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不少研究显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剧了广大民众的创伤应激水平，并引发焦虑、抑郁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1，2]。然而，大部分针对新冠肺炎及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 ）等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心理学研究，更多强调疫情流行对心理健康产生的消极影响，忽略了可能伴随产生的积极变化[3]。
实际上，重大应激事件或创伤事件不仅会给个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190016）；北京大学学科建设项目疫情应对与干预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BMU2021YJ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CSH073）。
通讯作者：甘怡，************
苗淼1，郑磊2，5，6
，靳帅3，文杰3，甘怡4
（1.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心理学系，北京100191；2.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州350108；3.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4.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及行为与心理健康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100871；5.福州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研究所，福州350108；6.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心，福州350108）
【摘要】目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编制适用于我国普通民众的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量表。方法：对567位成年人进行初测，用于量表初稿的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312位在校大学生进行正式施测，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其中83人在2周后完成重测。结果：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生命意义、社会联结、健康意识、家庭理念4个因子。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四因子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8，CFI=0.96，TLI=0.93）。总量表及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0-0.87之间，重测信度在0.62-0.80之间。总量表及4个分量表的得分与拥有意义感（r =0.27-0.52，Ps <0.01）、寻求意义感（r =0.15-0.35，Ps <0.01）、正性情绪（r =0.28-0.50，Ps <0.01）、生活满意度（r =0.26-0.45，Ps <0.01）、乐观（r =0.11-0.27，Ps <0.05）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结论：本研究编制的获益感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未来可以用于测量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关键词】获益感；疫情；新冠肺炎；信度；效度中图分类号：R395.1
DOI:10.16128/jki.1005-3611.2021.03.017
Development of the Benefit Finding from Epidemic Scale
MIAO Miao 1,ZHENG Lei 2，5，6
,JIN Shuai 3,WEN Jie 3,GAN Yi-qun 4
1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School of Health Humanit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3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4School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 and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5
Institute of Psychological and Cognitive Sciences,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6
Center for China Social Trust Research,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In the context of the outbreak of COVID-19,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benefit finding from epidemic.Methods:The first version of the scale was delivered to 567adults,for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Another 312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alysis,and 83of them were retested 2weeks later for test-retest reliability analysis.Results:The final 10-item scale consisted of four factors,meaning in life,social connectedness,health consciousness,and family value.Results showed that the 4-factor measurement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 (RMSEA=0.08,CFI=0.96,TLI=0.93).The Cronbach ’s al⁃pha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for the total scale and the four subscales were also satisfactory,with the former ranging from 0.70-0.87,and the latter ranging from 0.62to 0.80.In addition,both the total and the four dimension scor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eaning in life (r =0.27-0.52,Ps <0.01),search for meaning (r =0.15-0.35,P
