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三）
三，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
是杜甫已成囚徒，将有杀⾝之祸
在此当补述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
《⼤唐六典》卷⼋《门下省》给事中条：“凡国之⼤狱，三司详决。”
唐杜佑《通典》卷⼆⼗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原注：“后汉永平中，侍御史寒朗共三府案楚狱，亦今三司之例。”）⼜云：“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原注：“推者，掌推鞫也。”）
《⼤唐六典》卷⼗三《御史台》御史⼤夫条：“御史⼤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原注：“其百寮有奸⾮隐伏，得专推劾。”）⼜云：“若有制，使覆囚徒，则刑部尚书参择之。”
按：由是可知，所谓 “诏三司推问”，是指皇帝下制，命刑部、御史台、⼤理寺等三司衙门，“同按”（会同审判）“⼤狱”（⼤案）“囚徒”。易⾔之，“三司推问”，即三司会审，是唐代最⾼司法审判。⽽被会审的“囚徒”，实际已经下狱。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宪官部⼗⼀"谴让》类：“韦陟，肃宗⾄德中为御史⼤夫，时左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刑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
《新唐书》卷⼆百⼀《杜甫传》：“琯罢宰相，甫上疏⾔：‘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杂问。”按《通典》所谓“同按”，《册府元龟》所谓“同讯”，《新唐书》所谓“杂问”，皆会同审判之意。
杜甫⾄德⼆载（７５７年）六⽉⼀⽇《奉谢⼝敕放三司推问状》：“右⾂甫，智识浅昧，向所论事，涉近激訐，违忤圣旨，既下有司，具已举劾，⽢从⾃弃，就戮为幸。今⽇巳时，中书侍郎平章事张镐，奉宣⼝敕，宜放推问，知⾂愚戆，赦⾂万死，曲成恩造，再赐骸⾻。……陛下贷以仁慈，怜其恳到，不书狂狷之过，复解⽹罗之急，是古之深容直⾂，劝勉来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岂⼩⾂独蒙全躯就列，待罪⽽已。⽆任先惧后喜之⾄，谨诣閤门，进状奉谢以闻。”
杜甫⾄德⼆载闰⼋⽉《⾏次昭陵》诗：“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按此是以太宗贞观之治任贤从谏之典范，批评肃宗拒谏斥贤之现实。“戮”之⼀字，尤可注意。
杜甫乾元⼆年（７５９年）《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使君（武）两閤⽼五⼗韵》诗：“禁掖朋从改，微班性命全。青蒲⽢受戮，⽩发竟谁怜。”按此指疏救房琯诏付三司推问⼀事。“⽢受戮”、“性命全”，亦可注意。
杜甫⼴德元年（７６３年）《祭故相国清河房公⽂》：“公初罢印，⼈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见时危急，敢爱⽣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按：第⼀，据前揭《旧唐书"肃宗本纪》，房琯罢相在⾄德⼆载五⽉⼗⽇；据钱谦益《钱注杜诗》卷⼆《述怀⼀⾸》注引湖⼴岳州府平江县杜甫裔孙杜富家所藏唐授杜甫左拾遗敕，敕书署“⾄德⼆载五⽉⼗六⽇⾏”；可知杜甫疏救房琯，当在五⽉⼗六⽇始任左拾遗时或数⽇内，否则距房琯罢相之⽇愈久矣。杜甫任左拾遗⽴即疏救房琯，张镐任宰相⽴即疏救杜甫，皆奋不顾⾝矣。让人黄到秒湿的段子
第⼆，诏三司推问杜甫⼀事的性质和实情是，杜甫疏救房琯已经构成肃宗交付三司会同审问的⼤案（“诏三司杂问”、“既下有司，具已举劾”），杜甫本⼈已经成为肃宗交付三司会审的囚徒（“⽹罗之急”）。
笼多音字组词 第三，肃宗已经表⽰了要杀杜甫的旨意（参杜甫⾃述“就戮为幸”，“⽢受戮”，“刑欲加矣”等语）。当时若⾮宰相张镐、御史⼤夫韦陟相救（已见上⽂），后果实不堪设想。
第四，杜甫疏救房琯之⽇，即是诏付三司推问之时；释放之⽇，据《奉谢⼝敕放三司状》所署⽇期，为“六⽉⼀⽇”。由此可知，杜甫⾃被交付三司推问之⽇⾄释放之⽇，已经⼗天左右矣。童菲整容前后
《旧唐书》卷五⼗《刑法志》：“肃宗⽅⽤刑名，公卿但唯唯署名⽽已。……其后三司⽤刑，连年不定，
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素闻物议，请下诏⾃今已后，三司推勘未毕者，⼀切放免，⼤收⼈望。……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等⼀切放归。”在肃宗的幽暗政治下，⽆边的蒙冤受害者包括清流⼠⼤夫，所受到的伤害，⼜岂是⼀纸诏书所能挽回。
