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从朝鲜战争学到了什么
导读：敌人是最好的老师，尤其是强大而全新的敌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效法苏联，一度进行过一场从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到军队组织建设、军事教育、训练的革命，从强调革命军队到强调现代化军队，使中国军队初具现代化军队的形态。令人惋惜的是，后来由于国内政治原因，朝鲜战争带来的积极成果未能延续。
朝鲜战争对于中国军队，很有些像苏联卫国战争对苏联红军的影响。
二战期间，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淡化其革命军队彩、强化现代军队彩的巨大的变革。苏军恢复“旧制”，是从战场上极其惨重的伤亡中获得的经验，二战结束后，苏联高层对二战的全面反思检讨，强化了这一方向的转变。
对一直效法苏联的中共来说，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经验与苏联的巨大差异，形成了中国军队与苏共军队战争观念的巨大分野，而中国军队在朝鲜与世界头号强国交手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军队全面向苏联学习的意识空前增强，朝鲜战争后，中国军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契机。全面反思
1949年10月的金门之战，让中共高层意识到仅靠人民战争，虽可纵横陆地，却只能望洋兴叹。而朝鲜战争则第一次让中共真正意识到，仅靠一支革命化的军队是无法打赢一场现代化战争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战争的形势让中共高层意识到，军队的现代化迫在眉睫，并且在内部形成一股人人争说军事现代化正规化的风潮。随着苏联军援的深入，苏联军事顾问影响的加大，这种讨论氛围日益热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了以“国防军”之名替代“解放军”称谓的趋势，以体现出正规化彩。而对过去游击习气浓厚的军事思想，在中共高层的讨论中，也进行了从未有过的尖锐反省。
1953年10月2日，彭德怀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一些将官，只满足于过去经验，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指与美军作战），也不认识今天已经改变并正在继续改变的主观条件（指多兵种合成作战），盲目地骄傲自满，不虚心学习，不加分析，企图以不适应今天情况的老一套工作方法来蛮干的精神。
彭德怀强调现代化军队并不简单是步兵加上飞机坦克，而是从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现代正规作战。建设现代化军队，首先必须掌握现代的军事业务技术和科学知识。
虽未曾如其他将领那样高调宣扬“军事现代化”说法，但他1952年7月10日给军事学院不公开的训词中说，在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条件限制，军事建设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装备低劣，编制制度不正规，缺乏严格军纪，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带有游击性，
这在过去是必然的。
张晞临
次年1月，毛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又指出，依靠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技术。1954年10月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还说：“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
毛对游击战与正规化的效用与看法历史上却多次摇摆，类似前述的话在抗战前即已说过，抗战中又转向，朝鲜战争后转回来，1960年代再次大幅度转回去。综合来看，与当时中苏关系、个人经验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等具体情境高度相关，不过，毛对武器、资源等因素从来高度重视。
陈毅在1950年12月15日出席南京汤山华东军区炮兵司令部、炮兵学校成立大会上，也要求与会者“学会新知识新技术，使用新武器，强调陆海空各兵种的联合作战，这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历史任务”，过去因为条件限制，只能“打夜战、近战、游击战”。
陈毅总结说：“二十几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比如过去我们攻取敌人一个碉堡，都要付出相当代价。攻击一个小村庄，往往要打几天几夜。这说明我们的装备不好，过去打仗只能在夜间，白天受到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威胁。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炮兵，并有了空军，将来我们掌握了制空权，白天黑夜都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因此，不愿学，看不起技术，认为自己有本事，是不好的。”