s <0.01),positive affect (r =0.28-0.50,Ps <0.01),life satisfaction (r =0.26-0.45,Ps <0.01),and optimism (r =0.11-0.27,Ps <0.05).Conclusion:The 10-item Benefit Finding from Epidemic Scal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instrument to assess the level of benefit finding from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Key words 】Benefit finding;Epidemic;COVID-19;Reliability;Validity
体带来负面后果或消极影响，同时也会让个体在认知、心理或精神层面获得积极的变化和成长[4]，这些被称为“获益感或益处发现”（benefit finding）、“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压力相关的成长”（stressed-related growth）等[4，5]。本研究将使用bene⁃
fit finding这一表述，并将其翻译为获益感。参照Helgeson在综述中的定义，获益感是指逆境或创伤事件给个体带来的积极的改变[4]。针对疫情流行，获益感是指个体在经历疫情爆发之后，知觉到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有不少研究证实，获益感与心理适应密切相关[6-8]。例如，在应对疾病的过程中，获益感能够正向预测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等幸福感指标[6，8]。但是，目前针对获益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患者、疾病照料者以及遭遇自然灾害或的个体，而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获益感研究相对较少[4，5，7]。仅有一项在SARS爆发期间的研究显示，针对SARS爆发的获益感与18个月之后的社会适应显著正相关[3]。
目前常用的测量获益感的工具为获益感量表（Benefit Finding Scale，BFS）[9]，基于乳腺癌患者编制而成，用于测量该体在癌症诊断与过程中知觉到的积极的改变。该量表是单维结构，包含17个条目，主要涉及个体在3方面的积极改变：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更加意识到其他人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以及个人生活意义感的提升[9]。王瑜萍等人对BFS 中文版进行了修订，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Tomich和Helgeson同样针对乳腺癌患者的获益感编制了20个条目的单维量表，涉及日常活动、家庭、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世界观等5个方面[11]。Rin⁃aldis等人针对直肠癌患者编制了16个条目的获益感量表，包含个人成长、人际关系的成长、接受三个维度[12]。McMillen和Fisher编制了针对负性生活事件的益处知觉量表（Perceived Benefit Scales），包含30个条目，分为8个维度：自我效能感、社区亲密度、宗教信仰、同情心、人际信任、家庭亲密度、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13]。而Samios等人编制的量表则聚焦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儿父母，测量患儿父母在个人成长、发现新的可行性、接受和欣赏、精神成长等多方面的积极改变[14]。
由此可见，测量获益感的量表大多聚焦于患者（尤其是癌症患者）或疾病照料者，并且测量的内涵也不尽相同。由于获益感是针对具体的创伤或应激事件，因此对于获益感的测量有明显的情境差异。而在疫情流行期间，普通民众对于疫情爆发的获益
感与癌症患者或疾病照料者存在明显的不同。Cheng等人曾经针对SARS在香港的爆发，编制了相应的获益感量表，包含4个维度：个人成长、人际欣赏、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团结[3]。但是，该量表
在编制过程中，不仅聚焦于香港当地的健康居民，还有接近一半的访谈资料来源于SARS康复患者及其家人，不能广泛用于对普通民众的测量[3]。因此，本研究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编制适用于广大健康民众的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量表，以便为在我国文化下开展疫情相关的获益感研究提供合适的测量工具。
1方法
1.1被试
样本1：采用方便取样，在全国范围内招募18岁以上、从未确诊新冠肺炎的成年人参与研究，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线上问卷。收到有效问卷567份，被试年龄为18~66岁，平均28.89±8.50岁。其中，男性234人（41.3%），女性333人（58.7%）；高中及以下学历56人（9.9%），大专107人（18.9%），本科291人（51.3%），研究生113人（19.9%）。被试来自包括山东（71人，12.5%）、安徽（62人，10.9%）、北京（61人，10.8%）、江苏（51人，9.0%）、湖北（23人，4.1%）等在内的28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样本1用于项目分析与探索性因素分析。
样本2：采用方便取样，在北京市两所高校招募从未确诊新冠肺炎的在校大学生参与研究，通过问卷星发放线上问卷。收到有效问卷312份，被试年龄为17~28岁，平均20.08±1.51岁。其中，男生67人（21.5%），女生245人（78.5%）；大一65人（20.8%），大二132人（42.3%），大三66人（21.2
%），大四49人（15.7%）。被试来自包括北京（39人，12.5%）、山东（20人，6.4%）、浙江（18人，5.8%）、广东（17人，5.4%）、河南（16人，5.1%）、湖北（14人，4.5%）等在内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样本2用于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关联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度的分析。
样本3：在样本2中随机邀请110名被试参与后测，在间隔第一次测量2周之后通过问卷星发放重测问卷。收到有效问卷97份，匹配成功83份，被试年龄为18~28岁，平均20.77±1.70岁。其中，男生25人（30.1%），女生58人（69.9%）；大一6人（7.2%），大二40人（48.2%），大三12人（14.5%），大四25人（30.1%）。样本3用于重测信度的分析。
1.2量表编制过程
首先，收集与获益感有关的文献资料以及在疫情流行背景下开展的心理学研究。通过分析与整理，初步确定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的内涵。接下来，进行条目的编制和筛选，条目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参考已有的获益感量表[3，9，11]；②通过方便取样开展开放式深度访谈，调查对象包括2名在校本科生、2名在校研究生、4名在职人员和2名退休人员，询问对于疫情爆发的感受和想法、疫情的爆发对于其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自疫情爆发以来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积极的变化。结果显示，疫情的爆发对于不同体的日常生活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积极的变
