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报废年限邵逸夫性格分析
    邵逸夫，祖籍浙江省宁波镇海。
1907年，他出生在上海一个富有的商人之家。他的父亲邵行银别号玉轩与当时成千上万的宁波人一样，于19世纪末前往日趋繁华的上海“淘金”，并于1901年成立一家颇具规模的“锦泰昌”染料行。到邵逸夫出生的时候，邵行银已经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锦泰昌”染料行在上海颇有几分名气。邵行银不仅在生意场中经营有方，而且还很关心时政。当年，他就非常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外界接触也比较多，家中常有些名士风流走动，在当时的上海工商界颇为活跃。1920年他在上海病逝，葬礼非常隆重。许多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等晚清与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都纷纷为其题辞致哀。
邵逸夫共有兄弟妹八人。在他出生时，他的上头已经有三个哥哥和两个，他在兄弟妹中排行第六。所以后来在圈子里，他又被称为“六叔”。按照邵氏家谱中的辈分排序，邵氏四兄弟属于“仁”字辈，所以他们的“派名”从大到小，依次是仁杰、仁棣、仁枚、仁愣。后来四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而是全部进入了娱乐圈，并将本名弃之不用。成年之后，他们全都改
王杰主演的电影用别号，分别叫作醉翁、村人、山客、逸夫，皆源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这些原本为“号”的别名，后来叫惯了，也就成了他们的“名”。
邵逸夫七岁那年，就被父亲邵行银送进了美国人在上海办的一所学校学习英文，为的是让他从小就能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作为家中的幺子，邵行银对这位小儿子的确是宠爱有加。而也是拜父亲的培养，在中学时代，邵逸夫不但英语说得流畅，没有半点“洋泾浜”，而且还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一种中西融合的文化观念。谜语大全及答案 爆笑
良好的家境和被宠爱着的成长环境，奠定了邵逸夫坦率直接，想到就做性格基础。
在新加坡时初见黄美珍念念不忘时，被已经结婚三哥打趣是不是在想黄小时，邵逸夫大大方方的说：“我想有什么不可以，要是三哥再想她，才是不应该了。”对感情坦率可见一斑。
邵家四兄弟的感情很好，三个哥哥都在邵逸夫的生命轨迹里划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邵醉翁作为大哥，因经商失败弃商从艺，包下了法租界的“小舞台”并改名为“笑舞台”，经营得风生水起，还在中学的邵逸夫一有空就来“笑舞台”，培养起了其对娱乐行业巨大并且经久
杀伐果断不衰的兴趣。在大哥的影响下，二哥和三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邵氏兄弟成立了“天一影业”，“我的影片公司之所以要取名为天一，就是要敢为人先，争做天下第一，绝不做第二。”何等雄心壮志野心勃勃，这等话语在邵逸夫的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后来邵逸夫在商场上纵横帷幄杀伐果断，想必和大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而此时邵逸夫虽然还在学习，但是大哥仍是让他进入了“天一”学习。邵醉翁并没有让他去当小老板，而是把他当成普通员工，分配他去干后勤。戏院的后勤很难搞，除了打扫卫生，管理演员的道具，还要随时打杂。摄影师和演员个个派头十足，常常把后勤人员支使得团团转。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往往逼得邵逸夫要跑几十里路，弄得不好还要挨骂。但是邵逸夫并没有向大哥诉苦，因为他知道大哥是不会袒护他的，说不定还会责备他。邵逸夫从小就是个好强的人，每次后勤出了问题，总是自己承担责任，主动向演员、职员征求意见，取得演员的支持。半年以后，邵逸夫终于成了一个好后勤。后来，他又被派去放映组，专跑片源。两年以后，邵逸夫几乎在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都干过了。正是这种锻炼，不仅使邵逸夫对电影的各个基础流程了如指掌，也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质，为后来的事业打拼奠定了基础。
