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
文化、政治和历史的中国
想象中国与实际中国不同嫩模杨棋涵
对所谓时尚理论的误读，何为“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的基础是想象，而并非共同体本身为虚幻。
知识生产的问题：以自我为中心的历史文化观自先秦来一直存在于观念中
粉红代表什么
一、单数还是复数的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同一的中国宗教与民族
一方面，从这本书里能看出葛兆光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纪检部工作计划
另一方面仍然运用并回应了本安德森民族国家的概念。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这个中国，既具有安德森说的那种“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又具有一些很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
安德森说，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的疆域内的每一平方公分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国家是以中心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hp驱动下载
对于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统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而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的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
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是中国早早的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因此，这个几乎不言而喻的“国家”反过来会成为汉族中国人对历史回忆、论述空间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使他们一提起来就说历史是“三代秦汉唐宋明清”，使他们一想起来就觉得应当遵循“三纲五常”的秩序，使他们习惯的把这些来自汉族文明的风俗当作区分自我和异族的标准。
二、想象的异邦：
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朝贡体制中的“天下”与“四夷”
所谓东方，常常不过是为与“西方”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想象和建构。但是，如果我们回头来看沉湎于天下想象中的古代中国，看这些被半真半假的见闻和异闻编织起来的异域知识，就可以知道，古代中国对于异域也同样存在着一种想象，古代中国关于异域的这些描述，并不是关于当时人对于实际世界的知识，而是对于“中国”以及的一种想象。而从利玛窦时代到乾隆时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古代中国对于异域（同样也是对于自我）的知识，已经从“想象的天下”进入“实际的万国”。
地图如何运用在思想史研究之中，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天地格局：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大地仿佛一个棋盘，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
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华夏或者诸夏，第三圈是夷狄，第三，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叫做南蛮、北狄、西戎、东夷。
三、比较的研究方法：东方与西方还是亚洲内部
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以看似文化差异不大的周边为“他者”，倒更能看出他们与“自我”那些细微却又至关重要
的文化差异来。比如，表面上同样信仰朱熹之学，但是固执的恪守朱子学说不动摇的朝鲜两班士人，和没有科举制度的日本儒家学者，以及在满清王朝的考据学和异族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士大夫，是很不一样的。在各种文献中常常看到朝鲜人对于清帝国学术和思想的讥讽，都能看到朝鲜和日本人因为蔑视中国文明沦丧而自称“中华”，看看这种差异，就能够更清楚的理解这个“东方”或者“东亚”，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
而与这些和中国亲密接触，看上去有些“同质”的文明体相比，那个“异质”性似乎太大的“西方”，似乎只是一面朦胧含糊的铜镜，虽然看得见整体中国文化的轮廓，却怎么也看不清具体文化中国的细部。
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其历史的背景和基础是什么？所以，特别需要追问的仍然是本文开头的问题：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中的未来？
传统文史的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国界”的普遍性科学，现代学术的转型与民族国家重新界定始终同步，文史研究不是在破坏一种认同，一种想象，就是在构建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特别是当你研究的是一个关于民族和文化的传统的时候，尤其如此。晚清民初的中国学术史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如日本学界重构东亚新秩序和对现代学术的追求，但研究“周边”和“虏学”，把传统中国研究的视野扩大到周边，了解异族殊文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不仅是对现代学术的追求，而且是在重新书写和确认一个统一的“中国”。
“东海”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与多种相异宗教与文化一直互相激荡、彼此角逐的“中古西域”不同，“近世东亚”的宗教与文化似乎出现一个差异很大的趋向，不是来自各个区域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空
刘德华电影间中彼此覆盖和皴染，而是从原来看似统一的传统与文化中逐渐出现了离心独立。换句话说，由于西域研究之重心在中古，而东海研究之重心则应当在近世，因此，西域研究需要关注“重叠”，而东海研究则需重视“分化”。对于“东海”这一区域来说，更值得关注与研究，也是更加复杂的文化交错，却是在“近世”，也就是在蒙汉满交替统治中国的时代中，原来看似有同一性的“东亚”或者“东亚海域”的文化出现了“纠缠而且分离”的现象。生活需要勇气
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领域中，学术史需要讨论的，一是传统学术在西潮与东风的鼓荡下，是如何转型成为所谓现代学术的，二是这种来自西方的所谓现代学术，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和知识语境中，是如何形塑出中国的学术观念与方法的，三是现代学术在资料、方法、工具和观念上，如何重新诠释了古代中国，并影响到对于现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