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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作者：罗彦
刘烨编者按婚宴邀请词
◇◇◇京津冀、长三⾓和粤港澳⼤湾区，均定位为世界级城市。三者的差异何在？国际语境下的贡献如何？空间结构将如何发展？本⽂利⽤⼤数据分析结合国⼟空间分析，提出“墙”的概念，针对三⼤城市分别进⾏了评估，最后对于粤港澳⼤湾区优化治理提出三个需要关注的⽅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城市为主体形态，推动⼤中⼩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城市建设发展”，并在全国划定了19个城市（下图）。19个城市的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其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的是京津冀、长三⾓和粤港澳⼤湾区（当时称之为珠三⾓）三⼤城市。
城市空间分布⽰意图
图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
2019年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中央经济⼯作会议，都提出要增强中⼼城市和城市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承载能⼒。城市作为国家发展与区域战略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使命与责任
京津冀、长三⾓和粤港澳⼤湾区，均定位为世界级城市，都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但也存在差异。我们尝试⽤三个词来概括其定位与价值：
01
功能与定位：“⾯⼦”、“底⼦”与“⾥⼦”
京津冀：“⾯⼦”
北京是国家⾸都，作为国家的政治、⽂化、交往、科技创新中⼼，其国家门户与窗⼝作⽤⾮常重要。然⽽，现状京津冀存在两⽅⾯问题：⼀是河北环绕北京的贴边式发展，⼤量的新城新区建设都环绕京冀边界地区，造成了⼤量的长距离通勤、社会安全问题，甚⾄区域⽣态安全问题；⼆是环渤海湾区的竞争填海问题，⼤规模的填海计划对⽣态环境的负⾯影响巨⼤。
因此，京津冀的核⼼作⽤是解决北京的⼤城市病与疏解⾮⾸都功能，其国家使命与责任，将体现在未来国际⽂化交流、国家⾸都形象、⽣态居住环境等各个⽅⾯，充分发挥国家门户和窗⼝作⽤。
环北京“贴边”发展、环渤海竞争填海（原规划草案拼合）
长三⾓：“底⼦”
长三⾓是全国发展的稳定器。长三⾓依托长江流域，长江是我国的母亲河，长江流域是我们国家⼈⼝、经济最集中的地区，长三⾓的稳定发展，是保障全国稳定发展的重要⽀撑。
长三⾓的定位在于完善我国改⾰开放空间布局。如进博会的举办，相对珠三⾓过去出⼝导向的经济窗⼝作⽤发⽣了变化。⼴交会从1957年开始，已举办了120届，是把我国的产品卖出去的主要窗⼝，进博会则相反，是世界⾼端产品进⼊中国的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经济财⼒、消费⽔平达到了⼀个新的⾼度，进博会标志着上海成为我国未来消费经济时期与进⼀步经济增长的重要门户。
中国国际进⼝博览会及国家馆
粤港澳⼤湾区：“⾥⼦”
粤港澳⼤湾区更强调的是发展质量。⼴东⼀直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第⼀⼤省，也是我国的主要发动机，
