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忆黄埔军校轶事
编注：⽂强（1907—2001），号念观，湖南长沙⼈。原国民党中将、原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贯中之⽗）。他是⽑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员、国民党军参谋等，⽂强于淮海战役中被俘，1975年3⽉获得特赦出狱。
1925年8⽉，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我被分到⼊伍⽣第三团三营⼀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期毕业的张慎阶，⼴东⼈，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过功，是⼀位以⾝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分敬服。
⼊伍⽣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带，以后⼜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派很⼤，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占⼤半以上。湖南⼈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诗：考⼊黄埔军校腾飞万⾥⽓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三类权衡知我路，丹⼼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个⽉的⼀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
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墙上也是挂着⼀张马克思的像。
千里莺啼绿映红我们坐在凳⼦上，陈林达⼀拍我：“坐在前⾯的那个⼈你认识吧？”
我说：“我不认识。”
他说：“他是⼴东共产党的负责⼈周恩来，今天的领誓⼈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
⼤家都很⾼兴。
⼊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南⽅⼈多，北⽅⼈少；湖南⼈多，湖北⼈少。⼤家⼀起过的是当兵的⽣活。
⼀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没有上交，⾥⾯还有⼀颗⼦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和⼦弹交上去，林彪就⼤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会⼉，看见他的⼿到枕头后⾯去拿。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家说“⼈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下，响了⼀！
执⾏官拿着⼿电⼀下⼦跑进来了，问我：“⽂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
他这⼀问，问得我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在枕头后⾯去摸。架在枕头后⾯。”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拿来⼀闻，刚刚打过嘛，有⽕药味道呀，再⽤⼿电⼀照地下，⼦弹壳还在那⾥呢。
“林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官很⽣⽓。
林彪知道⾃⼰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惦记有这回事，我⼀摸呵，就打了这⼀。”
“噢——，你⾃⼰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个错误是你没上交和⼦弹，第⼆个错误是晚上你⼜打了⼀，两个罪加在⼀起，坐禁闭！”
我们⼀看，真⽞！⼦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个⼤洞，再往上铺⼀摸，⼈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到哪⾥去了？”
伏羲女娲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跑来了。
执⾏官说：“你⼲什么去了？”
他说：“我喝⽔去了！”
执⾏官说：“你命⼤，你要是睡在那⾥呀，这⼀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家睡觉，林彪明天执⾏禁闭。”
执⾏官⼀⾛，林彪⽕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岁嘛。他捏起⼀个拳头，说：“⽂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呀？你这个湖南骡⼦。”
我⼀听，就说：“林彪，不要骂⼈。我怎么落井下⽯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前。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也打不了我，来打吧！”
他⼀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也出来了，我“啪”地⼀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驻守在会昌的钱⼤钧部队，打了⼀个遭遇战。钱⼤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后，⼈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是什么⼈呀？”他回过⾝来⼀看，是我。
我看他还有点不⼤⾼兴的样⼦，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说：“⽼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了，⼤敌当前，不要再闹⼩孩⼦脾⽓了。”
他望着我笑⼀笑，举起⼿给我敬礼。
“哎，”我说，“你这个⼈还很近⼈情，还给我敬礼呀。”
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
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
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孩⼦脾⽓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跟林彪⼜见了⼀⾯。那⾥有个地⽅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见⾯了。
林彪说：“⽼⽂呵，咱们⼜见了⾯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
李运昌
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后来他⼀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也到了东北。
进⼊黄埔不到三个⽉，⼊伍⽣第三团举⾏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律升为军官⽣。我通过了，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队第⼆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军官⽣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场⼝试，邓演达⽼师是主持⼝试者之⼀。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在他⾯前，⼀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后来调升为国民⾰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
的风云⼈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即遭蒋介⽯的毒⼿殉难于南京），他仪表⾮凡，神采奕奕，双⽬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进间，他的上⾝都保持⽴正的姿势，⼀股浩然正⽓溢于眉宇。他⽤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刻就会鸦雀⽆声。
邓⽼师对着我端详了⼀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即回答：“是为了⾰命不怕死⽽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奋⽃！”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师，才明⽩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师说：“孙中⼭先⽣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来，孙中⼭先⽣已经否定了，并亲⾃在⼴东⼤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次全国代表⼤会宣⾔中的贯彻实⾏三⼤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的是学军事，为何⼜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
军官⽣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本⼠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件新鲜事，是⾰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造谣⽣事，诬蔑政治科为“⾚化科”。breakfast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伍⽣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个全部⽤⽑⽵和蒲葵搭盖⽽成的简易棚。政治⼤队队长是胡公冕先⽣，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去住，这座⽑⽵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命的，就应该⽣活⾰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家⾼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宿舍、⾃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队部、⼤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活了四个多⽉，⼜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
我举⼿：“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
我就出列了。
他⼜说：“我们这⾥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他⼜说：“我们这⾥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兴。
周恩来⼜把我介绍给邵⼒⼦，说：“我这⾥有个速记员叫⽂强，我的演讲他第⼆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
这样⼀来，邵⼒⼦也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洪尧微博“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写了个条⼦，让我加⼊了国民党。
1926年3⽉20⽇发⽣了中⼭舰事变。校本部⾃3⽉19⽇夜间起已进⼊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20⽇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队长胡公冕先⽣⼝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绝⼤多数⼈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队笼罩在疑云⾥，提⼼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了。我记得到了22⽇晨，党⼩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舰事变是蒋介⽯制造的阴谋事件，⽬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恐怖⽓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队部传出消息说，⼴州戒严，如临⼤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师的政⼯⼈员，凡是共产党员的，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且笼罩了全⼴州市和⼴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争，主张切实拥护三⼤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篇《拥护三⼤政策是⾰命军⼈之责》的论⽂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明明是贴了邮票投⼊⼤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的，不料竟落到了第⼆队
的队长李（他把左派和ＣＰ分⼦视为眼中钉）的⼿⾥。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前，横眉怒⽬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是我⾃动要写的，拥护三⼤政策是拥护总理亲⼿制定的政策，是⾰命军⼈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
这⼀答复更引起他破⼝⼤骂。他⼀脚将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指着我痛骂说：“你竟⾚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近我的⾝边，表⾯上是制⽌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点⾯⼦做台阶，蒋作⾈对着我⼤叫⼀声：“滚！”
唐山皮影戏我⾛出了队长室，以为⼤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队长调⾛了。
3⽉20⽇事变后，蒋介⽯制定了⼀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条就是“不许跨党”，叫作“党内⽆党、校内⽆派”。
我是跨党分⼦，周恩来介绍我加⼊了共产党，邵⼒⼦介绍我加⼊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1926年3⽉，我退出了国民党，
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8点多，全体师⽣集合在校本部⼤礼堂听校长蒋介⽯的训话。蒋介⽯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命、反⾰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队第⼆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的学⽣王襄，⾼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
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义正词严的发问使全场为之⼀惊。
蒋介⽯⼀下⼦⾯红⽿⾚。过了⼀会⼉，他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5⽉底，黄埔军校在学⽣中挑选了300⼈到⼴州办事处进⾏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个是周恩来，⼀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