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的评价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汉族江右民系。封荆国公，因此后人称王荆公。临川盐阜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宰相、新党领袖。

  王安石文思敏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从当前的现实汲取实用的知识，从周礼、荀子、韩非子和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古典经籍学习基本的知识。而王安石偏好老子，也很关心佛教，是一位胸襟开阔、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任宰相时曾发动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变法改革，王安石的基本思想根植于不盲从一定的权威、不信奉一成不变的教条，进行改革时对现实具有正确的认识，以及正确的技术与计算。希望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变法引起朝廷内部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史称“新旧党争”，变法也最终失败。变法在历史上的评价不一。

  王安石父亲为都官员外郎王益。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动笔如飞，看到的人皆佩服其精妙。19岁前的王安石随父四处游历，接触社会现实，深深了解民间疾苦。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高中进士第四名，签书淮南判官，去鄞县当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师。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委派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在就任之后，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宋神宗久慕其。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为三不足之说。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

  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中央设立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1070年升任宰

相(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西夏战争转守为攻。

  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在两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从此新旧党争不断。变法失败后，安石则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里唯一没有遭逢贬谪的人。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署名女工保护条例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

二级建造师挂靠协议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欧弟 小娴 同朝的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北宋不喝雷子不撤席是什么意思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右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结束后，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因此对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评价趋向正面。

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认为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然而因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完成转变。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苏联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不过又有说法称，列宁称赞王安石是断章取义的误读，列宁并未对王安石提出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