⼴德元年（７６３年）代宗即位时，杜甫作《述古三⾸》诗，第⼀⾸云：“舜举⼗六相，⾝尊道何⾼。秦时任商鞅，法令如⽜⽑。”微婉深切，实是对肃宗斥贤拒谏、滥⽤刑法、政治失道的批评。
四、唐代墨制⽤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
肃宗墨制放归杜甫的实质，是对杜甫不合法的放逐
《宋本杜⼯部集》卷⼆《北征》题下注：“归⾄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1]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诏许归蓬荜”句下注引旧题宋王洙实为宋邓忠⾂《注杜诗》[2]：“时房琯得罪，甫上⾔琯罪细，不宜免，帝怒，诏三司推问，（获免，）甫谢，因称琯宰相⼦，少⾃树⽴，有⼤⾂体，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
按：《宋本杜⼯部集》卷⼆《北征》题下注“归⾄凤翔，墨制放往鄜州作”，此当是杜甫⾃注，弥⾜珍贵。历代诸家注杜⾔
及墨制放归鄜州（今陕西富县），史源在此。《九家集注杜诗》所引邓忠⾂注之价值，在于具体指出杜甫借谢免三司推问，再次进谏，因此肃宗“诏放甫归鄜省亲”，“放归”实为放逐杜甫。综合⾔之，放归的形式是墨制，实质是放逐。此是肃宗继诏付三司推问后，再次对杜甫实⾏的打击报复。
何谓墨制？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帙卷四《北征》题下注：“墨制，则⾏在仓促之间所⽤也。”赵次公此⼀注释，未得其实。清钱⼤昕《潜研堂⾦⽯⽂跋尾》卷四唐《右武卫将军⼄速孤⾏俨碑（开元⼗三年⼆⽉）》条：“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出⾃禁中者也。”钱⽵汀此⼀解释较确，然⽽语焉不详。
兹就唐代制敕产⽣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与墨制之区别。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凡王⾔之制有七，⼀⽈册书，⼆⽈制书，三⽈慰劳制书，四⽈发⽇敕，五⽈敕旨，六⽈论事敕书，七⽈敕牒。皆宣署申覆，⽽施⾏焉。”原注：“⾂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答之⽈可’，以为诏书。”⼜：“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之。……制敕既⾏，有误，则奏⽽改之。”
《⼤唐六典》卷⼋《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奏抄，⼆⽈奏弹，三⽈露布，四⽈议，五⽈表，六⽈状，皆审、署、申覆，⽽施⾏焉。”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门下省之印。
《⼤唐六典》卷⼋《门下省》给事中四⼈条：“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请施⾏，⼩事则署⽽颁之。”
《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门下省》给事中条：“制敕不便者，涂窜⽽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凡⼤事，覆奏；⼩事，署⽽颁之。”
《通典》卷⼗五《选举三》⼤唐条：“若⽂武散官⼆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册拜，皆宰司进拟。⾃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原注：“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采⽤制书，敕授官是采⽤敕书，此制敕亦即告⾝。 《唐律疏议》卷⼗《职制》律“事直代判署”条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体可以分为制书、敕书两⼤类，⼤事⽤制，其次⽤敕。授官则五品
