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外国人
埃德加·斯诺与中国抗战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后又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踏遍中国大地进行采访报道，“9·18”事变后曾访问东北、上海战线，发表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斯诺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战争的开端。9月末，斯诺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报道中，斯诺称赞这场战争是“伟大的表演植物大战僵尸无尽版阵型”，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军事技能，是许多人所没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诺沿着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线，横越中国国土，去了汉口、重庆、西安，并再一次去延安，撰写了一系列的新闻报道。他惊异地发现：尽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从来没有赢得一项政治决定，从来没有能够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
—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所有这些结论，都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为亚洲而战》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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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与一二·九运动
    斯诺是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他十分关切中国的命运，热情支持和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6月，斯诺又被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当时正是一二·九运动前夕,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他们家也是许多爱国进步学生常去的场所.地下党员们在斯诺家里商量了“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步骤，并把12月9日、16日两次大游行的路线、集合地点都告知斯诺夫妇。游行前夕，斯诺夫妇把《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连夜译成英文，分送驻北平外国记者，请他们往国外发电讯，并联系驻平津的许多外国记者届时前往采访。
  斯诺夫妇则在游行当日和其他外国记者跟着游行队伍，认真报道了学生围攻西直门、受阻宣武门的真实情况。他给纽约《太阳报》发出了独家通讯，在这家报纸上留下了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大量文字资料和照片。斯诺还建议燕大学生自治会举行过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学生们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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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沦陷后，斯诺在自己的住所里掩护过不少进步学生，帮助他们撤离北平死城，参加抗日游击队或奔赴延安。
斯诺与《西行漫记》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一二·九运动实况讲给同志听。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李子柒的详细资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为了取得更详尽的第一手人物资料，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冲破国民党宪兵、特务的阻挠，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1941年，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新生的中国实行孤立政策和武装支持台湾蒋介石的年代里，对一名美国人来说，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1960年，斯诺访问北京，他意识到希望他的到来，可能有助于建立起一座中美两国的友谊桥梁，他表示：“前途是艰险的，但桥梁能够架起，而且最后必将架起.” 　1970年秋天，斯诺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又一起来到中国，并于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亲切交谈，高度评价他：“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随后，斯诺发表了《我同谈了话》、《周恩来的谈话》等文章。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Anna Louise引 Strong，1885—1970） 美国人。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省港大罢工。抗日战争时期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1946年第五次来华时访问了延安，她和解放区的战士们一起吃小米饭、一样住窑洞，并多次会见、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当年8月，和斯特朗谈话，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历史性科学诊断。1958年春天第六次来中国访问，并在中国北京定居。1959年被批准第一批访问西藏的外国记者代表团成员之一。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懂得人类应走的道路。”她在中国生活的最后十二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远到海南岛和西藏。她非常热爱中国，曾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进入注册表  1970年3月30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她85岁的生命，1/3在美国，1/3在苏联，1/3在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中国。
  她一生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30多部书，《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出现黎明》、《百万农奴站起来》、《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时来到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女，美国密苏里州人，美国记者。1929年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1950年不幸因病逝世。著作有《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的战歌》、《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等。
飞虎队与陈纳德
飞虎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英文：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 ），又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华民国成立，由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本。 “飞虎队”创始人是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
陈纳德1893年9月6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拥有出的飞行技术。应国民政府邀请，1937年7月初，陈纳德抵达中国考察空军，担任顾问。考察快结束之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陈纳
德接受宋美龄的建议，在昆明市郊组建航校，以美军标准训练中国空军，他还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迫于日本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逐渐转为非公开。1941年，陈纳德接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前往美国招募飞行员，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以平民身份参战。1941年7月中旬，陈纳德回到中国时，已有68架飞机、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其他一些后勤人员到达中国。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
  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会战，与中国和苏联空军司令官共同指挥战斗。他还在湖南芷江组建了航空学校，后来又到昆明航校任飞行教官室主任，负责给高级班授课。
  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成立，陈纳德担任上校队长。1942年7月4日，美国航空志愿队转变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担任准将司令。1943年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陈纳德担任少将司令。同年7月25日陈纳德应聘中国空军参谋长。1943年10月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组成并投入战斗，陈纳德任指挥。
  陈纳德于1945年8月8日离开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8年2个月零8天，与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
  1958年7月1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美国会批准晋升陈纳德为中将。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逝世。美国国防部以最隆重的军礼将其安葬于华盛顿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正面是英文墓志铭，镌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是用中文写的“陈纳德将军之墓”，这是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文字。
约瑟夫·史迪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参战，史迪威于1942年晋升中将，并被派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中国驻印军司令、分配美国援华物资负责人等职务，不久又晋升为四星上将。在华任职期间，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来看，都很难依靠国民党去战胜日本侵略者。同时，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新兴力量，对共产党给予同情。在他的推动下，1944年7月，第一批美军观察组终于抵达延安。由于史迪威将军在政治上同情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事业，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冷遇。同年10月18日，史迪威将军被罗斯福总
统召回美国。1946年10月12日病逝。
  1945年1月中印公路通车。为纪念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和在他领导下的盟军以及中国军队对缅甸战役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条公路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周恩来
  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一位伟大的将军，
  而且是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
  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
  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朱德吴秀波回应争议
　
一、抗日战争时来华外国新闻记者在50人以上。其中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夫人
海伦·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哈里森·福尔曼、杰克，贝尔登、西奥多·怀特（自修德），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冈瑟·斯坦因，德国记者汉斯·希伯等。他们历尽辛劳访问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忠实报道中国军民抗战 情况，揭露日寇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二、开展医疗活动抗战时期在华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事迹可考者达38人。其中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有白求恩（加）、帕森斯（美）大夫和琼·尤恩（加）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爱德华（队长）、巴苏华、柯盛华、木克华、卓克华（后木克华、卓克华较早回国）；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有德国的贝尔、白乐夫、顾泰尔、马库斯、王道，波兰的傅拉都、戎格曼、甘理安及夫人、陶维德，奥地利的富华德、严斐德、肯特，罗马尼亚的扬固、何让道及夫人，捷克的何理格、基什，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匈牙利的沈恩，苏联的何乐经，英国的高田宜等；单独来华或已在中国就地参加医疗工作的有美国的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奥地利的傅莱，朝鲜的方禹馆等人。他们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都在多方面做出颇大成绩。
三、在抗日战争期间不少国际友人包括战斗员、指挥员及军事观察家等来到中国。在战斗人员中，有以库里申科为首的苏联志愿飞行员大队（连同技术人员700人，牺牲200人），以罗伯特·山德尔、杰克·纽寇克为队长的美军驻华空军人员（牺牲而有姓名可考者数十人）；在指挥人员中，有参加晋冀抗战后被我军授衔的原越南籍将领洪水，有美国政府派遣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缅、印美军司令的史迪威；在军事观察人员中有抗战时期来华的美军陆战队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有抗战后期驻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姆凯、戴维斯等。他们置身实际战斗，或浴血奋战，或担任军事指挥，或进行军事观察，对增加抗战实力以及帮助国外了解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协同作战都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