化主要体现在改善卫生习惯、提升健康意识、拉近家庭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民族自信心等方面；③参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在“抗击疫情——中科院心理所在行动”主题专栏中公开发布的一篇题为“除了焦虑和恐慌，疫情还会带给我们什么”的科普文章（www.psych.cas/xgzbdyqfk/kpjd/
202002/t20200207_5497696.html），该文报道了在1132名普通民众中开展的针对疫情期间发生的积极变化的网络调查，并总结出9个主要的积极改变。形成量表初版之后，邀请2名心理学专家与2名心理学研究生对条目内容进行评价，考察量表的内容效度，对不合适的条目进行修改或删除。最终，共获得初始条目12个，体现出个体在健康意识、家庭关系与家庭理念、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使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1.3研究工具
1.3.1生命意义感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ILQ）该问卷的中文版由刘思斯与甘怡修订[15]。问卷包含两个维度：拥有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拥有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9和0.87。1.3.2正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该问卷的中文版由邱林等人修订[16]。问卷采用18个形容词用以测量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各9个条目。在本研究中，仅采用正性
情绪分量表。使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几乎没有”，7代表“非常强烈”。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
1.3.3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该问卷由Diener等人编制，包含5个条目，用于测量对于生活整体的满意程度[17]。研究证实该问卷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8]。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1.3.4修订版生活取向测验（Life Orientation Test Revised，LOT-R）该问卷由Scheier和Carver编制而成，用于测量个体特质性的乐观水平[19]。量表包含6个条目，积极陈述与消极陈述各3个。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该量表的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0]。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69。
1.4统计方法
使用SPSS20和Mplus7.4进行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其中，采用SPSS20对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与信度分析，采用Mplus7.4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结果
2.1项目分析
采用样本1的数据，根据样本的总分分布，将高、低端各27%的被试，分别分入高、低分组，检查两组被试在各个项目上的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12个初始项目上的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t值在16.19~27.10之间，P值均小于0.001。并且，计算每个项目与量表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所有项目的题总相关在0.65~0.81之间，P值均小于0.001。最后，进行信度分析考察删除各个项目后总量表的Cronbach’
sα系数是否明显提高，结果显示，总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1，删除任意一个项目之后，总量表的信度维持在0.90~0.92之间。由此可见，各个项目均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2.2效度分析
2.2.1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样本1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10，Bartlett 球形检验的值为χ2(66)=4170.21，P<0.001，适合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结合特征根与碎石图进行因子的提取。并且，根据以下标准、同时结合条目本身的内容及其与所在维度之间的关系，删除不合适的条目：共同度小于0.3、因子载荷小于0.4、存在多重载荷（在两个以上的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且载荷值之差小于0.2）、条目数少于2的因子。进行多次
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删除2个条目，最终保留10个条目，得到4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81.81%。
根据问卷编制的构想与条目的含义，分别将4个因子命名为：①生命意义，包含3个条目，涉及个体在自身层面上的生命意义感的提升，包括对于生活的意义、价值与目标的知觉和理解；②社会联结，包含3个条目，涉及个体在社会层面上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包括大局意识的提升和对于社会团结的感悟；③健康意识，包含2个条目，即健康意识的提升；④家庭理念，包含2个条目，主要指家庭理念的改善与家庭关系的提升。具体各个条目的因子载荷与共同度见表
1。
项目
7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或学习对于社会的意义
6意识到世事无常，以后要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8对于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划
逝者安息12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11从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中体会到世界上充满真爱10比以前更有大局意识，积极配合政府和社区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5和家人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
4重新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1更重视自己的卫生习惯
3更加注意锻炼身体
特征值
解释率（%）生命意义
0.83
0.77
0.72
0.14
0.24
0.49
0.28
0.34
0.25
0.23
2.43
24.31
社会联结
0.24
0.33
0.19
0.89
0.86
0.67
0.22
0.19
0.31
0.06
2.37
23.71
家庭理念
0.27
0.21
0.37
0.14
0.18
0.16
0.83
0.80
0.16
0.39
1.84