以上⽤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敕。唐代制敕产⽣的主要程序，系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并由中书省正副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中书舍⼈等署名，提请门下省审查；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由门下省正副长官侍中、黄门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给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制书画“可”，敕书画“闻”；然后由门下省复写⼀份，注“制可”并盖上印，制敕始得成⽴。或⾂表奏，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然后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画可，⽽成为制敕。其中，门下省的制敕审查批准权，⾸先是由给事中⾏使（“先读⽽署之”），给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对于此制敕之能否成⽴，发⽣关键性作⽤。当给事中认为制敕草案不合理时，可以驳还（“涂归”），亦即不予批准，则此制敕草案不得成⽴。唐吴兢《贞观政要》卷⼆《直谏》类载贞观三年敕中男⼊军，时魏徵任给事中，“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经过讨论，“乃停中男”。此是给事中有效⾏使审查批准权驳还制敕草案的⼀个有⼒的例证。
小灿生活照 在唐代，制定制敕，即是决策、⽴法[4]。制敕制定权，即是决策权、⽴法权。唐中书、门下制度的意义，实际是决策权、⽴法权三权分⽴，即决策权、⽴法权分⽴为中书起草权、门下审查批准权、皇帝审查批准权[5]。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贞观政要》卷⼀《政体》：“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
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书、门下制度的精神，是“灭私徇公”，和中书门下相互制衡以防⽌中央政治决策失误。此是由太宗所明确规定。
如果制敕未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则此制敕不得成⽴，不得名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侍郎类垂拱三年条载凤阁侍郎刘祎之⽈：“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6]即是对中书、门下制度此⼀规定性的明确表述。
最强蜗牛神龙 此当述及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即词头的草拟和⾏出。唐代典章制度⽂献并没有此⽅⾯之记载，今依据唐代笔记诗⽂等⽂献补述于此。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六宝。并从权也。”[7] 《全唐诗》卷三百⼆王建《宫词⼀百⾸》第五⾸：“内⼈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案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全唐诗》卷四百四⼗⼆⽩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
《全唐诗》卷四百四⼗⼆⽩居易《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六韵》：“罢草紫泥诏，起吟红药诗。词头封送后，花⼝拆开时。”
《全唐⽂》卷六百六⼗⼋⽩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
起居舍⼈温造可朗州刺史，司勋员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员外郎王镒可郢州刺史。’右今⽇宰相送词头，左降前件官如前，令⾂撰词者。⾂伏以……”（按此是中书舍⼈⽩居易封驳词头之状⽂，原⽂较长，不具引。）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殿中省》“宫官。六尚，如六尚书之职掌”条：“尚宫⼆⼈，正五品。司记⼆⼈，正六品。典记⼆⼈，正七品。掌记⼆⼈，正⼋品。⼥史六⼈。司⾔⼆⼈，正七品。典⾔⼆⼈，正⼋品。掌⾔⼆⼈，正⼋品。⼥史四⼈。……尚宫职，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司簿、司闱四司之官属。凡六尚书物出纳⽂簿，皆印署之。司记掌印，凡宫内诸司簿书出⼊⽬录，审⽽付⾏焉。典记佐之，⼥史掌执⽂书。司⾔掌宣传启奏。”
按：⽩居易《中书寓直》、《论左降独孤朗等状》，为唐穆宗长庆元年（８２１年）为知制诰时所作，《草词毕遇芍药初开偶成⼗六韵》为长庆⼆年为中书舍⼈时所作[8]。