1951年1月15日，领导创建的解放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中央军委赠送的题词是：“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那个时期，中共一心向往正规代现代化，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构建出一
幅从军事思想、国防体制到装备训练、军队管理、军事工业的发展图景，已有的进行革新，没有的着手创立。
全面“苏化”
中共在建立大军区制、国防领导体制上，虽积极学习苏联，但稍有不同。建政之初，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辖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等八个部，直辖13个军区以及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部队。1958年再次精简为总参、总政、总后勤三个部。
正规化和执政后的需要，必须得有属于政府体系的国防部，彭德怀成为1954年建立的国防部首任部长。在苏联，国防部高于总参，而在中国，总参实际权力大于国防部，可国防部长是元帅，总参谋长是大将。
总参谋长粟裕1957年访苏时，与苏联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斯基会谈后，突然提出索要“参谋部与国防部职务职权分工”的资料，索科洛夫斯基吃了一惊，只敢以口述形式谈了一谈。粟裕声称这是“向苏军学习”的需要，不过此事为后来诸多政治斗争悲剧埋下伏笔。这也说明当时学习苏军的氛围之浓厚。
朝鲜战争后实施的三大国防制度：征兵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这也是深受朝鲜战争和苏军顾问现代化正规化建议影响的结果。
这些制度与中共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有相当冲突，因为其体现出强制性、等级化差异，以前实行这些制度的国民党一直被中共痛斥责为“拉壮丁”和“官兵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军队”的产物。但主政之后，中共渐渐意识到，这些制度是走向正规化和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苏军顾问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深感确有必要，并开始逐步实施了。
经过繁琐的评级和准备工作，这些制度终于在1950年代全部落实，后来又加了一个勋章奖章制度。其间曾闹出不少风波和故事，如有很多人不满意所获军衔，声称要“挂到狗脖子”上去，还有人认为这些制度的实施破坏了军队平等，后来中共军史研究者也认为，元帅和大将的评定，有点“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意味，有些人的功劳与军衔不符。
不管怎样，经过苏联顾问指导，军制现代化建设上迈出了第一步。正如彭德怀所说，“实
行这些制度，刻不容缓，不如此，就将使我军停滞不前，延缓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将使我军不能应付大规模现代化战争”。
根据苏联军事顾问提供的资料和提议，在几大制度实施过程中，还颁布诸多军事内务、纪律、队列条令，其目的就是加强军官权威，强化惩戒制度和等级差别，加强军队纪律建设。但这些措施在实施与学习过程中，一些细节却导致了中苏双方的争论，这源于一些条令引进后“水土不服”产生了不良后果。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构成与苏军有异。
如苏军过度重视惩戒制度，重视誓词，重视对军旗的保管和尊重，这些条令被引入后，中国军队基层非常不适应。1956年11月，总政送来基层党支部提供的材料，全军当年按纪律条令受到惩戒的达10万人次，被关禁闭者3万多人次；对9个连队进行的详细调查，受惩戒者90多人，惩戒错误或处罚不当的占71%，有的连队惩罚偏重率达100%，受罚原因有些令人喷饭，如打靶不及格、不愿看电影、胃口不适不愿喝辣子汤。因不堪忍受惩罚，全军士兵逃亡4000余人，自杀400余人。官兵矛盾激化，开开炮行凶事件55起。有一名士兵开动三七高射炮到处乱打，并说：教训你们这些官僚主义者。（《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所有制度中，双方争议较大，而中方最终坚持己见，未受苏联军事顾问太大影响的改革是“一长制”问题。军队政委制度创自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苏维埃为应付大规模内战，将原沙皇军队的专业人员派到红军中工作，并另派党员进行监督，即政委的来历。
苏联在历史上也曾数次取消和恢复政委制，党政军高层中，要求取消政委制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理由是大规模战争需要集中指挥权迅速决策，也为避免外行牵制内行，导致决策混乱，指挥失误。1942年，苏联第三次取消政委制，此后一直实行“一长制”。
苏联军事顾问认为党委制是一种低级领导形式，强烈要求中国军队推行“一长制”，苏军驻解放军副总顾问柯托夫向彭德怀详细讲解“一长制”的来历与沿革，并以二战中苏联的经验教训为例：战线宽，纵深大，众多集团军、战术兵团参与，必须在瞬息万变的广阔
