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共：曾经的“兄弟”为何数⼗年不睦
创⽴于1922年的⽇本共产党，如今在全⽇本拥有四⼗多万党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有影响⼒的共产党之⼀。⽇共在其九⼗余年的发展史中，因为意识形态和独特地缘政治等因素，⼀度与中共有着⾮常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两党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却⼜因为⼀系列原因关系破裂，⽇共更是在1966年成为中共“四⼤敌⼈”之⼀。即使在中⽇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共和⽇共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也没能得到弥合，直到1998年两党之间才实现关系正常化。
1942年周恩来与⽇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延安
　中共组织⾥的⽇本⼈
早在⼗⽉⾰命之前，⽇本京都⼤学的⼀些教授就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今⽇所⽤的汉字如“⾰命”、“精神”、“社会主义”等专有名词都是那时的⽇本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翻译⽽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中不少都有留学⽇本的经历，李⼤钊早在1913年便赴⽇本留学，廖承志⽣于⽇本，周恩来、郭沫若也都曾去⽇本留学。1922年7⽉15⽇，⽇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秘密成⽴，并于当年成为共产国际的⽇本⽀部。
怎么发消息?但当时的⽇本不允许共产党组织的存在，在1945年⽇本战败前，⽇共⼀直处于⾮法的地下活动状态并且遭到了⽇本当局各种形式的迫害和镇压。因此，在1945年以前⽇共与中共没有什么组织层⾯的交流。
尽管组织层⾯的交往贫乏，但⽇共的党员却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和中共有着许多交往，这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野坂参三和中西功的事迹。
野坂参三是⽇本共产党创始⼈和主要领导⼈之⼀，他在共产国际东⽅⽀部⼯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等⼈。1940年2⽉，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决定回国，⽽早想回⽇本参加⽃争的野坂参三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由中国再转道潜回⽇本。这个想法得到了共产国际书记季⽶特洛夫的同意。
1940年3⽉25⽇，野坂参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到达延安，但由于国民党和⽇军对根据地的包围，他根本⽆法返回⽇本，在这种情况下，野坂只好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当时，随着抗⽇战争的进⼀步发展，⼋路军俘获的⽇军战俘也越来越多，如何安置这些战俘，也变成了⼀个棘⼿的问题。⾯对这种情况，野坂参三进⾏了深⼊的调研。1940年10⽉，野坂参三给⽑泽东写了⼀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建⽴⼀所专门学校，教育和改造⽇军战俘。这⼀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致。⽑泽东亲⾃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本⼯农学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从1941年5⽉15⽇正式开学到抗战结束，共培养、改造学员三百余⼈。
1945年9⽉9⽇，野坂参三乘飞机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前，众多中共领导⼈为他举⾏了欢送宴会。⽽野坂参三和⽑泽东也有着良好的私交，在1962年野坂参三70岁寿⾠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泽东还以个⼈名义专门发去贺电。
⽽中西功作为⼀个⽇本⼈，曾经加⼊中国共产党。中西功曾在上海的东亚同⽂书院读书，该书院是⽇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牌间谍培训基地。在此期间，中西功接触到了以记者⾝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后担任⾸相近卫⽂麿的秘书），深受其影响，从内⼼同情中国，反对⽇本的军国主义。1934年，中西功进⼊东北满铁调查部⼯作，⽽满铁调查部是⽇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利⽤职务之便，中西功在上海建⽴了⼀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含了⼤量中共情报⼈员。
从1938年底建⽴，中西功的情报⼩组在⽇军的核⼼部门活动了三年半之久。根据⼋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
从1938年底建⽴，中西功的情报⼩组在⽇军的核⼼部门活动了三年半之久。根据⼋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军的主要⾏动，未经发起，中共⽅⾯便能提前获得可靠情报。⽽⼋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损失，则都是发⽣在中西功的情报⼩组被⽇军破获之后。
在1942年6⽉16⽇被捕之前，中西功及其领导的特务组织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乃⾄全世界传递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仅影响、改变了中国战区的局势，甚⾄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极⼤的促进作⽤。
1945年对⽇共来说是⼀个重要的分⽔岭：是年⽇本战败投降，麦克阿瑟随即开始在⽇本进⾏民主化改⾰，⽇共开始得以合法存在。⽽⽇共原有的领导⼈野坂参三则从中国返回⽇本，德⽥球⼀也在坐了18年牢之后被⽆罪释放。野坂参三和德⽥球⼀等⼈⼀起重建了⽇共。在1946年战后⾸次选举中，⽇共获得了五个议席。⽽在1949年战后第⼆届国会⼤选时，⽇共更是⼀举获得了35个席位。
“⽇本⼯农学校”⾥学员与⽇本国内⼈民的伙⾷⽐较图
“同志加兄弟”
1950年对于⽇共来说显然是⼀个多事之秋。1950年1⽉6⽇，共产国际情报局突然发了⼀篇⽂章《有关⽇本的形势》，批判⽇共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和“议会⽃争”的路线，指责⽇共“容忍美帝发动战争”。
