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洋
来源：《中国军转民》 2020年第5期李宇春莫文蔚
于洋
摘要：生物是自然生态中的首要存在和天生创新者，基于生物特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造一旦应用于军事领域，必然会催生出强大的新质战斗力。笔者通过梳理整合近年来学者关于生物安全、新型生物观、生物化战争等新观点、新论断，大胆探索新型作战力量更加向军事生物科技要战斗力的必要性和建设实战化的生物作战力量体系的可能性，并对生物作战力量建设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设计。
关键词：军事生物科技；生物作战力量；实战化
所谓生物作战力量，简言之就是主要以军事生物科技为能力来源及支撑的非传统作战武装，它既可以是直接利用生物科技成果产生杀伤破坏力的“专设型”特种力量，也可以是借助生物科技革新自身战斗力的“升级版”常规力量。在21世纪生物科技方兴未艾的时代大势牵引下，我国的生物作战力量建设大有可为。
孟耿成 一、生物安全成为新时代国防发展的又一战略制高点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国家安全道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对新时代国家安全问题做出的深刻判断，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我们“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而生物安全正是我国当下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时代课题之一。仅以当下常见的生物入侵问题为例，根据第二届国际生物入侵大会上公布的数据，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物种已经确认有544种，其中大面积发生、危害严重的达100多种；倘若有敌对势力借助生物科技人为地制造生物入侵、疫病传播甚至于基因武器，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军内学者对这一问题已经进行过积极地探索，如军事医学院科学院贺福初、高福锁就曾撰文称，“国防的安全覆盖已拓展至‘生物疆域范畴，即一个国家为了保护生命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权益空间，应该具备的生物安全保护和生物威胁防御实力的范围”[1]；有鉴于此，我国应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战略，视之为国防和军事博弈的制高点，着力强化我国军民的“生物国防”意识，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加紧构建统一指挥、军地互补、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新型生物威胁防御体系”[1]。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全面把握国防和军队改革建设大局的同时，对于生物安全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2015年3月12日，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就专门听取了军队代表关于“加强军地一体化国家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建设”的现场发言；2016年5月30日，习主席又提到我国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不断增加，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
技创新保障国家安全”。在这一场维护国家生物安全、应对多样化生物安全威胁的无声较量中，除了地方尖端科技人才的参与和支持，肩负保家卫国使命的人民军队同样不能缺席，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物作战力量势在必行。
二、新型作战力量可从军事生物科技中汲取新质战斗力
纵观人类文明历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与飞跃，都将战争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高度，并对参与战争的作战力量提出了全新的能力要求和现实挑战。早在工业时代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挖掘并利用生物中所蕴含的军事价值，通过直接借用生物有机体的整体来达成某种特定目标，如驯养战马以打造高速机动的骑兵、驯养飞禽以充当传递情报的信使等。而今，随着生物科技的突飞猛进，新型作战力量需要从军事生物科技中不断汲取更多的新质战斗力，进而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为打造实战化的生物作战力量奠定坚实基础。
（一）作战人员和武器装备的结合达到“人机合一”的新高度
军事生物科技將使人和武器装备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武器装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体延伸出的“特殊器官”，进而使其作战效能的发挥最大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脑机接口（Brain Computer Interface，简称BCI）技术，旨在通过采集大脑皮层神经系统活动产生的脑电信号，经过放大、滤波等方法，将其转化为可以被计算机识别的信号，换言之就是用人的意识而非肢体去操纵机器；
该技术不仅在医学上有着巨大的临床价值，其军事学价值同样也不容低估。据媒体的公开报道，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2016年1月19日曾在其上宣称，该局正在开展一个名为“神经工程系统设计”的前沿性研究项目，意欲开发出一种可植入人体的神经接口，从而实现人脑与电脑直联的目标。除了脑机接口技术，动力外骨骼（Powered Exoskeleton）技术同样是当代各国军事生物科技的聚焦热点。在外骨骼的辅助下，使用者将如同电影中的钢铁侠一般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甚至于将武器和护甲直接“穿戴”在身上，极大提升单兵的作战能力。值得欣喜的是，我军在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进展十分迅速，国防科技大学认知科学基础研究与创新团队推出的脑控机器人及脑控汽车，首届中国军民融合技术装备博览会上公开展出的国产单兵外骨骼，都为我军当前的生物作战力量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多元一体的“会聚技术”拓展并重塑信息化战争的形态
“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是2020年左右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达成的重大阶段性目标。在加快提升军队信息化水平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信息化的内涵在21世纪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不同学科门类和科技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多元一体的融合型科技成为时代新秀。恰如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的名言：“科学是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
