geography, anthropology, ethnology, etc., using the general theory methods, maps, and literature method, to analyze the Ming Great Wal system structure and
hierarchy. Keeping a global historical view, focusing on both sides between Ming and ancient Mongolia, from cultural transmission, economic exchange, and migration, to interpret the special mechanisms in the defensiveness of military fortresses. Thus pointing out that Ming Great Wal is a hierarchical, defensive, liquidity zone in Ming Dynasty.红烧猪脚的做法
【期刊名称】《建筑与文化》
【年(卷),期】2014(000)009
【总页数】3页(P108-110)
【关键词】明长城;层级体系;农牧交错地带;流通性
【作 者】范熙晅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
【正文语种】中 文
1 引言
明长城是中国最伟大的古代文化遗存之一，具有地理跨度广、构造狭长等特点，被认为是古代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也是农牧两大文明的汇聚线[1]。但明长城并非单纯的线状分布，而是系统完整、层级分明、纵深联防的带状军事防御体系。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由长城边墙、军事聚落、烽传系统、驿传交通系统及其他防御工事组成。其东起鸭绿江畔，经辽东、蓟、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边重镇，直达祁连山东麓嘉峪关止，农牧文明在此相互碰撞、融合，使这一区域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内部机制。
2 研究背景
以往关于明长城的特征研究，多侧重特定因素的影响，抑或着重关注长城边墙、军事聚落等重要组成要素[2]。目前仍需以系统整体的视角，进一步剖析明长城的区域特征。另外，明长城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结构，应突破单线、封闭的史学观及研究方法，从明蒙、农牧两方面对明长城进行研究。
3 军事防御体系结构、属性与机制分析
3.1 军政合一的军事系统结构
百分比如何计算明长城军事防御体系为明朝北部边防重地，明称“九边”，是明朝防御蒙古，捍卫京师及中原的第一道防线。明朝在边地一般不设行政机构[3]，大部分由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部分都司卫所以“军管型政区”[4]的形式成为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希拉里 达芙
另外，由大将镇守制、塞王镇守制演变形成的总兵镇守制度，逐渐成为九边地区的重要军事制度，据《大明会典》载：“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戍，其总镇一方者曰镇守，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曰协守。……其总镇或挂将军印，或不挂印，皆曰总兵，次曰副总兵，又次曰参将，又次曰游击将军。”[5]由此可见总兵镇守制度层次分明、上下节制的体系特点。
历史上，总兵镇守制度与都司卫所制度不断争夺军权，任职体系逐渐结合，形成明代九边地区特有的军政合一的双重体制。到明后期，三总督[6]节制巡抚及总兵官，成为九边最高军政长官。九边地区军事领导格局的发展，体现了文武相制、军政合一的特点，同时随着军事制度发展成熟，军事体系内部层级关系也较为分明。
3.2 网状的层级体系
在明长城广袤的土地上，不但分布着复杂多样的自然资源，同时作为防御工事的长城及附属设施也是防御体系特别的组成要素。这些地理要素被划分为大小单元，划归各镇城池管辖。由于总兵制与都司制两制并行，各城池分属“镇—路—堡”、“都司—卫—所”两大体系管理，两大体系间互有交叉、协同合作。镇城为一镇最高指挥中心，规模亦最大；其下分路，由各路城统辖，路城可专设一城，也可驻某一卫、所或堡城中，如辽东镇南路路城前屯城与前屯卫驻一地，大同镇井坪路路城井坪城与井坪所驻一地；镇内所设卫、所隶属于都司管辖，但也受镇、路节制，负责屯军，管辖军户，卫与守御千户所同级，卫下辖前、后、左、中、右五千户所，每千户所下设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有二总旗、十小旗；堡城是最基本的屯兵及防御单位，把总或总旗官常设于此。总兵镇守体系与都司卫所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九边的层次体系。
堡城和关城沿长城边墙线性分布，其内为路城，在内为镇城。卫城、所城及一些屯田城堡则根据职能及辖区，分布在整个区域内。各城池的地理位置关系，结合层层递进的层级结构，组成了“横向分段、纵向分层、层层辐射”的网状结构。以辽东镇军镇体系为例，如图1，横向上，各路及防区分段防守，同级之间相互照应，协守联防；纵向上，由于防御等级和职能各异，在地理分布上体现出了层层递进的层次性，而各层次之间从上级至下级呈现
辐射节制的关系。这种网状结构不但表现在各个军镇内部，同时在军镇结合部及整个长城防御体系中也适用。
3.3 农牧交错背景下的经济、文化及生产机制
历代长城，形态和位置不断变化，但作为两种文明的分野与汇聚的属性一直未变，一直受到多方势力的拉动，在历次战和过程中，接受两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控制两种文明间的信息流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文化及生产机制。
3.3.1 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耕文化的传播爱不留 歌词
明朝代元而立，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再度崛起。明初对四方诸夷采取“不征”之策，将防御重点安排在北边地带。北边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经过战乱，城池空虚、良田荒弃，养兵于此需要大量军需供给，因此，朱元璋提出“寓兵于农”[7]的军事方针。
2丨明辽东镇军事防御体系层级结构示意图 作者自绘
明代军屯自癸卯年（1363），开始逐渐推行[8]。洪武年间建立的军屯已有相当规模（参见
马伊琍二胎是男是女表1）。洪武末年至永乐初年，全国直接参加屯垦的军队达到120万人，垦地8930万亩，每年收归政府的屯粮高达2345万石。[9]屯戍兼顾、以屯养军的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农业收益，起到了强国之本、强兵足食的作用。与此同时，明廷向屯种旗军供给生产资料，将农耕工具与技术广泛的传入的北边地区，改善了边疆地区的土地资源利用，极大的促进了这一地带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同时激发了农业经济广泛发展。
另外，为了弥补军屯不足，明廷又施行“召商输粮而与之盐”[10]的开中政策。永乐以后，为省路途劳费，商人就地雇佣耕种，逐渐形成“商屯”。商人“自出财力，自招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敦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11]，为北边防务及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收益。虽至弘治年间，商屯渐渐衰落解体[12]，但其带来的盐、茶及粮食运输与贸易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商屯衰落之后，仍长时间的存在于边疆地区，有不小的影响。
明代“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13]，无论是军屯还是商屯，九边地区的屯田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屯田制度促使九边地区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从根本上，是九边防卫稳固的基础，是明朝立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对峙于此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屯田的进行，农耕文明的快速渗透，九边地带形成了独特的经济及生产文化，这种文化成为形成农
、牧民族间信息流通媒介的重要保证。
3.3.2 边地民族贸易带来的以物质为载体的信息流通
明代边地民族贸易是在长城区域农业生产力逐步提高，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战争经济模式。游牧民族由于自然环境与迁移属性的限制，经济发展比较单一且不稳定。在脆弱的经济现状下，与中原农耕民族进行物资交换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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