国庆图像加国旗
傅艺伟金巧巧后来他随着三哥去下南洋打拼，知道了三哥是如何在地头蛇的封杀中一家家小影院的跑，吃了多少闭门羹贴了多少冷脸，才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些偏远小影院的排片。这种勇气和韧性深深震撼了邵逸夫，他认为做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只有在逆境中，才能看出一个人的本。他们为了扩宽受众，拖着流动的电影放映设备，游走在一个又一个新加坡乡镇村落中。新加坡地处热带，白天的太阳是狠毒的；一到晚上，成的大蚊子就像飞机一样铺天盖地地涌来。他们这种工作，没有固定的场所。白天，在烈日下翻山越岭，四处跋涉；到了晚上，等放映完了，已是半夜时分，还要等最后一位观众走了之后，他们才能清场，收拾家伙。有时往往忙到半夜以后，还不到一个睡觉的地方。就这样，他们有好几次就只能是在露天的树底下，等待黎明的到来。天一亮，他们又上路了。
后来，邵逸夫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多次说过：“……在那样的生活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让我一辈子受益。如果我不经历这一段生活，就不会有今天。现在青年人，心很高，学问也很深，但是不能够吃苦，是一大缺陷。”
管中窥豹，邵逸夫的吃苦耐劳由此可知。
邵逸夫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冒险好进，对事业有着很大的欲望。比如当时
新加坡的市场打开后，他马上迫不及待的转战马来西亚；又比如在有声电影渐渐兴起后，为了去美国购买最先进的器材，他一个人横穿太平洋，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在惊涛骇浪中颠簸了一个多月；又比如在新加坡刚起步不久，他便怂恿三哥斥巨资买下了“大世界游乐场”，手笔之大，让人惊叹；还有后来在彩电影当道的时候，拍板黑白影片《后门》，不管舆论的冷嘲热讽，最终取得了好几项奖项的好成绩。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当然，邵逸夫的冒险好进，都是建立在他敏锐的商业直觉上的，所以他才能一手建起庞大的电影帝国。
邵逸夫对家族有着很深的责任感。奋斗了大半生的邵逸夫在知道二哥在香港由于困境打算放弃大哥一手打拼出来的事业之后，以五十多岁的高龄，不惜重返香港，买地皮建影城，在左右夹击中艰难周旋，就是不希望大哥的心血付之一炬。让人敬佩
邵逸夫为人处世特别的精明，心里自己有一杆秤，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时他在香港刚起步，为了挖到宣传人才郑文怀，三顾茅庐，在郑文怀要求他必须完全放权给他不能插手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用人不疑礼贤下士；在酒会上被一妇人刁难劝酒，甚至被故意用酒泼了一身，他也能面不改用幽默化解尴尬，只因为这位妇人是胡蝶的母亲；在昔日并肩的伙伴李翰祥跳槽出去时他能翻脸无情打官司侦探，但是当李翰祥想要回来时也能冰释前嫌以礼待之……这种种似乎都表明了他是一个慷慨宽容的老板。
但是对待另外一些人，他却吝啬得让人难以忍受。
有一次新导演程刚拍了一部《神刀》，刚上映便反响良好票房97万，这时候邵逸夫就命令要把影片下架，程刚邵逸夫说情，希望能够多上映几天让票房破百，当一回百万导演。但是邵逸夫不仅不通融还正颜厉的对他说：“拍电影是为了赚钱的，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十分严厉；还有著名的“生煎事件”，有一次有一场戏需要用到生煎，食堂又正好没有，导演就写了单子让人去邵逸夫批，结果邵逸夫看上面的价格比食堂贵一些，以为是他们欺他不懂行情，就是不批，害得剧组白白等了一天，为了二十多块损失了一万多；还有年终发红包，邵逸夫都要亲自在红包上写上各自姓名，这样子一是为了区别对待一是为了避免有人耍小心机拿两份……有时候邵逸夫也会自嘲自己实在是“数口太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