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2021.4
|新闻与传播
回望过去几十年，互联网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一代更是将互联网作为信息获取的主要路径。在大众娱乐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现实中的政治逐渐成为被消费和被娱乐的对象，也与青年体的意识形态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中，对青年一代的引导尤为重要，政府及主流媒体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利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传播是网络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一环。共青团是较早进入新媒体领域的中央机关。从2012年至今，共青团中央不仅开设微博、两大社交媒体账号，还入驻了B 站和知乎等社区型互联网平台，打造多点互动传播矩阵，希望能够最大面积辐射青少年，承担起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在传播策略上，共青团利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情包、自嘲等形式，或是娱乐化、拟人化等源于青年体的话语进行宣传，希望能够借助流行文化，加强对青年一代的引导作用，但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用力过猛”的现象。2020年2月17日下午，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团团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二次元和日系风格的卡通人物图像并没有获得网友青睐，该条微博下出现了许多批评的声音，此后评论及相关主页内容被删除，可能成了“最短命的虚拟偶像”。本文试图从三方面分析网友们为何不接受“江山娇与红旗
漫”，继而分析在娱乐化场域中，官方政治传播和民间政治消费的不断博弈，试图探索官方机构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传播的启示。
一、错位的
“偶像—粉丝”关系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
的名字源自的诗句“忆往昔红旗漫卷西风，
凭栏望去。看今朝，，迎春来到”。其整体形象以蓝和红为主，尽管服饰上采用了盘扣、中国结、刺绣等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但两个人物的五官具有明显的二次元日漫唯美风格。“二次元”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其审美的核心是由互联网的虚拟属性与青春的特质共谋的一种世界观，它用萌化、少女感、拟人化的手段，软化了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带有强烈的游戏感和青春乌托邦彩①。通常来说，二次元文化很少具有明确的政治彩。对“江山娇与红旗漫”的第一重不满来自错位的“偶像—粉丝”关系。
虚拟偶像还未下线时，该微博下面有一条
“我是你的公民朋友，不是粉丝”的评论获赞超过五万可见一斑。
粉丝文化扎根于文化工业中，
符号化的偶像被制造出来供粉丝消费，为了巩固和维持粉丝的忠实度，
必须根据粉丝的爱好、情感需求、消费水平等，
定制化塑造偶像的风格和形象。因此“偶像—粉丝”的关系本质上是供养关
系，前者提供幻想，后者为幻想买单。
传统的偶像是真实但经过包装的人，虚拟偶像则是一种利用数字复制技术
和互联网思维建构的偶像形象，
它和真实客观存在的人物实体不同，也区别于小说、
漫画中构建出的具有故事叙事彩的虚拟偶像②。任何形式的“偶像”
都有消解现实的隐喻，现实中不存在完美，
所以在虚拟中追寻。但可以明确的是，“偶像—粉丝”
关系与“公民—国家机器”关系，两者的核心是截然不同的。
追星是广泛存在于我国青年体中的亚文化，共青团此次挪用这种
“偶像崇拜”的模式与话语，
本质是上是希望借助青年体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主流内容的宣传与民族身份的认同。如果说邀请在青年体中极具影响力的明星作
为“主旋律”的代言人，是主流话语收编
“粉丝文化”的直接案例，那么主流宣传话语对粉丝文化的挪用则是更为深刻又隐秘的收编。作为社会认同与心理依恋模式，偶像崇拜是一种以人物为核心的社会学习和依恋，它具有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沉湎式依恋等特征③。共青团是国家机关，团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其身份应当是拥有理性与批判能力的公民。放在政治传播的语境中，这种“偶像崇拜”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最后的后果只会是消解理性和公民意识。二、政治符号的性别解构
网友们对国家政治机构引领虚拟偶像的不满还转
移到性别不平等上，这是第二层不满。在该条微博未被
删除、虚拟偶像账号未被关停之前，
评论下方出现了很多对虚拟形象“江山娇”的提问，比如“你过了三十岁会贬值吗？”“江山娇你要休学供你弟弟上学吗？”等，这些提问短时间内点赞过万，似乎也是导致虚拟偶像下线的一个原因。这些提问勾画了一个中国女性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会被问到的歧视性、冒犯性问题，与美好的虚拟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
“江山娇与红旗漫”隶属共青团，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它一出现就遭到民间解构，并被植入了讽刺意涵。
这些具有女性主义意涵的问句将虚拟偶像“江山娇”
解构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女孩”
，遭受着重男轻女等性别不平等带来的生活境遇。并且这一符号迅速被民间挪用，
2019陈晓听到赵丽颖结婚后
“江山娇与红旗漫”下架的政治传播启示
阴李
聪
摘要：共青团中央于2020年2月发布了“团团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
，
数小时就宣布下线。本文从错位关系、性别解构、特殊时空因素三个方面讨论“江山娇与红旗漫”
为何不能被接受，主流话语利用粉丝文化话语制造虚拟网络偶像，尝试将国家、