其核⼼在珠三⾓地区与港澳。⼤湾区的城镇化⽔平接近90%，其发展质量与发展动⼒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中长期的发展速度以及国家的复兴。
工程造价主要是干嘛的⼤湾区的定位很多，其最独特之处是⽀持港澳融⼊国家发展⼤格局。从珠三⾓到⼤湾区，核⼼是加⼊了港澳。对于⼤湾区⽽⾔，研究制度⽐空间研究更加关键。⼤湾区的优势、特点和难点都是制度，未来如何发挥特殊制度的优势，突破⾏政跟制度的隔阂，实现9+1+1的共存发展，是我们最⼤的挑战。逆态度歌词
粤港澳⼤湾区的“9+1+1”
02
合作共赢，是粤港澳⼤湾区的关键价值
不考虑港澳，对⽐三⼤城市，则珠三⾓不仅在全球贸易、决策控制能⼒⽅⾯差距⾮常⼤，在科技创新⽅⾯也存在⼀定差距。珠三⾓地区的原创新能⼒弱，但是创新转化率强，这主要依靠市场的⼒量。深圳90%的创新都集中在企业，市场创新能⼒强⼤，深圳企业创新转化能⼒⾮常强⼤。
⼤湾区的发展要强调合作共赢。⼤湾区谁是龙头城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多中⼼的城市体系形成合作⽹络。主要体现在两个⽅⾯：
要加强⼴州深圳的合作
⼴州更多体现为门户城市，商贸千年商都，深圳是创新城市或者开放性市场，两个城市有⼤量的合作空间。⽐如⼴州的教育、医疗机构，可以弥补深圳民⽣发展短板；深圳创新企业也可跟⼴州企业合作。
要增进⾹港与珠三⾓的合作
⾹港最⼤的优势是⾦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其是西⽅全球化体系⾥的代表城市，这⽅⾯价值是⼴深不可⽐拟的。在⾃由贸易体系⾥，⾹港的国际诚信、国际规则和国际化⼈才是内地城市不可替代的。同时，⾹港的科技、教育资源⾮常强⼤，有6所⼤学进⼊国际100强，还有⼀系列国际⼀流的科技园平台，但是缺乏应⽤市场和配套制造业产业⽀撑，其转化能⼒更多在内地深耕。如⼤疆，在⾹港萌发，落地于深圳，⽣产制造于东莞。
综上，⼤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把各个城市的资源集合起来，加强合作与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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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在国际贸易、教育科技⽅⾯的优势突出
⼆、国际语境与贡献
在全球⽓候变化、绿⾊低碳发展的要求与背景下，要充分发挥三⼤城镇的作⽤，推动中国迈向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候变化、绿⾊低碳发展的要求与背景下，要充分发挥三⼤城镇的作⽤，推动中国迈向可持续发展。
就现状⽽⾔，⼤湾区的空⽓质量优于长三⾓与京津冀，但是⽔质相对堪忧。空⽓质量最差的是京津冀地区，其灰霾程度⾮常⾼，但从2017年开始京津冀的空⽓质量有明显的好转。⽔质⽅⾯，三个城镇都有⼀定规模的⿊臭⽔体，均有较⼤的改善空间。从⼤⽓、⽔这两个⽅⾯来看，三⼤城镇在⽣态环境⽅⾯的任务依然艰巨，⽣态环境将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质量评价标准。
近年来，京津冀在环境治理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京津投资与物流的“断裂现象”突出，北京创新与服务的区域转移“断层效应”突出。前些年，分散⼯业化、城镇化是造成京津冀环境污染与⽣态危机的重要因素。京津冀这⼏年最⼤的变化是清洁能源的结构性转变，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创新。
