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沁何润东
中国人为什么“变狠”？周星驰所有电影
2016-04-19  母亲节寄语唯美短作者丨于建嵘
近些年来，少数绝望的民众极端化的反社会行为时有发生。他们或开车冲撞无辜的街头路人；或纵火焚烧无关者的房屋商店；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儿童痛下毒刀。
潘玮柏儿子虽然这些个体暴力事件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其背后深层次的心理背景大体是一样的。表面上看，个体暴力反抗的极端行为是因为一次具体的矛盾冲突引发的，但是实际上，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心态是日积月累造成的，是多年来压抑的怨愤得不到有效的纾解而逐渐产生的。
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倾向的暴力化不仅限于极端的个人，而是呈现出体性的状态。诸如许多“社会泄愤事件”就是典型的体性的暴力行为。在最近发生的多起体性事件中，不相识的民众因为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受害者，愤怒地走上街头，与执法者展开暴力对抗，最后演化为地方社会的骚乱。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仅是民众的共同权利意识的觉醒，更多的是民众无名的怒火。这不是一
种“具体”的气愤怨怒，不是特定之人对特定之事的怒气冲天，而是不特定之人因不特定之事引发的普遍和长期的愤怒。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共同、本质的特征，我曾将其称之为“抽象愤怒”。
这种极端化的心态日益将整个社会割裂为强者与弱者对立的两极，并心理预设强者一定是恃强凌弱为富不仁的，而弱者一定是饱受摧残求告无门的，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林志玲 内衣广告“仇官、仇富”。这种在内心深处潜藏着对整个社会的仇恨情绪，认为自己一直是社会中的弱者的认识，往往使暴力者获得所谓的心理上的快感。
毫无疑问，社会心态的暴力化，与法治的缺失密切相关。没有法律作为稳定的社会行为规则，人们的行为就缺乏长远稳定的预期。这其中最可怕的是公权力的非法暴力。我曾多次说，政府或偷拆民众的合法住房，城管街头，政法机关执法犯法，要对各种黑社会势力在基层的沉渣泛起承担一定的责任。基本的权利既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富可敌国也不能保证明天就不会被洗劫一空。在这样的现实之下，无论是占有很多资源的强势体还是一贫如洗的社会弱势体，在面对社会规则的不确定性时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让自己的未来更具确定性，很多人拼命追求权力和财富，力争成为制
好听好看的网名定规则、利用规则的强者；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则只能陷入悲观失望的心理，无法克服恐惧的绝望者则会成为潜在的社会的破坏者。而对待恐惧的这两种方式，又会造成强者掠夺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强者，两者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暴力化和无序化。中国人变狠，也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