消息发怎么发官方机构拟人化，或许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获得青年认同的有效手段；继而分析在娱乐化场域官方政治传播和民间政治消费的不断博弈，试图探索官方机构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政治传播的启示。
关键词：娱乐化；虚拟偶像；共青团；政治传播141
|RADIO ＆TV JOURNAL
2021.4
视听解读
新闻与传播“江山娇”成为每一个中国女孩。在微博、lofter 等平台
上，出现了一批以“江山娇”
为主角的虚构故事，还有以江山娇为主人公的主题曲，
包含了在家庭、学校、社会等情境中，一个女童成长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不公与不幸。
原微博下面的评论、网友自发书写的相关文本、
填词的歌曲等所有互文性的内容，都成为了一种话语，
成为参与者的一段集体记忆，并且以弥散的方式将其话语力量
间接渗透到所有参与者的思想观念之中，
成为性别权益议题中一个无可替代的符号。
这些对“江山娇”这一虚拟人物的质询，
并不是希望得到回答，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回答，
这更像是一种虚拟世界的政治活动。新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为虚拟世界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定
空间。女性在互联网中可以挪用隐匿传统价值的话语与符号去创造新的意义空间，并借此吸引更多人参与，促成广泛的社会认同。“江山娇与红旗漫”微博下面具有相似性的评论不同于以往女性主义组织的网络行动。这一次行动没有明确
且处于核心地位的积极行动者，
更多是一种集体狂欢的现象。参与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真实的女性生存环
境被看到，扩大了男性对女性体及其身份属性的想象，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和自由的目标。
三、特殊时空下的“娱乐化”
共青团作为政治传播主体，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
传播活动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宣传。
网络技术催生新的文化形态，
逐渐成为塑造社会文化风貌的一股力量，“泛娱乐化”
倾向日益成为“塑造政治、伦理和日常生活的一个强大的、充满诱惑力的手段”④
。为
了在青年体中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效果，
共青团使用了变通之策———加入越来越多的娱乐因素，
政治传播娱乐化也随着互联网发展起来。以政务微博为例，
我国政务微博在运行实践中产生了一批形象鲜明的政务微博账
号，如以卖萌、
絮叨著称的“@江宁公安在线”被网民称为“婆婆”，以风趣幽默、亲切自然著称的“@深圳交警”被网民称为“邻家大哥”等，鲜明的政务微博形象会对政务微博的传播效果产生影响。共青团中央的称呼“团团”则来自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青年网友非常认同共青团中央微博账号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为其取了“团团”的昵称，这同时也是国家官方机构拟人化的开始。
2019年饭圈女孩集体“”，用饭圈话语对抗港独
“废青”时，“为祖国打Call ”“阿中哥哥”这样的说法被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挪用，被认为是可以最大限度激发青年人爱国主义的方式。
可以看出，对于拟人化的，
网友们曾经是“买账”的，但这一次共青团的虚拟偶像为何会出现如此
反弹？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每天都有让人心碎的死亡新闻，特殊的时空因素激发了对虚拟偶像的第三重不满。武汉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正在紧急建造，象征着国家力量的施工现场开通24小时全天候直
红旗播，吸引了千万网友在线观看。
在社交媒体上，众多年轻人在“云监工”中，自发将各类建造机器拟人化，
比如将各类叉车称为“叉酱”，水泥搅拌车被称为
“呕泥酱”，以及“摄政王”（摄像头）、
“送高宗”（高层吊车）、“多尔衮”（压路机）等。社交平台微博出于对流量的追求，
迅速建立微博超话吸引网友观看直播打榜。官方随后也下场在直播界面建立打投通道，采用流行梗名字以及卖萌式互动。官方未直接介入前，网友的行为更像是苦中作乐，希望在居家隔离期间用这样虚拟的方式为医院建设出
一份心意。但在官方号召之后，
则暗示着“网友狂欢”被转化为“过度消解灾难”，严肃议题和娱乐化的边界再次
清晰起来。在这样的现实环境和舆论环境下，力字组词
就不难理解为何网友会对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
的反应如此巨大。
四、政治传播与消费政治的博弈
政治与娱乐，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领域近些年来关系日渐显著。对于政治来说，受众更容易选择性注意娱乐内容而非严肃内容，因此需要吸收一些娱乐化的形式和
手段，使其可以成为广泛参与的表达渠道；
对于娱乐来说，政治话题也是民众调侃的对象，
用轻松戏谑的方式解读政治内容同样可以创造娱乐价值。
在核心为“娱乐”的“泛娱乐化”背景下，娱乐超越了其应有的界限而向其
他领域渗透，使得严肃的新闻、
教育、宗教等都渗入了娱乐元素———一切都可以“娱乐”，一切也都可以被“娱乐”⑤
。
互联网世界的政治传播娱乐化与政治
（消费）娱乐化已经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人们
对政治的态度。
在任何场域中，意义争夺无处不在，
立场和观点是唯一“武器”。布迪厄认为符号位于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
之间，既可以服务于统治阶级，
把既定的社会结构内化为个人的心智结构，也可以扰乱或解构既定社会结构，形成个人新的心智结构，发挥反方向的作用。社会结构
与心智结构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符号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即符号的政治功能。但解读符号意义的决
定性因素不仅仅只有符号本身，还包括时间、地点、场景、制度等因素。形成符号本身不具有的意义，
反而对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或者出现霍尔所言的
“对抗性解读”。共青团作为文本生产者和阐释者的双重身份
被撕裂，它生产了文本，却在网络空间丧失了阐释权，
网友接管阐释权创造出新的意义，