链条。”[2]
为了使被分解成为单独部门的科学重新焕发出整体的强劲活力，美国官方联合学界于2001年率先提出“会聚技术”（Converging Technologies）的概念，意指将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有机结合起来的科技融合全新形式。在“会聚技术”理念的驱动下，信息化战争的形态必将得到重塑，生物作战力量亦将在全新的信息化联合作战框架下获得用武之地，抢占生物技术高地将和制海权、制空权、制电磁权、制信息权、制太空权一样，成为敌我双方在战场制权上的又一争夺焦点。陆军军医大学郭继卫教授就创新性地提出了“制生权”概念，即“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慑中追求两‘生共‘制（在生命微观作战空间中谋求对军事生物科技优势的控制，在人类未来发展中谋求对生物武器大规模杀伤性的控制）”[3]。
（三）基于仿生学原理的“仿生武器”在未来战场上更多涌现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局长阿拉提·普拉布哈卡尔曾说过：“生物是自然界的终极创新者，任何致力于创新的机构，若是未能从这个极其复杂的网络中汲取灵感与解决方案，都将是十分愚蠢可笑的。”诚如斯言，人类军事科技发展史上的每次重大突破，都离不开对自然界生物体的学习与借鉴，生物演化的原理成为人类进行军事科技创新、特别是军事生物科技创新的重要遵循，军事仿生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大自然造就了诸多原生态的神奇，而军事仿生学就是将生物天赋的特殊机体功能借用
到军事研发上的特殊学科。相关的案例在我们生活中其实十分常见，像飞鸟与战机、蝙蝠与雷达、海豚与声纳、斑马与伪装、蜘蛛丝与防弹衣等，都属于人类从自然生态中挖掘出的“原生宝藏”。当前军事仿生学的热门应用领域当属无人作战领域，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的伤亡，越来越多的军用机器人代替自然人走上现代战场；它们的制造一般都参考了某種特定生物，如飞禽之于各类型无人机、走兽之于四足仿生机器人、昆虫之于微型间谍机器人等，而其最终目标则是由模仿一般动物进阶到模仿真实人类，也即研发制造出类人却非人的智能型机器战士。我国在仿生军用机器人的研发上进展很快，如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发的“天鹰”仿生扑翼无人机、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兵器地面无人平台研发中心研制的军用山地四足仿生移动平台等设备的出现，为我军今后的生物作战力量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硬件保障。
盖帽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 三、构想我军生物作战力量建设的基本架构及遵循原则
聚焦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大局，笔者对未来我军生物作战力量建设的基本架构及遵循原则做出如下基本构想：
（一）我军生物作战力量建设的“科研-实战”基本架构
从任务分工角度看，在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和军委职能部门的具体领导下，未来我军生物作战力量体系应由军事生物科研力量、军事生物战略威慑力量和军事生物防御及战术打击力量三部分构成；从军民融合角度看，生物作战力量体系要与以国务院应急管理部为代表的职能部门建立紧密的配合工作天天向上肖战是哪期
机制，形成军地一体联动的生物安全威胁防控体系。具体到各组成部分来说，关于军事生物科研力量，作为我军军事生物科技领域内的高级别研究机构，军事医学科学院一直是我军生物科技的主要领跑者，也是我国已经成规模的军事生物科研力量主力军，（《解放军报》2017年11月22日2版的《院士领学推动科研创新精准对焦》一文就曾对该部冲击军事生物科技战略高地的先进事迹进行过重点报道），未来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内部设置专门的全球生物安全威胁评估机构，根据国际形势变化适时配合军事宣传部门对外进行舆论法理斗争。关于军事生物战略威慑力量，考虑到其敏感性和特殊性，建议参考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指挥管理体制，由中央军委直接予以掌握。关于军事生物防御及战术打击力量，未来可考虑在原防化兵部队的基础上升级构建，一方面进一步强化防化兵原有的“三防”功能及其相应反制能力，另一方面可赋予其试点军事生物科技成果实战效果的全新任务，从而有利于脑机接口、动力外骨骼、仿生机器人等新装备早日投入实战化。此外，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格局下，上述各组成部分还都应与地方相应机构广泛开展交流合作，建立相应的军地联动应急处置机制，如军事生物科研机构与地方生物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共享机制、军队生物安全威胁评估机构与地方生物环境监管部门（如生态环境部）的监察数据共享机制、军队“三防”力量与地方应急救援力量（如应急管理部）的定期联演联训机制等。走砍
（二）我军生物作战力量建设及运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我军的生物作战力量建设及运用应遵循以下三条原则：一是要全面贯
彻落实“军地一体化”部署，决不能把维护国家生物安全看做是军队独自能够负担的简单任务。生物科技的军事化模糊了平时与战时的界限，一个不经意的物种入侵或是病毒泄露都有可能造成空前浩劫。为此，我们要通过军地一体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前瞻预警、快速反应、从严处置，时刻以打仗的姿态去应对任何刚有苗头甚至尚未发生的问题，在积极防御的基础上谋求超前防御。二是要时刻牢记“能战方能止战”规律，独立自主地掌握维持战略平衡的尖端军事生物科技。尖端军事生物科技在大规模杀伤性所呈现出的力量与水准，丝毫不亚于传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给我们的严重威胁。我们应独立自主地掌握军事生物战略威慑力量及相应反制手段，如此方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才确保国际战略平衡。三是要对外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危及全球生物安全的问题与恶行决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在全球生物安全问题上坚守正义立场、维护全人类共同的生存与发展利益；谴责控诉并在必要时通过正当手段对国际上出现的生物安全威胁进行干预管控，既是对我国国家安全负责，更是我国担起大国国际责任、履行应尽国际义务的重要表现。
参考文献：
[1]贺福初，高福锁.生物安全：国防战略制高点.求是[J]，2014（1）：53-54.
[2]于洋.悄然临近的生物化战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8-06（B01）.
[3]郭继卫.战争生物观与制生权预见[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
中国军事力量排名 （作者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蚌埠校区军政训练系政治工作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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