京津冀地区的制造业投资、企业分布与⽣态环境敏感性
相⽐之下，珠三⾓和长三⾓在⽣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做得还不够。过去，整个珠三⾓地区⽔体污染的严峻程度⾮常⾼。这两年开始⼴东开始⼤规模做河道⽔治理，特别是交界地区河道的污染治理，
如深圳的茅州河，针对⿊臭⽔体现象进⾏了持续的治理，投注了⼏百亿资⾦。未来全省将推进“碧道”的建设，以⽔质的优化和治理，改善未来全省以及⼤湾区的⽣态环境。
⼴东省的“碧道”建设
三、三⼤城市空间特征
01
密度与规模：密度影响⼤于规模影响
三⼤城市均呈现多中⼼和⾼密度的特征。空间尺度上，⼤湾区的全域⼟地⾯积与建设⽤地⾯积均⼩于其他两个城镇，但⼈⼝和经济的密度均为最⾼。
三⼤城镇范围与⼈⼝空间格局（同⽐例尺）
图源：中规院深圳分院“数字湾区”平台
三⼤城镇⼈均、地均GDP⽐较
⼈⼝密度上，⼤湾区可以说是全球密度最⾼的城市。与纽约、东京、旧⾦⼭城市⽐较，沿其主要
发展⾛廊截取⼈⼝密度断⾯，可见最突出的⼈⼝密度峰值均出现在粤港澳⼤湾区，包括澳门、⾹港、深圳与⼴州。对于⼤湾区⽽⾔，⼈⼝密度带来的不仅仅是压⼒，更是机会。密度实际⽐规模更重要，质量的提升、⼈才的集聚、创新机会的出现，⼀定程度上都是密度带来的机会，这将给⼤湾区未来发展提供⽆限想象空间。当然，我们也要注意⼈⼝过于聚集带来的公共安全和⼤城市病问题。
国际四⼤湾区⼈⼝密度剖⾯⽰意图
企业密度上，⼤湾区在创新企业、创新产业⽹络密度与紧凑度上，也⾼于京津冀和长三⾓。但相⽐其他世界级湾区（特别是旧⾦⼭湾区）的差距还⾮常⼤，这也给我们未来⾼质量发展与提升经济活⼒提出了进⼀步要求。
公共服务设施密度上，粤港澳⼤湾区则相对薄弱。⼤湾区在教育⽅⾯有所⽋缺，但在医疗、⽂化⽅⾯有⼀定基础与优势。随着⼈⼝结构的变化，未来公共服务设施的格局与密度还需要进⼀步优化。
三⼤城镇⼈均公共服务资源⽐较
⼤湾区核⼼地区⽂体休闲空间格局
02
流量和存量：流量影响⼤于存量影响
三⼤城镇要素流动⽹络也存在差异。内部联系⽹络⽅⾯，京津冀跟长三⾓呈现出明显的核⼼——北京和上海，其⽹络联系度前列者均为从北京、上海辐射向外。⽽⼤湾区企业联系多中⼼⽹络化程度更⾼。其中联系最紧密的是⼴深，虽然⽬前来看⼴深政府层⾯合作⽐较少，但市场层⾯的联系⾮常密切。
三⼤城镇企业联系⽹络与企业联系强度前10
⼈⼝流动⽅⾯，北京⼀极独⼤的特点同样明显，长三⾓形成沪宁杭三个相对独⽴的地域⼈⼝流动极核。⼤湾区则形
成“Z”字形的通勤廊道，特别是以东岸地区的⼴-莞-深-港通勤⾛廊，存在⼤规模的跨城⼈⼝流动，⽽西岸的⼈⼝流动性则相对⼩⼀些。
三⼤城镇⼈⼝跨城通勤强度前10
⼤湾区⼈⼝通勤⽹络
⼤湾区形成全国最⼤规模的跨城通勤⼈⼝。保守估计，⼴佛每天有⼤概50万⼈⼝通勤，深莞⼤概30万，⼤湾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度流动的空间格局。
⼤湾区城市通勤⽹络（城市层⾯）与通勤格局（街镇层⾯）
03
制度与空间：制度因素⼤于空间距离
怎样清洗空调城市内部各城市之间并没有完全实现最⾼效的资源要素流动。我们尝试提出了“墙”的概念，评估现实跨界联系流量与理论跨界强度的匹配性与差异性，即⾏政边界、制度⽂化等要素对于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相对阻碍与促进作⽤。其中，理论联系流量是基于引⼒模型的优化算法，反映两个城市之间的理论吸引⼒，这⼀数量与⼈⼝经济规模、实际交通距离相关。现实的跨界⼈⼝联系流量，则是通过整合利⽤移动运营商和百度慧眼数据，反映两个城市之间的实际⼈⼝流动规模；企业联系流量，则是城市间企业设⽴分⽀机构的数量与投资的联系强度。