。⽩居易此相关诗⽂、李肇《翰林志》、王建《宫词》所述，皆是关于词头草拟、⾏出之第⼀⼿⽂献材料。 由以上⽂献材料可知，第⼀，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称为词头。（⽩居易《中书寓直》“病对词头愧彩笔”，⾃述作为中书舍⼈所从事之⽇常⼯作，是依据词头起草制敕。）
词头内容即皇帝旨意之来源，⼤体可分为两类，⼀类是皇帝依据⾂僚奏议，或君⾂共同商议⽽提出的决策，⼀类是皇帝⾃⼰的决策。此在唐代史料中习见。如上所述，词头所述皇帝旨意，⽆论是何种
来源，都仅仅是决策草案，亦即制敕原始草案，只有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审查通过，始得以成⽴为制敕。
第⼆，词头系由⼥宫官在皇帝⾯前所起草。（《旧唐书"职官志三"殿中省》：“⼥史掌执⽂书”。王建《宫词》“内⼈对御叠花笺，绣坐移来⽟按边，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 “内⼈”即⼥史之类宫官，诗⾔⼥宫官在皇帝⾯前连夜草拟词头，清晨词头⾏出中禁。）
第三，词头⽂字极为简略，仅为旨意梗概。（如⽩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所述:
“‘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独孤朗可富州刺史……。’右今⽇宰相送词头。”词头⽂字即是只述及某⼈⾃某职迁某职。）
第四，词头通常于清晨⾃中禁⾏出閤门[9]，送⾄中书省。（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
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李肇《翰林志》“近朝⼤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表明正常程序为词头⾃中禁⾏出閤门，进⼊中书、门下两省运作程序。）
宋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下《翰苑遗事》引宋王宇《⽟堂赐笔砚记》：“国朝因仍旧制。翰林学⼠分⽇递直夜，⼊宿以备著撰。……御药⼊院，以客礼见，探怀出御封，屏吏启缄，即词头也。”宋朱熹《朱⼦语类》卷⼀百⼆⼗⼋《本朝⼆"法
制》：“宫中有内尚书，主⽂字，⽂字皆过他处，天⼦亦颇礼之，或赐之坐，不系嫔御。亦掌印玺，多代御批。⾏出底⽂字，只到三省。”王宇《⽟堂赐笔砚记》所述词头⾏出，及《朱⼦语类》所述宫中⼥官起草制敕原始草案亦即词头，虽为宋代之事，实际则同于唐代。唯王宇所述词头是送⾄翰林院，此与中唐以前情况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由中书省起草制敕，故词头送⾄中书省；中唐以后，由中书省或翰林院起草制敕，故词头送⾄中书省或翰林院。
[1]《宋本杜⼯部集》卷⼆，商务印书馆《续古逸丛书》第四⼗七种，影印绍兴初浙江翻刻⼆王本残本卷⼀，卷⼗七⾄⼆⼗及补遗、绍兴三年建康府学吴若翻刻⼆王本残本卷⼗⾄⼗⼆、⽑晋⽑扆⽗⼦影宋钞本残卷卷⼆⾄九，卷⼗三⾄⼗六，１９５７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续古逸丛书》影印本，第１３４页。
[2]关于旧题宋王洙《注杜诗》实为宋邓忠⾂杜诗注，请参阅梅新林《杜诗伪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学刊》，⼀九九五年第⼆期。关于邓忠⾂杜诗注何以被改名为王洙注，请参阅本书《邓忠⾂注杜诗考》。
[3]邓忠⾂注所载“帝不省录，诏放甫归鄜省亲”，表⽰杜甫因再次触怒肃宗⽽被放归，较《新唐书·杜甫传》所载“然帝⾃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饿死，因许甫⾃往省视”，更为明确。《旧唐书》卷⼀百九⼗下《杜甫传》则不载放归⼀事。邓注或参考了北宋尚存的如《肃宗实录》这样的的唐代原始⽂献。
[4]台湾学者⽑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按当时中国乃君主专制政体，并⽆⽴法机关，制书、敕书即是法律，给事中之封驳权，乃是给事中涉及⽴法权之明语。”（《第⼆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集》，台北⽂津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０９页。）⽑汉光教授所⾔甚有见地。似可补充两点：第⼀，就唐代中书、门下制度正常运作时⽽⾔，唐代政体并不能简单地称为君主专制政体。既然门下省参与掌握决策权、⽴法权，既然君主并不能全部掌握决策权、⽴法权，则径称之为君主专制，不尽符合事实。或可称之为开明君主政体。第⼆，就唐代君主破坏中书、门下制度时⽽⾔，则唐代政体仍可称为君主专制政体。判断唐代政体的性质，似应根据不同条件下的具体情况⽽论。