在当时，⽇共仍不是⼀个独⽴的政党，仍然要听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命令。德⽥球⼀起⽽抗争，以⽇共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篇⽂章叫《读<；有关⽇本的形势>》有感，公然与之叫板。这⼀派被称作“有感派”，⽽另⼀派则是宫本显治等主张接受“共产国际批判”的“国际派”。
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早在这之前，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麦克阿瑟在是年6⽉6⽇下令“整肃”⽇本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7⽇⼜下令⽇本政府“整肃”⽇本共产党机关报《⾚旗报》职员和⽇本共产党众议员等，并在⽇本各地开始逮捕共产党⼈及左翼⼈⼠。⽽中共则在6⽉9⽇和12⽇发声明坚决斥责麦克阿瑟和吉⽥政府的⾮法暴⾏，号召全国⼈民声援⽇本共产党和⽇本公民。
在这之后⽇共的处境愈发艰难，以德⽥球⼀为⾸的⼀派排除以宫本为⾸的另⼀派，决定转⼊地下另⽴中央，使⽇本共产党的分裂成为事实。在内忧外患之下，⽇共把中国式的游击战和建⽴农村⾰命根据地的经验直接搬到当时国情不同的⽇本，采取了以武装⽃争为夺权⼿段的不当做法。这⼤⼤损害了⽇共在⼀般⽇本民众中的形象。1952年⼀年内，⽇共党员就从10万多⼈减⾄3万⼈左右。⽇共领导下的众团体的⼈数也⼤⼤减少，⽽在同年进⾏的国会⼤选中则失去了上届选举所得的全部议席。
在这之后德⽥球⼀和野坂参三也都选择流亡中国。⽽德⽥则在1953年10⽉14⽇客死北京。两年之后的1955年9⽉13⽇，在北京召开了三万余⼈参加的⼤型追悼会，刘少奇主持了追悼会，⽽⽑泽东则亲⾃题字“德⽥球⼀同志永垂不朽”。
德⽥球⼀死后，野坂参三于1955年返回⽇本。1953年《旧⾦⼭和约》签订以后，⽇本重新成为了独⽴国家，原来美军颁布的对⽇共的限制法令也随之失效。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达成和解，⽇本共产党恢复统⼀。
⼀直到1966年之前，不论国际国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苏共20⼤批判斯⼤林、匈⽛利事件乃⾄中苏交恶），中共和⽇共之间都保持着⼀种“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在1966年之前，凡是中国⼤陆到⽇本进⾏民间交流活动的访问代表团，都受到过⽇本右翼分⼦的骚扰，有时甚⾄有⽣命危险。⽽为了保护这些来⾃中国⼤陆的⼈⼠，⽇共以及⽇共领导下的民间团体都会主动地加以保护，在旅店及出⾏的道路上都有⽇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党派的青年⾃愿护卫，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体都会主动地加以保护，在旅店及出⾏的道路上都有⽇本共产党、社会党等党派的青年⾃愿护卫，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1964年中苏交恶，⽇共站在⽀持中共的⽴场，将亲苏的国会众议院贺义雄、参议员铃⽊市藏开除党籍。1964年是中共与⽇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共成员中有⼀个学习中⽂的热潮，甚⾄流⾏⽤中⽂来读⾃⼰的名字。
互为仇敌
许嵩身高
1966年中国爆发“⽂化⼤⾰命”。原本是为了⽀持越南抗击美国的⽇本共产党开始了东亚之⾏，⽇本代表团最先来到朝鲜，双⽅意见很⼀致：⽀持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之后⽇共代表团来到中国，这个代表团是⽇共最⾼级别的代表团，团长就是⽇共最⾼领袖宫本显治。在预订⽇程结束后，代表团原计划直接去⼴州，但中⽅突然提出要代表团去上海会见中共最⾼领袖⽑泽东。
在后来的会谈上，⽑泽东要求⽇共⽅⾯指名道姓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这⼀提议遭到了宫本显治的拒绝，⽑泽东对此极为不满。随后，中共开始全⾯批判⽇共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7⽉，⽑泽东在⼀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共成了和苏美⽐肩，甚⾄⽐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中⽇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
1967年8⽉3⽇，⽇共驻北京的最后两名代表绀野纯⼀、砂间⼀良从北京机场回国途中被拦截并惨遭毒打，带着伤残经平壤养伤五⼗⽇才回到⽇本。
⾄此，中共和⽇共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共内部也分裂为两派，结果凡是亲中的⽇共党员全部被开除党籍，⽽到⽇本访问的中⽅⼈员也不再受到⽇共的保护。
从1967年开始，中⽇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并断绝了⼀切联系。双⽅关系的恶劣程度甚⾄超过⽇本右翼与中共的关系，⽽这在⼀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
即使在中⽇关系正常化两国建交之后，中共与⽇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善。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共甚⾄派出《⾚旗报》的记者深⼊前线“揭露中⽅的野蛮⾏为”，但这位记者在⼀次战役中⾝中流弹⾝亡，⽽与此相关的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马雅舒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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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是什么意思网络用语宫本显治
“我们对这段历史刻⾻铭⼼”
改⾰开放以后，中共⼤幅度调整了外交策略。从1983年开始，中共⽅⾯便⼀直试图恢复与⽇共之间的关系。
1985年中共曾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共表⽰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是⽇共⽅⾯要求中⽅先承认错误为先决条件，承认其⼲涉了其他国家党的内部事务。⼀直到1998年6⽉，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际部部长西⼝光率领的⽇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1998年6⽉8⽇⾄6⽉10⽇，时任中联部部长戴秉国与⽇共代表团共举⾏了5次会谈，中共与⽇共才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
谈，中共与⽇共才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