初步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的河北省内部、跨省（市）联系阻碍系数相对较低，⽽粤港澳⼤湾区的跨境联系、长三⾓的跨省（市）联系阻碍系数较⼤。可见阻碍系数实际上与要素流动类型、城市经济发展⽔平、城市间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政层级关系、协同发展政策等均有密切关系。
空间格局上，深圳跟⾹港之间虽然⼈⼝往来密切，但跨境带来的阻碍系数依然较⼤。西岸地区（如江门与周边城市）的阻碍系数⽐较⾼，⽽东岸深莞惠地区的流动性更强，这与制度协同、交通便利性均有较⼤关系。长三⾓的联系阻碍相⽐⼀体化的发展要求还有⼀定程度的差距，需要进⼀步推动⼈⼝、经济要素的流动。京津冀的整体阻碍系数相对较⼩，⼀⽅⾯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性较⼤的缘故，另⼀⽅
⾯是京津冀以⾼铁主导的交通运输⽹络便利性更⾼，⽽⼤湾区整体轨道⽹交通建设是相对滞后的。
三⼤城镇⼈员、资本联系的边界阻碍
⼤湾区的空间联系格局背后是复杂的边界和制度差异。我们尝试做了⼀个测度，深港之间的实际联系流量只有理论联系强度的1/72，如果⽤空间距离来做⼀个更形象的⽐喻，深港边界宽度⼤概是“500公⾥”，这可以认为是制度差异下的空间时空距离。⼤湾区的三⼤都市圈，即⼴佛肇、珠中江与深莞惠，其跨都市圈的通勤阻碍系数是都市圈内部的2.3倍，可见三⼤都市圈的格局⽐较明显。相较⽽⾔，在⼈员阻碍和资本阻碍上，深莞惠都具有⼀定优势，其制度协同与市场化⽔平相对较⾼，⽽⼴佛肇之间在⼈员阻碍⽅⾯更⼤，珠中江在资本阻碍上更⼤，这与各⾃的⼈⼝、经济空间格局特征有密切关系。
粤港澳⼤湾区⼈员阻碍系数与资本阻碍系数格局
四、空间治理
如何优化治理⼤湾区这样的特殊区域空间，我们提出三个需要关注的⽅向：
01
以“公交都市区”为抓⼿，推动
都市圈化与区域治理
⼤湾区⾼密度、⾼频度的⼈⼝与资本流动，已经形成了⾼度⽹络化的深莞惠、⼴佛肇都市圈与发育中的珠中江都市圈，未来将通过协同规划进⼀步促进都市圈化与要素流动。
都市圈未来发展的重点之⼀，是推进公交都市区建设，实现都市圈内城镇1⼩时可达。积极推进都市圈市域快线或市郊铁路建设，强化中⼼城市与都市圈外围联系，以市域快线扩⼤都市圈范围。
⼴深都市圈主要市域轨道交通⽰意
02
加强港澳与内地服务、标准、制度衔接
促进港澳融⼊国家发展⼤局的关键因素是⼈。深港、珠澳之间每⽇有⼤量的⼈员往来，以深港之间为例，2015年，每天有近40万的深港市民在深港之间流动，且跨境活动内容不断丰富——除跨境⼯作与商务活动以外，消闲、探亲和上学的占⽐越来越⼤。⽇渐频繁的⽣活交往将给⼤湾区治理带来新的要求。
⾸先是提供适宜港澳⼈要求、⾼标准的宜居宜业⽣活圈，需要从社区型设施多元性、公共服务管理
与模式、公共服务跨境衔接等⽅⾯，加强三地公共服务设施标准衔接，为三地⼈员往来提供基础保障。
其次是信息化上的协同，互联⽹与信息技术已经全⾯渗透居民⽣活，⽽三地互联⽹的差异化环境与应⽤⽅式，也是未来促进三地⼈员流动与交往的挑战之⼀。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制度的差异性。如税率问题，⾹港属于低税率地区，港⼈到内地⼯作能否享受⾹港标准的税率优惠。
以上是港澳融⼊内地发展过程中⾯临的⼀些现实问题，需要很⼤⼒度的制度创新⽅能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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