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艺术 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可单口说唱,可多口说唱;可乐器伴奏,可无伴奏。
李维嘉个人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30多个民族拥有80余种说唱形式,它们拥有独立的音乐唱腔体系、特殊的唱词押韵方法、不拘一格的表演手法,极具艺术魅力。但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大部分说唱形式和曲目已经很少为人所知,有的甚至已经濒临消亡的边缘。
中国民间音乐三:说唱音乐
作者:佚名 来源:拙风文化网
第一节 概 述
说唱又叫曲艺,是用来讲唱历史、传说、故事及文学作品的艺术体裁,是音乐、文学和表演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其音乐以叙述功能为主,兼有抒情功能。说唱音乐有与语言音调密切结合的特征。由于我国各民族以及民族内部各地区语言的不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说唱音乐也就有多种多样的曲调,具有浓郁的地方彩。
唐嫣老公 我国说唱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荀子的《成相篇》,是一篇兼用韵文和散文的作品,很像后来说唱文学的结构。成都出土的东汉时代的说书俑,也有利于证明东汉以前说唱艺术即已存在。汉魏的相和歌,南北朝的各种长篇叙事歌,唐代民间流行的“说话”,以及佛教徒宣传教义的“俗讲”(变文)等,都可看作是说唱音乐的先导。
宋元时期,说唱艺术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当时城市繁荣,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市人民娱乐生活的需要,以及说唱音乐本身所具有的容纳长篇故事和表现复杂情节的特点,使说唱音乐成为市民所喜好的艺术形式,并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即所谓的“勾栏瓦肆”。艺人们集中在这里表演,便于观摩和交流,大大推动了说唱音乐技艺的发展。同时,由于文人参与唱本的编写活动,对唱本文学水平的提高也具有促进作用。这时流行的曲种,有小型曲艺如“陶真”、“涯词”、“小唱”、“货郎儿”、“鼓子词”,也有集诸家腔谱而成的大型曲艺如“唱赚”和“诸宫调”。据记载,诸宫调为北宋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其曲调来自唐、宋词调,唐宋大曲,宋代唱赚及当时流行的其他俗曲。表演形式以唱为主,兼而有说。唱时自击鼓,并有板、笛等乐器伴奏。音乐结构复杂、庞大,一般由同宫调数曲牌联成一个套数,再由不同宫调的若干套数共同组成一个完整作品。其音乐富于变化,可以叙述长大、曲折的故事情节。
张天爱八卦 明、清以来,说唱音乐的延续和发展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古老曲种,如“道情”、“宣卷”、“莲花落”等,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更新,一直流传于今;有的则因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停滞不前而自行消亡;有的虽作为独立体裁已不复存在,但其艺术成就却被其他音乐体裁所吸收,使其积累的技艺与传统在别的艺术品种的形式内得以延续。例如货郎儿,明代时已不流行,但其音乐却一直保留在昆曲里;宋、元时期的唱赚和诸宫调,到明代已经衰落,但其音乐却被元明杂剧、传奇剧大量吸收。那些得以继续发展的说唱曲种,在传播、散布过程中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有些并变换了主奏乐器,从而派生衍化出许多新的曲种。例如元、明时期的鼓词,到清代中叶以后,在北方逐渐演化出各种大鼓,而在南方,则改用三弦、琵琶伴奏,形成为多种弹词。
说唱音乐采用一人多角的表演方式。在讲唱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时,叙事与代言相结合。演员有时是书中人物,有时又是说书人,并模拟出各种人物、角的音和口吻。在说唱音乐中,说与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说有唱,半说半唱,似说似唱。因此说唱既是音乐的艺术,又是语言的艺术。
苹果醋怎么喝 说唱音乐在民歌、歌舞和叫卖货声的基础上形成,并成为戏曲音乐吸取养料的丰厚土壤。
