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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哈金在《移民作家》一书中将移民定义为：所有主动或被动从一个国家迁徙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包括流亡者、移民及难民。①按照哈金的定义，本文所探讨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主要包括两类人：一是指那些成长背景在美国，对中国无实际感受和记忆，用英文写作的第二代移民作家，即赵健秀在《大哎咿！美国
华裔和日裔作家文选》
中所定义的华裔美国作家；第二类是指一代移民作家，他们母语为中文，在中国文化中长大，而后主动或被动移民美国，既包括移民美国而后用英文创作的林语堂、张爱玲、哈金等，也包
括用中文创作的海外华文作家，如白先勇、
严歌苓等。本文所探讨的移民作家包括第一类二代移民作家以及第二类一代移民作家中用英文创作的体。在这些用英文写作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有一
个共同的母题，即对家园的回望，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中国文化就像汤亭亭《孙行者》中惠特曼·阿森的祖先从中国带去的那只巨大箱子，可以容纳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所有道具。华裔移民作家将这一箱子在另一
文化的舞台上打开并悉数展示。
而他们展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翻译。然而，这些华裔移民作家英文作品中的翻译现象却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笔者以“华裔移民作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 中
进行搜索，
2003年至2015年共搜到74篇文章，但几乎没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进行探讨。一移民作家英文著作中的翻译元素陈瑾电视剧
在《当今世界的翻译研究：今天与明天》（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orld:Today and Tomorrow ）一文
中，根茨勒对翻译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根茨勒指出，
“非翻译”中隐藏的翻译现象亦应纳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②根茨勒以美国第一、二代移民的英语写作为例，他指出在这些移民作家的作品中蕴藏着翻译韩庚绯闻女友李冰玉
元素，如主人公与父母或祖父母的对话。这些对话虽然是用英文表达的，但实际上可以明显看出是在表
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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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就华裔移民作家创作文本的研究而言，文学与文化的视角仍是绝对的主流，
罗钢
鲜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不同文化身分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英文作品为研究对象，挖掘这些作品中被忽视的翻译元素，对这些作品中的翻译成分进行界定及理论论证，并探讨不同的文化身分对选择不同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华裔美国移民作家文化身分翻译
①Jin Ha,The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ix.
②Edwin Gentzler,“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orld:Today and Tomorrow,”载杨自俭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6》，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Ｅｔｈｎ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３５卷Ｎｏ．１,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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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
述另一种语言，实质上是对移民的母语的翻译。然而，根茨勒并没有对移民作家作品中的翻译元素进行具体界定及理论论证。除根茨勒以外，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写作与翻译的联系。提莫志克在《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一文中，对“后殖民写作”与“文学翻译”进行了比较分析。提莫志克着重挖掘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提莫志克认为，两者在某些层面具有相似性，如两者均会受到文化干预所带来的束缚。许多翻译中所出现的问题（如翻译源语文化独有的文化元素）也是后殖民写作的突出特点。①
一些移民作家的观点也与提莫志克不谋而合。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奖的美籍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Jh
umpa Lahiri）指出：“我对印度的表述完全是翻译而已。”②汤亭亭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她在创作《女勇士》和《中国佬》时，感到自己所做的是在为读者翻译中国文化。③提莫志克及这些移民作家所谓的翻译类似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即将一种文化当作一个文本。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引入了“文化翻译”这一定义，但巴巴所谓的“文化翻译”实际上是指移民的过程及状态。哈里什·特里维迪在《翻译文化还是文化翻译》（Translating Culture vs.Culture Translation）一文中号召那些从事过文学翻译或阅读过翻译作品的人联合起来捍卫“翻译”这个词。特里维迪甚至强调，如果双语、双文化的这一根基崩塌，我们会很快进入一个完全被翻译的、单语、单一文化的世界，而且翻译本身也会变得无法翻译或去翻译化。④然而，虽然移民作家的作品整个文本并不是翻译，但在这些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却蕴藏着翻译元素。这些翻译元素包括：母语文化所特有的文化专有词，母语文化所特有的成语、俗语、方言，原本载体为母语的人物对话以及母语文化中的文化典籍及文学作品。移民作家在作品中用移入国的语言对这些元素的传达实质就是翻译。原因有二：第一，就翻译的认知过程而言，贝尔在《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将翻译的过程分为“分析”与“合成”两个部分。在贝尔的翻译图式中，译者从源语文本出发，通过词汇识别系统，将源语转化成线性的符号串，再对符号串进行句法、语义、语用的分析。分析的结果成为“语意表现”。此外，分析的结果也会进入“计划器”，“计划器”将决定是否翻译。如果“计划器”决定不翻译，那么分析的结果将留在译者的头脑中。⑤对于普通译者来说，翻译的起点为文字文本。对于移民作家来说，翻译的起点因作家类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成长环境在中国，母语为中文，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为直承式的华裔移民作家而言，他们翻译的
起点也是文字文本，不过“分析”这一过程的结果进入“计划器”以后，“计划器”决定暂时不翻译。这类移民作家与普通译者的区别在于“分析”与“合成”两个阶段并不是连续的，而存在着时间的间隔。对于在英语及美国文化中长大、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主要来源于父母口口相传的华裔二代移民作家而言，他们翻译的起点则是言语文本。此外，他们与前一类移民作家相同，“分析”与“合成”之间是断裂的。在合成阶段，这两类移民作家与普通译者是一致的，他们从“分析”
①Maria Tymoczko,“Post-colonial writ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S.Bassnett and H.Trivedi(eds.),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19-36.
