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电影目的的追问与探析，涉及对电影本体的追本溯源，从电影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关于电影本体及电影目的的探讨从未停止。从20世纪初关于电影作为艺术的讨论，20世纪中叶关于电影作为语言的讨论，到今天关于电影作为文化的讨论，都直指电影目的追寻。电影目的是一个深刻而又宏大的话题，本文仅结合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考察不同历史阶段电影目的的变迁与变幻的时代光影下电影目的对现实与现实中人的坚守。
关键词：电影目的；中国电影；现实主义
关于电影目的追问与探析是对电影本体定位的前提和基础。自电影诞生之日起，关于“电影是什么”的讨论就从未停止，并且伴随电影发展的始终。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唯有回答好这个问题才能保证电影的主体价值，关于电影的其他细节问题，如电影与商业、电影与政治、电影与艺术及电影创作
、电影类型及风格等才有讨论的基础。科技和经济仅仅是工具，它们的进步，最终是为了让人类在精神上能够松弛地、和谐地、愉快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1]。电影的目的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在电影发展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为各国电影工作者所坚守的准则，即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化表现，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矛盾、社会需要的变化而适应历史与当下现实。囿于篇幅，本文仅以中国电影为例，阐明不同历史阶段电影目的的具体要求，以及百余年来中国电影对现实主义的不懈追求。磨合剂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影人对电影目的认识的分歧
虽然中国民族电影活动自20世纪初就已开始，从1905年《定军山》的拍摄开始，中国影人就已开启了民族电影的创作放映活动，但是中国电影真正确认了自己不同于戏曲、杂耍的主体地位并逐渐走向成熟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中国早期影人的电影创作实践及他们发表的关于电影的文章论著，都可以洞察到他们关于电影目的的思考与分歧。早期中国影人对电影目的的态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以郑正秋为代表的重视电影对现实的批判价值，重视电影的教化作用及社会改良功能的电影创作者及批判家，另一个是以张石川为代表的重视电影的商业价值、类型建构、娱乐观众功能的电影从业者。前者包括洪深、欧阳予倩、孙瑜、沈西苓、袁牧之、吴永刚等一大批电影创作者和电影批评家，后者包括邵氏兄弟、柳氏兄弟等电影实业家与创作者。这一关于电影目的的分歧直接影响到电影的创作。郑正秋的家庭及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社会的批判力量都来自对这一电影目的的明确认识；而以邵氏兄弟的天一公司为代表的电影企业则尽力开掘电影的商业价值，从上海的天一公司
所掀起的古装片浪潮到香港的邵氏兄弟带来的武侠电影的辉煌，都是由于对电影目的的精准定位。
虽然在题材选择、创作目的等方面，两类影人确实存在分歧与各自明显的倾向，但两者并非呈现对峙状态。相反，明星公司的存在及良好运行表明两种态度的合作与和解往往能带来电影和电影企业的更好发展。
二、1937年至1949年，电影目的对现实主义的呼唤
1937年至1949年，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与战火的特殊时期，由于独特的历史境遇，中国电影此时的目的以关注苦难现实、表现救亡图存的现实斗争为主流。无论战时大后方电影对战争的残酷及抗战的革命主题的书写，还是战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深刻揭露，都是特殊现实的要求，体现了对现实的关照。
战争时期，以“中制”“中电”为主体的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多以中国当时的最大现实为创作背景，引导人们认清民族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鼓舞人们的抗战决心，增强中国军民必胜的信心，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在这个时期的影片中，电影的政治属性得到了彰显。
战争结束后，以“文华”“昆仑”为代表的电影企业拍摄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对战后的社会现实、低层民众的苦难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了深刻的揭露。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电影现象，即“孤岛”时期及上海沦陷后沦陷区的电影创作。这两个时期的电影创作因其独特的历史境遇而呈现出光怪陆离与隐晦爱国情感表达并存的局面。留守上海的电影创作者不能直抒胸臆地表明其电影目的，于是通过以古喻今等隐晦曲折的方式间接指向其电影目的。
三、1949年至1979年，电影目的模糊导致由电影走向神话
1949年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电影创作者以巨大的革命激情赞颂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题材类型的影片中都充满了这种赞颂。首先是对战争的表现，战争片并不把战争的残酷性作为首要表
戏剧与影视Theatre，film&television185
现对象，而是集中表现人民大众必然胜利的历史选择及革命英雄在战争中的成长。在其他题材影片如《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李双双》中，也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之后，电影被纳入了意识形态范畴，它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还承担着政治使命。但是，一些影人对电影的目的意识越来越不清晰，现实中灵动多变的现实生活及深情诚挚的情感在电影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电影中得不到反思和深挖。至“”期间，这种远离生活实践、忽视电影真正目的的状态达到极致，电影从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走向了英雄神话的构建。电影具有了更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和强烈的革命性，而对人的复杂细腻的情感及内心世界的探索被压制，对物质现实的复现和关照让位
