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忆】抗⽇英雄张⾃忠两封遗书
作为军⼈战死沙场，本可谓死得其所。但张⾃忠的死，何以壮烈异常，读罢将军以⾝殉国前的两封 “遗书” ，或许我们可以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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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死报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战争之关系，及本⾝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师、⼀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七九师、三⼗⼋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标(死)往北迈进。⽆论作好作坏，⼀定求良⼼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知，专此布达。”这是1940年5⽉6⽇时任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忠渡襄河截击⽇寇出发前，致副总司令冯治安的亲笔诀别信的内容。该信原件现珍藏于中国第⼆历史档案馆。简短数语，⾜以窥见张⾃忠将军赶赴沙场以死报国的 “忠义之志” 和 “壮烈之⽓” 。
其实，张⾃忠早已抱有必死之决⼼。据副官朱增元追述： “每次出去打仗，张⾃忠就留下遗书，回来就烧掉。 ” 他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 “我⽣则国死，我死则国⽣” 的⾔论。1940年5⽉1⽇，他在告将⼠书中写道：“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其他办法。要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海不清、⽯不烂、决不半点
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
这两封遗存现世的珍贵遗书，仿佛带我们重回曾经那个波澜壮阔的岁⽉，让我们再次追寻张⾃忠将军慷慨赴死的⼈⽣脚步，领略中国军⼈在国家危亡、民族苦难之时所表现出的隐忍和刚毅。
弃笔从戎
张⾃忠，字荩⾂，后改荩忱。⽣于清朝光绪⼗七年（1891年），家有良⽥百亩，房屋百间，颇为殷实，为⼭东省临清县望族。其⽗张树桂（字冬荣）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亦称得上书⾹门第。张⾃忠6岁⼊私塾，后随⽗⾄江苏， 14岁因⽗去世，随母归乡。1908年，⼊临清中学读书。张⾃忠⾃⼩接受孔孟之道及忠、孝、仁、义旧道德的熏陶，经常阅读《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等古典⼩说，尤其钦佩关云长和岳飞战死沙场、精忠报国的豪迈。这也铺垫了后来张⾃忠于乱世之中所选择的⼈⽣道路。
1911年冬，张⾃忠考⼊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时值中华民族饱受列强蹂躏之苦难，更值⾟亥⾰命浪潮席卷全国之际。张⾃忠⾃此接触到孙中⼭提出的 “三民主义” ，思想受到进步学说的涤荡，秘密加⼊同盟会，初涉⾰命。
⾟亥⾰命不久，原清朝内阁总理⼤⾂袁世凯凭借其所掌控的北洋军事⼒量，倚赖帝国主义列强的⽀持，
窃取了⾰命果实，于1912年3⽉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倒⾏逆施，妄图复辟。⾰命形势的风云变化，引发了当时⾰命党⼈的反思，他们认为，要想挽救⾰命成果，推⾏资产阶级施政纲领，务必要有可靠的武装⼒量作为坚实后盾，因此，纷纷弃笔从戎。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秉性豪爽且有侠义之⼼的张⾃忠。
1914年暑假结束，张⾃忠投奔奉天省（今辽宁省）新民县陆军第⼆⼗师三⼗九旅⼋⼗七团车震麾下受训。1916年，车震将其介绍给当时驻军廊坊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冯⽟祥，并在冯的建议下，把字 “荩⾂”改为 “荩忱” ，表⽰ “忠诚、信赖” 之意，开始真正的军旅⽣涯。
1920年秋，冯⽟祥旅成⽴直属旅部的学兵队，下属2个连，冯治安任队长兼第⼀连连长，张⾃忠任第⼆连连长。冯治安诙谐幽默，张⾃忠则刚毅寡⾔，两⼈刚柔并济，私交甚厚。张⾃忠壮烈殉国前，张、冯分别是第三⼗三集团军的正、副总司令。1922年春，冯⽟祥部为培养初级军官，在河南省成⽴学兵团，冯⽟祥亲⾃兼任团长，张⾃忠任第⼀营营长，实际负责全团⼯作，并于1924年春升任学兵团团长。
营长，实际负责全团⼯作，并于1924年春升任学兵团团长。
1927年，冯⽟祥率部参加北伐，被任命为国民⾰命军第⼆集团军总司令，张⾃忠升任第⼆⼗⼋师师长。他善于练兵，治军颇有⼼得，主张“严中有恩” “恩威并施” ，深得军⼼，第⼆⼗⼋师更被冯⽟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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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为 “荣誉师” 。后冯⽟祥备战倒蒋，被晋系阎锡⼭所困，宋哲元代任总司令，任命张⾃忠为第⼗⼀军副军长。1930年，中原⼤战爆发，西北军受到重挫。1931年1⽉，西北军正式改编为第⼆⼗九军。张⾃忠⼒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则出任第三⼗⼋师师长，揭启戎马征程新篇章。
杨子的家世平津忍辱