18.35
健康意识
0.17
0.26
0.26
0.14
0.14
0.18
0.26
郑爽联合国大会0.25
0.79
0.74
1.54
15.43
共同度
0.84
0.82
0.76
0.86
0.85
0.75
0.88
0.85
0.81
0.76
2.2.2验证性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样本2的数据，对4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考虑到以往某些获益感量表存在单因子的结构[9，11]，因此，对比单因子结构与4因子结构的拟合情况。由表2可知，与单因子结构相比，4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更好。各个条目在所属因子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61~0.95之间。
表2模型的拟合指数（n=312）
2.2.3效标效度分析选取幸福感的3个指标（生命意义感、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与乐观作为效标。由表3可知，获益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与生命意义感（包括拥有意义感与寻求意义感）、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和乐观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在0.11~0.52之间，Ps<0.05。
2.3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信度：总量表的Cronbach’sα为0.87，4个分维度（生命意义、社会联结、健康意识、家庭理念）的Cronbach’sα分别为0.75、0.87、0.70、0.82。
重测信度：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0，4个分维度（生命意义、社会联结、健康意识、家庭理念）的重测信度分别为0.66、0.79、0.79、0.62，均达到显著性水平（Ps<0.001）。
表3获益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与
效标之间的相关分析表（n=312）
注：*P<0.05，**P<0.01。
3讨论
本研究聚焦于普通民众在疫情流行期间的获益感，以新冠肺炎的爆发为研究背景，并结合以往基于患者及其照料者在SARS期间的获益感量表，编制了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量表。结果显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个体针对疫情流行的获益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生命意义、社会联结、健康意识、家庭理念。
其中，生命意义维度强调个体从自身层面获得的意义感，尤其是对于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以及生活目标的理解和知觉，这些恰恰是生命意义感内涵的重要维度[15，21]，包括BFS在内的大部分获益感量
表1探索性因素分析性的项目载荷与共同度表（n=567）注：表格中的因素载荷与特征值均为旋转过后的结果。
模型
4因子结构单因子结构
χ2
91.33
400.25
df
29
35
χ2/df
3.15
11.44
RMSEA
0.08
0.18
CFI
0.96
0.75
TLI
0.93
0.67
SRMR
0.04
0.09
量表总分
生命意义
社会联结
健康意识
家庭理念
M±SD
5.51±0.93
5.18±1.18
6.02±1.08
5.40±1.22
5.37±1.33
拥有
意义感
0.46**
十大名牌吸尘器0.52**
0.27**
刺绣教程0.30**
0.33**
寻求
意义感
0.30**
0.35**
0.19**
0.24**
0.15**
正性
张依依图片情绪
0.50**
0.45**
0.35**
0.28**
0.46**
生活
满意度
0.45**
0.36**
0.26**
0.34**
0.45**
乐观
0.27**
0.23**
0.27**
0.11*
0.22**
表均包含这一维度[3，9]。而社会联结维度则强调个体从社会层面获得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自新冠肺炎在我国爆发以来，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民动员、防治，普通民众参与疫情防控的大局意识被充分调动起来。同时，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类一线工作者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促进了普通民众对于社会团结的感悟，从而提升个体的社会联结。虽然某些获益感量表也包含对于社会联结的测量[11，13，14]，但是，由于应激情境的差异，这一维度的内涵在不同量表中存在差异。在本研究中，这一维度很好地体现了我国疫情防控的社会现状以及对个体的世界观的促进作用。Cheng和Cheung编制的针对SARS 爆发的获益感量表也包含这一维度，并将其命名为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22]。
与已有研究类似，家庭理念维度体现了家庭亲密度及家庭重视程度的提升[11，13]。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防疫措施增进了家庭成员的相处，有效提升了家庭亲密度；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家庭成员的支持是个体应对疫情的重要资源，这也有助于提升个体对家庭的重视程度[23，24]。此外，个体在疫情爆发期间的获益感还表现为健康意识的提升。
SARS期间的研究[22]以及WHO给出的抗击新冠肺炎的个人建议中，均指出良好的卫生习惯是预防病毒感染的有效措施，这对于从整体层面提升个体的健康意识有重要作用。
相关分析显示，获益感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生命意义感、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一方面，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另一方面，生命意义感、正性情绪、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25]，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获益感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密切联系[4，8，26]。此外，获益感与乐观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提示我们，乐观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从积极的角度对重大的负性应激事件做认知重评，从而在应激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改变。
虽然该量表从4个维度全面地衡量个体在疫情流行中的获益感，量表整体简洁凝练。但是，本研究主要的局限之处在于，量表的总项目数不多，尤其健康意识和家庭理念维度均只有2个条目，未来可以考虑通过补充条目数目进一步完善该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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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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