于符号化、抽象化的现实的所指。
四、20世纪80年代，电影目的的明晰带来现实传统的复归山水田园诗派>陈坤的老婆照片
20世纪80年代是人们反思历史，重新认识电影本体，在对电影本体的反思和讨论中确认电影目的的转折时期。人们重新认识到生动、鲜活的生活才是电影创作的源泉，电影的目的从始至终都不能缺少对真实生活的创造性表现。于是大屏幕上又出现了活生生的人，人的主体价值、人的情感和欲望获得了正视和肯定。在《小花》中，战争被当作背景，而兄妹情、爱情、亲情得到充分的表达和赞美。在《庐山恋》中，爱情表达成为影片核心叙事内容，女性的魅力也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而在《一个和八个》中，战争的残酷得到了表达，战争中的英雄也蜕去神性而呈现出人性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批表现世俗生活及年轻人生活状况的作品更鲜明地体现出现实主义的复归，充满烟火气的世俗生活成为影片表现的对象，未经修饰的粗粝生活本身在这个转型时期具有特殊的指向意味。比如，《锅碗瓢盆交响曲》《邻居》《人生》《青春祭》等影片，都把当时的现实图景作为影片的内在灵魂，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的创作目的在这些影片中得以彰显。
五、20世纪90年代至今，电影目的的多元与现实传统的坚守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掘进，体制的变革带来全新的价值观念及对电影本体的崭新认识。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的商业属性从未得到确认，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流价
值观念被以更委婉、更具技巧性的方式包裹在叙事当中，如《离开雷锋的日子》《建国大业》《中国机长》等主旋律影片，更加注重讲故事的技巧，注意类型元素的运用及商业化手段的应用。在这个时期，电影的商业价值被重新发现，电影除了艺术身份外，它的产业身份也得到确认。因而，电影企业也好，电影创作人员也好，都在积极致力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和中国电影类型的成熟。在这方面，张艺谋导演较早做了尝试。世纪之交的商业大片《英雄》就是张艺谋尝试的成果。从《英雄》开始，对影片的评价体系也更加多元、成熟。而张艺谋后来的《影》则表明他对当下数字虚拟技术及工业化电影生产流程的明确意识。在这个领域，《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疯狂外星人》的导演宁浩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这些电影创作实践表明，电影作为产业发展与运行的目的是当前电影领域的主流，这种电影目的也适应了当下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现实要求。
除此之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还承担着构建大国形象、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使命，这是本时期中国电影的又一重目的。
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电影创作实践中，对现实的关注与对人的书写从未停止。在现实关怀和现实主义表达方面，第六代导演体从未缺席。而在近年来的新人导演之中也不乏坚守现实叙事传统的导演，如《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就因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而成为该年度广受关注的电影导演。
梅兰芳代表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及时代主题的更迭，电影目的也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现实主义的坚守成为这个时代电影不曾改变的永恒目的。
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关于电影的目的认识也会有不同的时代要求，电影目的不是先天的，而是时代和社会生活赋予电影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事实上，电影是一种人类反视自身、透视历史的重要思维工具。巴拉兹•贝拉在他著名的《可见的人类》中曾表示：“现在，电影将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开辟一个新的方向。每天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坐在电影院里，不需要看许多文字说明，纯粹通过视觉来体验事件、性格、感情、情绪甚至思想……这并不是一种代替说话的符号语（就像聋哑人所用的那种语言），而是一种可见的直接表达肉体内部的心灵的工具。于是，人又重新变得可见了。”[2]从本体上看，电影成为一种具有自身反射性的媒介，而这种反射性关注现实的和内在的人，这种关照离不开物质现实，也离不开历史的维度。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电影目的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不管社会怎样发展，电影最根本的目的是永恒的，即对现实生活的创造性、艺术化的表现，以往的电影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实生活及现实中的人永远是电影永恒的表现对象，也是电影最终的归宿。
[参考文献]
姚千羽
[1] 沈义贞.“电影的目的”之我见[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祝妈妈节日快乐简短
版),2008(07):10-12.
[2] 杨远婴.电影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作者简介：王秀丽（1980），女，河北承德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文化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