但同时,说唱音乐在成熟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又大量吸收了戏曲音乐的成就,并且给民歌、歌舞的进一步发展以启发和丰富。
据1982年调查,我国曲艺有341个曲种。其中汉族的曲艺曲种,按艺术风格大致分为评话、鼓曲、快板、相声四大类。汉族曲艺的音乐部分,根据主奏乐器、历史渊源、音乐风格及特点,大致归纳为鼓词、弹词、道情、牌子曲、琴书5大类。少数民族的曲种,由于民族情况和历史渊源较复杂,还难以分类。
第二节 汉族说唱音乐
一、鼓词类
鼓词类说唱曲种俗称大鼓,主要流行在我国北方,例如河北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唐山大鼓、京东大鼓,辽宁的东北大鼓,山东的梨花大鼓、胶乐大鼓,山西的上党大鼓等。此外在安徽、湖南、湖北等地也有大鼓流行,如安徽大鼓、长沙大鼓等。
大鼓以演唱者自击鼓板为特点,其他伴奏乐器还有三弦、四胡、琵琶等。鼓词的曲调多来
自各地的民间音乐。北方的许多大鼓,多在当地民歌或集镇叫卖货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早期鼓词多为长篇故事,如《三国志》、《水浒传》、《杨家将》之类,可连续说唱数十日之久。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兴起了“段儿书”的形式,并大量减少了说的部分,以唱为主。
鼓词中以京韵大鼓发展得更为成熟。京韵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形成,原流行在河北河间府一带。1908年先后进入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经过著名艺人刘宝全、白云鹏、张筱轩的创造和加工,并吸收了戏曲音乐中皮黄、梆子以及民间小调的成分,形成为今天的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的唱词为上下句结构,句式有七字句、八字句、十字句等几种。有时为了便于行腔,可以加上一些嵌字和衬字。一般上句最后一字用仄声字,不必押韵;下句最后一字用平声字,押韵。段落起句的最后一字也是平声,也要押韵。
京韵大鼓的音乐属于板腔体结构形式。在依字行腔、平直朴素的平腔的基础上,通过挑腔、甩腔、落腔、长腔、悲腔及垛板、快板等腔调和节奏的变化,表达复杂的故事情节和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
概括起来说,京韵大鼓的唱段有抒情写景和讲述故事两类,京韵大鼓的音乐也有歌唱性和语言性两种风格。由著名京韵大鼓演员骆玉笙(艺名“小采舞”)唱的《风雨归舟》,描写的是大雨骤至时,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中的山川草木,以及急忙归舟的渔夫、在雨地里哭啼着寻受惊吓跑掉的牛的牧童这样一幅幅雨中场景,表现生活中的情趣和诗情画意。其音调高亢、健朗而明快,有较多的拖腔,旋律起伏也较大:
另一位著名京韵大鼓演员白云鹏唱的《黛玉焚稿》,则是一段典型的叙述性唱段。它字多腔少,多为一字一拍,曲调的起伏主要按照字音的运动方向,没有夸张的修饰和渲染,音乐风格朴素、平和,节奏的变化也不大:
二、弹词类
黄圣依离婚了吗 弹词是明、清时期流行的说唱形式,原在我国南北方都有,后来流行区域逐渐缩小到江苏、浙江一带。目前流行的弹词类说唱曲种有江苏的苏州弹词、扬州弹词,浙江的绍兴平湖调、四明南词,以及广东的木鱼歌等。弹词类曲种的伴奏以琵琶、三弦等弹拨乐器为主,由演唱者兼操。各种弹词曲种的曲调来源情况不尽相同,有艺人的创作,也有吸收民歌小调或南北曲曲牌及地方戏曲曲调的。
弹词类说唱的代表曲种是苏州弹词。苏州弹词自明代末叶以来在苏州地区发展和衍变,清代达到兴盛时期,先后出现王周士、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等名家,积累了众多书目,并形成多种风格流派。
苏州弹词用苏州方言说唱。音乐部分原为吟诵性的曲调,经历代名家的发展和创新,出现了各种具有不同性格特征的唱腔,大致可归为三个腔系:陈(遇乾)调苍劲浑厚,宜于表现悲壮慷慨之情;俞(秀山)调清丽圆润,有阴柔之美,适于表现女性的哀怨情感;马(如飞)调质朴、爽利,语言性强,擅长叙事。后来的流派都是在这三大流派的基础上衍变而成的,如周(玉泉)调、蒋(月泉)调、杨(振雄)调、(朱雪)琴调、侯(莉君)调、(徐)丽(仙)调等等。其中丽调出自周调与蒋调,它广泛吸收苏州弹词以及其他剧种、曲种的成就,曲调清新而富于变化,有丰富的表现力。再加上演唱者(徐丽仙)气息、音、情感的控制,使苏州弹词的音乐表现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道情类