产生与原本的阐释针锋相对的声音。“江山娇”脱离了原有的语义范畴，
成为对既有主导性话语生产机制的戏谑。
在娱乐化的场域中，官方和民众处于博弈的状态。一方在娱乐化坐标上向极点滑行时，另一方会采取行动进行抗争，双方不断处于拉锯中。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方权力的天然不对称，官方使用的是制度、政策手段，民众使用话语，利用话语的力量进行反抗。在此可以反思，官方机构进行政治传播时的角是否应该变化。我国的政治在不断变革与演进，社会治理模式也从“管理”走向“治理”，其中“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公民”
关系不断调试。在政府传播过程中，
政府不再是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权威和垄断者，
新闻发言人和政务公开的微博、账号等角的职能也需要被重新定位。
五、结语
当代各个领域不同程度的娱乐化现象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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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外在显现，
政治娱乐化、科学娱乐化、宗教娱乐化等都是对原有领域话语权威和游戏规则
的质疑和破坏⑥。无论是政治以娱乐化方式讨好民众，
还是政治成为娱乐的消费品，
政治与娱乐在当下都显得难分难舍。或许我们并不能妄下断言说政治娱乐化是媚俗，又或者说政治传播使用娱乐话语是政治文明的某种
进步。但在“江山娇和红旗漫”
这件事中，可以肯定的是，共青团中央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的官方媒体，
理应承担起培养青少年政治素养的职责。如何在利用青年偏
好的话语和方式进行宣传时，
把握好娱乐和严肃之间的边界，谨慎使用，不能因小失大、
舍本逐末。只有让严肃的归严肃，娱乐的归娱乐，明确二者之间的界限，
才能让每一个议题的讨论都更加有效。不断模糊二者的边界，
只会让严肃议题逐渐没有存留之地，
会淡化青年认真讨论政治问题的兴致。
注释:
①葛颖.面对审美的冲突和隔阂[N].文汇报,2014-11-11(011).
②战泓玮.网络虚拟偶像及粉丝体认同建构[J].青年记者,2019(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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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2016(11):17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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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珊和张博的结婚照（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8级传播学研究生）
2020年8月，美国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向“TikTok ”发出最后通牒，强制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将“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微软或其他美国公司，否则将对“TikTok ”进行彻底“封杀”。这一事件将美国在国际商贸领域的霸权主义做派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英国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在为彭博社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称“TikTok ”是中国报复西方的“”。实际上，无论是最早的“黄祸论”还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历经革命与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在与西方世界的斗争、交往、对话过程中不断培养起一个成熟负
责、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的提出和中国日趋发达的通信技术水平，“帝
国”一词缥缈地出现在了关于中国的形容词簿之中，中
国互联网公司“走出去”在弗格森的文章中也被污名化为“文化帝国主义”。在传播技术不断洞穿民族国家
边界的全球传播语境下，真正垄断着信息资源与传播资本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幽灵”从未远去。因此有必要厘清
“文化帝国主义”诞生的背景、作为话语的文化帝国主
义为何“消逝”，洞察当下的传播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帝
国主义的新技术形态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可能开创的全球话语权力转移的新局面。一、文化帝国主义：
概念溯源“帝国主义”最初仅仅用来形容西方文明进程中那再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溯源、话语消逝与新“地球村”的想象
□时
毅
时诗整容前后
摘要:“文化帝国主义”
概念是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用以分析世界信息传播秩序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视角。然而冷战结束后，“文化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陈旧的论调，甚至失去了解释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效力，
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传播工业为单极化世界的信息自由流动秩序埋下伏笔。“文化帝国主义”
生产了西方国家重塑地缘空间与文化空间的权力结构。新时代的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新“地球村”的想象。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传播；新“地球村”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