②J.Lahiri,“My Intimate Alien,”Outlook(New Delhi).special annual issue on“Stree”[Woman],2000,p.118.
③P.Skenazy and T.Martin,“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P.Skenazy,Kinston at the University.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145.
④H.Trivedi,“Translating Culture vs.Cultural Translation,”Paul.Pierre,In Translation-Reflections,Refractions,Trans－formations.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2007，p.85.
⑤贝尔：《翻译与翻译过程：理论与实践》，秦洪武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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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结果出发，通过语用、语义及句法的合成完成翻译过程。因此，当具有双语背景的读者在读到移民作家文学作品中有关母语文化元素的表达时，他们在头脑中会自然回译到母语原文。林语堂《风声鹤唳》的汉译者梁绿平便将翻译这种用外文写成、内容描述中国事物的作品与常见的中译外、外译中相区别，将其称为“复译”，即“回译”。①第二，文学翻译与移民作家对母语文化元素的表达在这两种跨文化的写作模式中都会遵守图里所说的规范，即预规范及操作规范。在预规范层面上，他们都要决定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还是以接受语文化为中心。在操作规范上，两者均面临如下选择：省略或选择译入语文化中的相关词；直接输入源语词汇（或加脚注进行解释）；释义；选择译入语中的某个生僻词并拓展该词的语义范围。
二华裔美国移民作家不同的文化身分
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将文化身分的存在方式分为两种。
第一种文化身分是一种共有的身分，处于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共享这样一种身分。第二种文化身分体现了身分的嬗变，体现了个人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在不同文化及权力的影响下身分的改变。②霍尔以加勒比黑人为例，阐明了移民的文化身分问题。霍尔认为，有两个向量同时作用于加勒比黑人身分的形成，一个向量具有相似性和连续性，另一个则是差异和断裂的。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即与母国文化的联系，是与过去的联系。而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则指移民在移入国所受到的影响和经历的变化，是与现在的关系。因此，霍尔认为移民的身分是融合了过去与现在的一种混杂的新的身分。③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身分也是这两个向量共同作用下的混杂体。不过，对于不同类别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来说，这两个向量作用力的大小却是不同的。赵毅衡在《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一文中将一个人的民族性分为两种：一是基因层次，家传所得；二是体验层次，经历所得。赵毅衡认为，任何移民作家都拥有这两个层次的民族性，但往往以其中之一为主。他继而指出，华裔作家（即本文所定义的二代移民作家）与客居作家（即一代移民作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成长的语言环境不同。因此这一语言所留下的文化痕迹、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在中文中长大的中国作家，比起在异国语中长大的中国作家，生活经验的中国民族品格，肯定浓厚一些。他们的中国性，是体验而非家传。”④本文所探讨的华裔美国移民作家就其民族性也可分为两类。在中文及中国文化中成长的一代移民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他们的民族性为基因层次；而在英语及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二代移民作家，如：汤亭亭、谭恩美等，他们的民族性为体验层次。本文将以这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林语堂及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为例，探讨不同的文化身分对中国文化元素翻译策略选择的不同影响。
传统与过去的强大作用力在林语堂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林语堂一生都致力于“两脚踏中西文
卓依婷之死—林语堂〈风声鹤唳〉译后体会》，《外国语》1994年第3
①梁绿平：《文学作品英汉复译中一些非语言范畴的难点——
期。
②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刘象愚、罗钢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③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刘象愚、罗钢《文化研究读本》，第213页。
④赵毅衡：《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花城》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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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文化融合实践。在1936年林语堂出国前，这两只脚所使用的力量大致是均衡的，而当1936年林语堂接住赛珍珠抛出的橄榄枝前往美国写作后，他的力量开始向“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这只脚倾斜。林
语堂是以“中国文化大使”自居的，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旨在通过传播中国文化来获得国际认同与支持。1938年，在编译作品《孔子的智慧》取得巨大的成功后，林语堂本打算继续通过翻译《红楼梦》弘扬中国文化。但正如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所提到的，在经过反复思量以后，林语堂改变了这一计划，因为《红楼梦》毕竟离当时的社会生活太远。林语堂决定模仿《红楼梦》的表现手法，创作一部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小说。①这部小说便是《京华烟云》。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将中国文化灌注于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日常生活，将中国文化通俗化地介绍给世界。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介绍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大量停滞于情节发展之外的文化叙事；二是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化元素进行植入。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的梅中泉在《总序》中指出，“《京华烟云》中最为耐看的是故事之后的背景，即中华民族的文化。”②而对于以汤亭亭、谭恩美、黄玉雪为代表，成长背景在美国，对中国无实际感受和记忆的华裔二代移民作家来说，虽然他们的文化身分是过去与现在共同作用下的一种杂合身分，但现在对于塑造其身分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汤亭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对身分的探索：“我不想抹去自己所有的中国特性而成为美国人，也不想坚持做中国人而永不加入周围奇妙的美国世界……我现在明白了可以有一种混合物，下—音乐中怎么称呼来着？对，是‘融合’（fusion）。”③但在面对过去与现在两种归属的选择时，一步就是——