道情又叫渔鼓道情,源出于唐代道士在道观内传道时所唱的“经韵”,后来吸收词调和曲牌,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唱的“道歌”。南宋时已有说、唱相间的讲述故事的道情。在以后的
发展中,流布于南方的道情多成为说唱曲种,流布在北方的道情则多发展为戏曲形式。目前流行的道情曲种有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广西渔鼓、山东渔鼓、四川竹琴、河南坠子等。
道情类说唱曲种的伴奏乐器主要是渔鼓和简板,过去很少有弦乐器。这类曲种的唱腔大多比较简单,吟诵性强。其中,只有河南坠子在音乐上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因为河南坠子是道情与“颖歌柳”两种说唱形式结合后而发展形成的。两个曲种在音乐唱腔方面互相吸收融合,并将颖歌柳的伴奏乐器小三弦改制成坠胡。弹拨乐器变为弓弦乐器后,伴奏音乐在本质上的变化又促进了唱腔音乐的重大变革。河南坠子于1900年左右形成。由于这一曲种新颖的特,吸引了不少三弦书和山东大鼓的艺人加入进来,使河南坠子增加了大量曲目,也丰富了演唱技巧,迅速流传到领近的山东、安徽等省。20年代,河南坠子传入北京、天津、上海、沈阳,30年代进入兰州、西安,40年代进入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很快成为我国最流行的说唱形式之一。
河南坠子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保持了朴素的乡土风味和浓厚的生活的气息。其音乐属于板腔体结构,唱腔有过板、引子、平腔、寒韵、牌子、五字嵌、十字韵、快扎板等。其中平腔用得最多。
四、牌子曲类
牌子曲类说唱曲种,是将许多曲牌联缀起来讲唱故事的音乐形式。这种音乐结合手法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例如宋代的“诸宫调”。牌子曲类曲种往往各自拥有众多曲牌,多者可达数百个。常用的曲牌一般有数十个。艺人们将这些曲牌按表情功能分成几类,如欢乐的、悲伤的、哀怨的、愤怒的、平静的、激动的,等等。在表现故事情节或刻划人物心理活动时,曲牌的联有一定的程式。例如单弦牌子曲《杜十娘》,一开始为[曲头],曲调冷静、平稳,概括地道出故事的梗概。然后是[数唱],曲调字多腔少,旋律起伏不大,语言性很强,用来简要介绍故事的背景。之后的[南城调],具有情感表现的弹性功能。速度快、曲调简单时可用于叙事,速度慢、曲调复杂时可用于抒情。在《杜十娘》中的使用,是作为[数唱]到全曲中心的抒情段落之间的过渡。随后出现的[四板腔]和[湖广调],是速度缓慢、情感表达复杂而曲折的两个曲牌,表现杜十娘听说被李甲卖给孙富后的震惊、悲愤和对自己命运的哀叹。这是整个唱段的中心曲牌,是着重渲染和刻划的地方。然后是[云苏调]。该曲牌常在接近结尾处使用,是从缓慢的抒情曲牌向快速的结尾的过渡。最后的[流水板]字多腔少,速度快,节奏性强,使情绪逐步紧张而最终达到高潮。
牌子曲类的曲种有河南大调曲子、单弦牌子曲、四川清音、青海平弦、扬州清曲、广西文场、湖南丝弦等。
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二人转的曲牌。二人转与一般说唱曲种的表演形式有所不同,它是在东北大秧歌与河北莲花落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表演时载歌载舞。由于这一特点,有人将它划归为“走唱类曲艺”或小戏。二人转确实有类似戏曲的方面,如扮演固定人物的拉场戏。但就其叙事与代言频繁转换这一点来看,它可以划归为说唱。同时,就其音乐结构来看,它也可以划归为牌子曲类。但它与许多牌子曲类曲种又有所不同。那些曲种中多使用明、清时调俗曲作为曲牌,而二人转则更多使用当地的民间音乐作为曲牌。二人转音乐丰富,有曲牌三百多支,常用的有四五十支,分为主调、副调、专调和小帽小曲四类。小帽小曲是在正式唱二人转之前唱的,为正式演唱前的准备,如[茨儿山]、[月芽五更]、[九反朝阳]等。副调作为主调的调剂,有时换用一下,以引起新鲜感,如[大救驾]、[大鼓四平调]等。专调吸收自其他民间音乐,在唱段中往往专曲专用。例如[羊调]是《蓝桥会》中蓝瑞莲在井台上向魏公子诉苦时专用的曲调,[哭糜子]是《阴魂阵》中的专用曲,[绣戏]等专曲,[绣戏]等专曲则是在特定情节中必用的。主调是二人转音乐的主要部分,使用得最为频繁。学会了主调,就可以唱出一个完整的段子。主调的编排过去也有一定的程式,如:[胡胡腔]—中国新说唱6强
—[喇叭牌子]——[吱儿调]——[文嗨嗨]——[武嗨嗨]——[快流水]。[胡胡腔]适于作为开场音乐使用。其曲调活泼、明快,唱时可载歌载舞,并有众人伴唱,能吸引观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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