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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个人资料鲁迅的矛盾点素材
周扬与鲁迅的矛盾主要有三：
一是自1934年开始，“左联”有关人士对鲁迅的批驳文章越来越多了，引起鲁迅反感；
二是“左联”解散时对鲁迅意见的漠视，引起鲁迅不满；
三是徐懋庸的信等影响到鲁迅对周扬的看法。
troubleisafriend歌词关于鲁迅与周扬的矛盾，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10年》中指出“周扬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当的分析。
周扬1933年起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左联”、社联、剧联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左联”和文总的党团也即党组，直接接受文委的领导。再后来，成立“临委”的也还是这批人。这种一元化的组织形式，即使机构臃肿，最高领导人仍然可以控制一切。
TOUCHSCAIE周扬是一位颇有领导才能的人物，他充分利用了这种组织的行政化的有效性，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左联”甚至整个文委都变得清一；
一批青年知识者忠诚地围绕在他的周围，随时为他所用。胡风原来是“左联”的宣传部长，与周扬的关系不错，但是后来周扬发现他在工作中经常闹“独立性”，当然是不能容许的。
1935年周扬任文委书记，至此，周扬完全可以左右整个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了。
鲁迅原先是“左联”执委之一，但很快就辞掉了，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才是分内的事情，这个观念在他那里是十分明确的。
加入“左联”以后，特别在柔石等被害之后，不愿有新的交往。
萧军、萧红等是极少数的例外。即使对于他们，也都劝告说不要陷入内部的无聊的纠纷里，坚持留在外围；所以对于试图扼杀外围作家的批评，他会特别愤怒，以为倘若削弱了外围的力量，那成绩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冯雪峰和胡风在“左联”时，偶有一些工作方面的联络。这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悬空状态。
胡风任宣传部长时，出版过一个相当于机关报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也曾给鲁迅寄过，
后来便中断了。鲁迅几次在信中提及此事，还说周扬们出过一期的，将“左联”过去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他对此的总结是：“到处是用手段”。
对于“左联”，他是关心的，努力做他认为应当做的工作。然而，无论怎样拼命地干，周扬等人还是不满意，背后说他“不做事”，“不写文章”，等等，后来甚至散布一种空气，说他“破坏统一战线”，这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失望、焦烦，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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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这就让鲁迅由批评乃至不满。
鲁迅对周扬的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西游记作者是谁
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
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致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
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周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
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日渐大的影响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使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是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鲁迅看米，“左联”仿佛成了个人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