[5]据唐代⽂献，唐中书省职官、尚书省职官亦可以封驳制敕词头和制敕，虽然此并⾮其主要职能。《册府元龟》卷四百六⼗九《台省部·封驳》类载“贾⾄为中书舍⼈，⾄德⼆年六⽉，将军王⽞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上封事执之”，即是中书省职官封驳制敕词头之例证。《旧唐书》卷⼀百五⼗⼋《郑馀庆传》载宪宗时，馀庆拜兵部尚书，再为相，“有医⼯崔环，⾃淮南⼩将为黄州司马，敕⾄南省，馀庆执之封还”，则是尚书省封驳制敕之例证。
[6]武则天光宅元年（６８４年）九⽉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资治通鉴》卷⼆百三）。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改回（《资治通鉴》卷⼆百⼋）。
[7]宋代洪遵编《翰苑丛书》，卷上，《知不⾜斋丛书》本。
李肇《翰林志》此段⽂字全⽂为：“答疏于王公，则⽤‘皇帝⾏宝’。劳来勋贤，则⽤‘皇帝之宝’。徵召⾂下，则⽤‘皇帝信宝’。答四夷书，则⽤‘天⼦⾏宝’。抚慰蛮夷，则⽤‘天⼦之宝’。发蕃国兵，则⽤‘天⼦信宝’。并甲令之定制也。近朝⼤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六宝，并从权也。”此段⽂字涉及唐代制敕分为常⾏制敕和特种制敕，考释如下。
按《隋书》卷⼗⼆《礼仪志七》：“神玺，宝⽽不⽤。受命玺，封禅则⽤之。‘皇帝⾏玺’，封命诸侯及三师、三公，则⽤之。‘皇帝之玺’，赐诸侯及三师、三公书，则⽤之。‘皇帝信玺’，徵诸夏兵，则⽤之。‘天⼦⾏玺’，封命蕃国之君，则⽤之。‘天⼦之玺’，赐蕃国之君书，则⽤之。‘天⼦信玺’，徵蕃国兵，则⽤之。常⾏诏敕，则⽤内史门下之印。”
复按《⼤唐六典》卷⼋《门下省》“符宝郎掌天⼦之⼋宝”条：“⼋宝：⼀⽈神宝，所以承百王，镇万国。⼆⽈授命宝，所以修封禅，礼神祗。三⽈‘皇帝⾏宝’，答疏于王公则⽤之。四⽈‘皇帝之宝’，劳来勋贤则⽤之。五⽈‘皇帝信宝’，徵召⾂下则⽤之。六⽈‘天⼦⾏宝’，答四夷书则⽤之。七⽈‘天⼦之宝’，慰抚蛮夷则⽤之。⼋⽈‘天⼦信宝’，发蕃国兵则⽤之。”⽆《隋
志》“常⾏诏敕”⼆句。
按：唐承隋制。隋之内史省，即唐之中书省。据《⼤唐六典》，参《隋志》“常⾏诏敕，则⽤内史门下之印”，可知唐代制
胡歌代言费2亿度，常⾏制敕是⽤中书门下之印。
李肇⾔“六宝”，⽽不⾔“⼋宝”，是指除去神宝、授命宝的其馀六宝⽽⾔。因为神宝“宝⽽不⽤”，授命宝⽤于封禅。“六宝”是⽤于特种制敕。
李翰批评“近朝⼤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六宝”，是因为按唐代制度，所有制敕，包括⽤六宝的特种制敕和⽤中书门下之印的常⾏制敕，都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程序。
李肇何以不⾔“不⽤中书门下之印”？则是因为，举出特种制敕当⽤天⼦六宝⽽不⽤，则常⾏制敕当⽤中书门下之印⽽不⽤，已不⾔可知。
朱⾦城《⽩居易年谱》，穆宗长庆元年条，长庆⼆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第１２３～１２４页，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9]按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西京·宫城》条：“太极殿者，朔望视朝之所也。……殿门⽈太极门。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两廊为左右延明门。左延明门外为门下省，……右延明门外为中书省，为舍⼈院。”徐松于“门之两庑为东西閤门”句下注：“按閤门可转北⼊两仪殿，太宗时以此为⼊閤。若东内，则以⼊紫宸为⼊閤。”同书卷⼀《西京·⼤明宫》条：“宣政殿，天⼦常朝所也。……其内两廊为⽇华门、⽉华门。⽇华门外为门下省，……⽉华门外为中书省。……宣政殿后为紫宸殿，殿门⽈紫宸门，天⼦便殿也。不御宣政⽽御便殿⽈‘⼊閤’。”
⾃唐⾼宗龙朔三年（６６３年）以后，东内⼤明宫取代西内太极宫，成为唐朝主要宫廷，除⽞宗居住听政于兴庆宫外，诸帝皆居住听政于⼤明宫。王建《宫词》“红蜡烛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门宣”，此“閤门”即指紫宸殿门。李肇《翰林志》“近朝⼤事直出中禁”，此“中禁”即指紫宸殿以北，是皇帝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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