这类作家也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汤亭亭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她在1988年访华时，有诗人在看过《孙行者》的译稿后认为她是唯一一位延续了《红楼梦》写作传统的华人作家。汤亭亭表示出她的诧异：“他
们对我说我是中国经典的一部分，可我确是在此用英文创作的！”④汤亭亭甚至强调，她的作品应被视作美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她的文学创作是美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是“另一个传统”，她所做的是“为美国文学添砖加瓦”⑤。
三文化身分在翻译策略中的不同折射
身分的差异会对处于不同体中的人的言说方式造成影响。哈金在《移民作家》一书中指出：“在一个作家职业生涯的开端，他常常为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所困扰，那就是——
—他应该为了谁？以谁的身分？为了谁的利益而写作？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会塑造他的文学观并决定着他写作的主题和风格。在这三个问题中，‘以谁的身分而写作’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包含了作者对自我身分及传统的认识。”⑥华裔美国移民作家的中国故事里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他们在面对亚里士多德这一问题时所做的选择会对他们创作文本中中国文化元素的翻译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两类作家皆受到过去的影响。因此，他们通过翻译展示中国文化元素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
①林语堂：《八十自叙》，台北：宝文堂书店，1990年，第135页。
②梅中泉：《总序》，《林语堂名著全集》第一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③P.Skenazy and T.Martin,“Conversations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P.Skenazy,Kinston at the University.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8,p.156.
④Ibid.,p.98.
⑤Ibid.,pp.71-72.
⑥Jin Ha,The Writer as Migrant.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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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作家在翻译中国文化元素时均采用阐释型的翻译法，即在翻译时采用大量的阐释性文字进行说明。这种做法类似于阿皮亚的“深度翻译”，即在翻译中通过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等方法，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但与“深度翻译”所不同的是，在“深度翻译”中，阐释性的文字是以文外的注释、评注、序言等方式为载体的，而华裔美国移民作家作品中的阐释型翻译则将阐释性的文字直接嵌入文中。这些文字与作品本身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例如：It is true that in1900Mulan was perhaps the only girl who had heard of these inscribed bones
dating back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B.C.These things,containing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Chinese writing and now well-known because of their importance,were then just beginning to appear from an eroded river bank in Honan,at the site of the old Shang capital,and only a few collectors took an interest in them.（A 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Another festival which was traditional with the Chinese and therefore with the Wong family was the Moon Festival.As long as Jade Snow could remember,their family had unfailingly and appropriately ob－served the holiday,which was said to have originated in ancient China.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on the fifteenth day of the eighth month the moon would rise rounder,larger,and more brightly golden than at any other month of the year.Then,specially baked cakes filled with a thick,sweet filling were eaten by the Chinese in recognition of the beautiful,full harvest moon.(Fifth Chinese Daughter《华女阿五》)然而，不同的文化身分也在他们各自作品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翻译中有着不同的折射。两类作家在翻译中国文化元素时有如下不同：林语堂在翻译中国文化元素时力图全面地展现中国文化的全貌，并做到真实地传达，以便于英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而汤亭亭等在选择和翻译中国文化元素时，将中国文化元素作为一种工具，一种帮助实现言说华裔、获取身分认同的工具。
赵毅衡认为，对于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来说，他们与中国文化之间有一条“依父脐带”，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是直承式的，中国根深蒂固地长定在他们的体验世界里。而华裔二代移民作家与中国文化之间
则有一条“依母脐带”，他们心里都装有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母亲。他们头脑中的中国，往往停留在经验的层次，停留在母亲所口述的民间故事或民俗遗风中。①这种不同在翻译中体现为选择中国文化元素时的不同层次。程裕祯在《中国文化要略》一书中将文化结构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物态文化层”，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二是“制度文化层”，即规范人们行为及关系的准则制度；三是“行为文化层”，包括一个社会中经历史积淀下的风俗习惯；四是“心态文化层”，即某一社会某一文化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体现了这一社会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及价值观念。在程裕祯看来，第四个层次，即“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②。
在林语堂的代表作《京华烟云》中，林语堂植入并翻译的中国文化是有系统性的，涵盖了文化的各个层次。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体现着中国文化核心部分及精华部分的“心态文化层”。林语堂以道家思想构筑起整个故事的基调。在“道家的女儿”“庭园悲剧”“秋之歌”三卷每一卷标题之后，林语堂分别用
①赵毅衡：《后仓颉时代的中国文学》，《花城》2001年第5期。
②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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