战场上服从统一的一个指挥员的意志和决断，“战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长制’是适合现代战争的优越制度”。
彭德怀、萧克、萧华等深受柯托夫影响，均认为“一长制”是方向，打算在1953年开始推行，并用十年时间完成过渡。但党内对此事争论日甚，有人提出说解放军普遍缺乏军政双全的军事人才，有人认为双首长制不影响现代化和正规化，同样能适应现代化战争，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就是例证。
此后，彭德怀态度发生了转变，决定保留党委领导下的双首长分工负责制，在审阅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恢复了被删去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表述。这一条例1954年4月15日正式颁布，条例明确了团以下政工人员职责，但也因受到苏军影响，取消了基层的革命军人委员会。
后勤观念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军队后勤干部稀缺、技术薄弱、非专业化的弱点，在朝鲜战争暴露无疑，并因此吃了大亏，这促生了中国军队后勤观念的转变。
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后勤交给由各级党委组织起来的众办理。一般情况下，地方各级党委先通过召开“诉苦大会”、“教育大会”、“动员大会”或挨家挨户打通思想，党委把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每
个民工连队里由党员监督管理，要求每村每户按时按点把规定数量的支前物资送到指定地点。据统计，中国军队一向引以为傲的“以少胜多”战例—淮海战役，一共动用了543万民夫，而这些民夫并没有统计到战役双方的人数之中。
而国民党自办后勤的方式，在分兵守城守地情况下，后勤占用大量作战兵力员额。当时经济已崩溃，工业水平低下且已瘫痪，道路桥梁大部被毁的环境，这种后勤方式不仅财政负担沉重，也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中共的后勤方式却正好有这方面的优势，也一直成为人民战
争理论优越的重要论据之一。
但这种内战的后勤经验照搬到朝鲜战场就出了问题。志愿军第一任总参谋长解方之后回忆总结认为，国内战争时可以不争一城之地之得失，四处游击和运动。但到了朝鲜，发现有了“守土之责”，又是作战，非正规化后勤已入不敷出。国内战争中的后勤部队是民众，国民党只能打击中国军队，从道义和执政身份来看，不可能也不敢去铲除这个“后勤”。而朝鲜战争的美军则沿袭二战总体战思维，轰炸中对平民的伤亡基本不予考虑，在朝鲜可以对这个后勤狂轰滥炸。
志愿军刚出国作战时调用1300多辆汽车，第一星期就被打坏217辆，作战两个月后，国内补充12486辆，又损失6646辆，当时全国缴获的和苏联提供的汽车仅2.4万多辆，不可能全送到战场。周恩来急得恳请苏联火速支援3000辆，因为国内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了，连坦克飞机都可以缓给，但
车辆一定要先送来，否则军队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弹药。
在一、二、三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粮食供应只有25%，重点供应弹药，但能安全送达前线的物资经常不过半。志愿军寒冬穿着单衣，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状况，使得专业化大后勤的呼吁越来越多，它也是对朝鲜战场维持良好军纪和军民关系的保障。
而远离本土作战的美军，却把国内生活水平搬到了战场。火鸡宴可以摆到鸭绿江边，一度还供应免费啤酒（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被取消），甚至还有非战争必须的诸多奢侈品享受，如用飞机送去充足香烟和口香糖，每周享用一次冰淇淋……
志愿军初期没有专门的后勤部，临时建立了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前线后勤，任命李聚奎（后任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为部长。李聚奎到前线工作一段时间，彭德怀让他立军令状，他很为难，深感情况跟内战时大不相同。后来李向彭德怀建议：“仗打到这个程度，东北军区后勤部对全军的后勤保障已经管不开了”，他要求建立一个志愿军后勤司令部，东北军区后勤部管国内，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管国外。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一切配属后勤部之工兵、炮兵、公安、通信、铁道兵等，其建制序列及党政军工作领导、指挥与供给关系，全归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负责。自此，志愿军才有了健全的后勤组织指挥机构，后勤成为一个与作战指挥体制一致，既组织供应，又指挥后方战斗的组织体系。到1951年10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及配属部队已达到18万余人，形成由多兵种多专业组成的后勤合成大
激励高考生的暖心句子军。志愿军到战争后期伤亡率和负伤死亡率下降，与此有重要关系。