“九⼀⼋” 事变后，⽇军加紧对华侵略， 1933年，逼近华北长城沿线，第⼆⼗九军奉命赶赴长城喜峰⼝，策应友军，先后斩获喜峰⼝、罗⽂峪⼤捷，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张⾃忠功不可没。
长城抗战后，第⼆⼗九军驻防察哈尔省。其时，⽇军妄图肢解华北，试图拉拢宋哲元；⽽南京政府感到华北局势吃紧，则需要宋哲元居中与⽇军斡旋。宋为求⾃保，左右逢源，企图利⽤⽇蒋⽭盾实⾏华北有限⾃治，以保存和发展⼆⼗九军实⼒。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 1935年年底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亲任委员长，张⾃忠任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6年5⽉，张⾃忠调任天津市长。1937年3⽉，被派赴⽇本考察，匝⽉⽽返，这也成为后来国⼈诟病张⾃忠亲⽇叛国的佐证。直⾄抗战爆发前，张⾃忠始终谨慎执⾏宋哲元 “舍⼩利⽽保⼤权” 的⽅针，在经济⽅⾯对⽇本做出了⼀定的让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恰逢宋哲元不在北平，他电⽰张⾃忠 “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张⾃忠⼀度代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他秉承宋的意愿，与⽇⽅谈判，争取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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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同时，向部队发布 “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的命令。孰料⽇军⼤举攻城，⼆⼗九军虽竭⼒抵抗，折损⼤将数员，但危局已定。宋哲元决定率军撤离北平，要求张⾃忠留守，并继续与⽇军周旋，制造谈判假象，以缓和局势，争取撤退时间。张⾃忠不得已临危受命，但却由此成为众⽮之的，⼀些报刊甚⾄撰⽂公然讽刺张⾃忠是 “⾃以为忠” ，更直呼其为 “汉奸” “卖国贼” 。大蒜种植
其实，⾃喜峰⼝战捷以来，张⾃忠个⼈是主张抗战的。他曾说： “抗战如果是⾃⼰的事，早与⿁⼦拼命。 ” 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所采取的⾏为，⼀⽅⾯出于军⼈服从命令的天职和忠诚，⼀⽅⾯也是对当时局势的误判。1931—1937年，在长达6年的时间⾥，南京政府对待⽇本的多次挑衅，均采取妥协退让的⽅式，以局部事件做了结。但作为 “不抵抗”政策的实际执⾏者，张⾃忠在后来民众⼝诛笔伐时，⾸当其冲，⼏乎是独⾃⼀⼈在对当时政府的政策负责。 “他和包括他所在的第⼆⼗九军，已习惯于被当做中国与⽇本之间的缓冲。 ”
从北京乔装出逃时，张⾃忠辗转经过家中，简短交代了家事，算作了诀别。此时，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深究于此，南京政府对⽇政策的模糊不明、军阀割据势⼒的纷繁复杂、民众和舆论的压⼒、张⾃忠所受传统旧道德的约束，都促成了其慷慨赴死的决⼼。
荩忱不死
1938年1⽉，张⾃忠出任第五战区第五⼗九军（由原第三⼗⼋师改编）军长，“戴罪图功” 。对此，张
⾃忠感到 “恩同再造” 。他回到部队，训诫部下： “⽆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有我们不能打败仗，我们只有下定死战的决⼼，
与敌⼈⼀拼到底，才能求得国⼈的谅解，也才能对得起⾃⼰的良⼼。 ”
在此后的⼏次战役中，张⾃忠都亲率部队与⽇寇顽强奋战。1938年2⽉，第五⼗九军奉命南下，增援淮河前线，重创⽇军，此为淝⽔之战。同年3⽉，张⾃忠率部疾驰临沂，主动请战，击溃⽇军号称 “铁军” 的板垣师团。在掩护第五战区主⼒从徐州成功撤退以后，张⾃忠⼜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重创⽇寇于河南潢川。
张⾃忠连战告捷，战功显赫，名声⼤震，晋升为第三⼗三集团军总司令，并获宝⿍勋章嘉奖。尽管如此，张⾃忠内⼼
张⾃忠连战告捷，战功显赫，名声⼤震，晋升为第三⼗三集团军总司令，并获宝⿍勋章嘉奖。尽管如此，张⾃忠内⼼的苦闷仍然不能得以抒发。徐州会战告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赴前线采访，她问： “将军，中国的傀儡汉奸那么多，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 张⾃忠回答： “不知道。 ” 说完板着脸，拂袖⽽去。后来，史沫特莱将这⼀细节写⼊她的书中。此事深刻说明 “汉奸” ⼆字之痛仍存张⾃忠⼼中。
▲1940年5⽉23⽇晨，张⾃忠将军灵柩公祭后，杠⼯在作启灵准备抬⾄码头。
1940年5⽉，⽇军⼤举进犯随枣、宜昌地区，张⾃忠的右翼集团军担任襄河河防守备，战局危急，张⾃忠决定东渡襄河，亲临前线督战，并在出发前写下前述的两封 “遗书” ，可以说，是对平津忍辱的彻底宣泄。
张⾃忠，⼀战于淝⽔，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宜昌。驰骋沙场，亦战死沙场。他在殉国时说道：“⼒战⽽死，⾃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愧，良⼼可安。 ” 他对这个曾经误会他的民族，未曾有过⼀丝怨⾔。他给予国家这份最深沉的爱，只求⼼安。殉国后，张⾃忠被追授⼆级上将，成为⼆战时期盟国阵亡将领中级别最⾼者。（⽂作者单位：中国第⼆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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