1952年5月，以朝鲜战争经验而深感后勤现代化正规化重要的中共，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同年在天津、上海建立第一至七军医大学，军医中学12所，加上原有的总后直属院校，一个军队后勤教育体系成型了。
国防教育体系建立
在苏军顾问的影响和指导下，中共党政军高层逐渐意识到，一个完整的军事现代化体系的搭建，除国防工业之外，必须有相应的国防教育体系。由此，中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防教育体系。
出于台湾和朝鲜时局的需要，也因为海军空军技术最复杂，对苏联专家的需求最为迫切，这类军事院校得以优先建立。苏联最先援建的军事院校是6所空军航校，目的是以速成班方式，尽快培养出可用的飞行员。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每所学校配专家120名，外加航空医生、后勤保障、理论教员及部分驻空军司令部，共计878名，担任着校长、教员、工程师、机务员等职务。航校使用的教材、教练机和其他教学器材均从苏联订购。至1951年5月，培养出来的学生使空军能组建17个航空兵师、34个航空兵团提供。
在克洛契柯夫为首的84名苏联顾问帮助下，中共第一所水面舰艇初级干部培训学校得已
朝鲜战争死亡人数在大连建立，即解放军海军学校，下设航海指挥系、机械工程系，分别培养航海、炮、鱼方面人才。
1951年1月15日，苏联援建第一所培养中高级军官的学校—南京军事学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所院校承担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的功能，待全国部队整编时，作为建设正规国防军之训练中心，用它的研究成果当作全国建军的制式。要求：“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朝鲜战场上，美军武器之先进，给中共留下深刻印象，即使有了先进武器，还需要培养高尖端技术军种来使用维护。斯大林提出应建立高等军事技术学院时，欣然接受。朝鲜战争还未结束，即把陈赓从前线召回，赋予此重任。1952年7月，苏联奥列霍夫中将
率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权威专家赶赴北京，专门帮助筹办此事。第二年9月份，位于哈尔滨的当时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哈军工”诞生了。
曾沛慈的老公
中共执政前，已创办过29所军校，条件所限，其实以初级技术培训和政治教育为主，至1959年，以苏联军校为模式，苏式教材为大纲，苏联顾问为指导，苏联援建的核心院校为骨干，全军院校已有160所，包括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海军学院、空军学院、炮兵学院、装甲兵学院，基本形成包含各
军兵种院校，从初级到高级的军事院校教育体系。
贯彻全军的苏式训练
中共以前长期在农村活动，强调阶级出身，越“泥腿化”越先进越优秀的观念在党内影响很大。但军事现代化根本不可能建筑在“泥腿”之上，中共深感官兵的素质远远不能胜任军事现代化任务。
1951年底在军中进行了一次统计调查，全军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干部不及高小者占68%。军中高级将帅认为，再先进的装备，在文盲半文盲官兵面前也是废铜烂铁一堆，而多兵种合成作战对官兵科技文化水平和军事素养却有极高要求。
士兵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文化学习到底占多大比例，在中国军队中也一直是个难题。通过朝鲜战争经验，军队较大幅度压缩了政治学习时间，增加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并在军中掀起文化学习运动。而之前政治教育摆在第一位，文化学习的内容其实也是变相的政治教育。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里指出：这次会议明确了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干部。这个时期，这种专业性强的元帅如鱼得水，这一年全军首次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由他组织，同年军委成立训练总监部。梁继远
根据中央军委颁布的战斗训练命令，1956年6月开始，全军转入正规化军事训练，即“统一编制、统一
制度、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军中以前的军事术语、战斗用语、装备用语比较混乱繁杂，这时也要仿苏军模式进行统一；其主旨就是要告别之前“农民军”形态的游击战争。这一切在苏军顾问的指导下进行，当时中央军委会议的重要报告都要提交给顾问一份，这种做法直到1958年才终止。
伊万杰琳 莉莉在苏军顾问看来，这一切似乎还不够，但他们明显过于急切。1956年5月，河南明港举行为期一月的多兵种合成作战集训，苏军顾问一直在现场指导，演习中安排了一次政治工作演习，苏军顾问相当不满。他们再次表示反对军事训练中掺入众运动手法，认为军中政治首长权力过大，现场不断讲解“一长制”优越性。
这一时期，苏军顾问还认为，中国军队的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仍占了太多时间，应把军事训练提升至绝对大的比例。在西方国家将帅看来，文化学习的完成应是入伍之前的事，进入部队后主要就是军事训练和相关军事知识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