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的比较
传统上讲，发达国家是指经济、技术、人民生活水平程度较高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评价标准主要是这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较高。与发展中国家相对。不过，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费勒尔·海迪的分类方法，他将各自具有相似的行政特征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
一、 发达国家的公共行政
尽管在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个体趋异性，但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这些国家的官僚组织也有着某些共同特征，下面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
1) 官僚机构相当发达（规模庞大和结构复杂）并具有工具性。
德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1949年的波恩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履行立宪君主的职责，任期5年，权力非常有限。首席行政长官由总理担任，总理被宪法设计为拥有强大权力的行政官，每4年选举一次，总理完全以个人意志任命为他服务的各位内阁部长。总理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包括总理办公室和数量不定的政府部门，这些政府部门的设置都由总理决定。
在政府各部门中，部长是各部首领，部长的工作机构包括一名私人助理以及一名公共关系助理，一个管理日常文书和行政事务的办公室，还有一名或者两名国务秘书。在部长下面，部内通常设置司作为下一层机构，司内设处，作为该部的基本工作单位。德国的公共服务部门分布广泛。在重新统一前，联邦德国雇员几乎达到总人口的8%，约占这个国家有收入的就业人员的20%。现在，工作于联邦官僚机构的德国公共雇员不足10%，由于在计划执行方面依赖于各州，所以联邦官僚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各州雇员的增长速度。所有的德国公共雇员被分为三类：常任文官、任职时间不同且不享有养老金权利的有薪雇员和建立在短期契约关系基础上的以工资为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在这三种公共雇员中，常任文官的比例最大，占所有公共服务人员总数的45%左右，包括法官、教师、铁路和邮政系统的管理人员以及各部中占据较高职位人员中的大多数。相比较而言，常任文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从理论上讲，他们所在工作岗位的责任也更大。
2) 官僚组织高度专业化。社会上出现的不同职业和专业，多数也是官僚组织所需要的。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偏爱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文官候选人，行政机关选拔的文官都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才能。这种选拔强调职位以及与职位相关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要求候选人能够
有效地履行职务，而不注重评价与某类职位相适应的个人潜能。因此，美国对公务员的录用遵循专才的标准。所谓专才(Professionals)就是广泛的吸纳各类专业人才来服务政府，强调要注重应考人具有的所需职业的专业技能，强调个人在专业领域中的一技之长，而并非重视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同时，重视专家的地位和作用，并经常吸收专家学者就任高级公务员职务。在高级公务员的录用过程中，常常通过面试直接录用或者根据招聘和评估委员会的推荐来任用人才。比如美国政府机关会破格录用像律师、会计等拥有某种技术资格的人员充实公务员队伍，有时甚至对专业人员不通过考试而直接录用。这些都能体现出官僚组织的高度专业化。
3) 官僚组织具有高度的职业化理性。
在日本，要想跻身于高级官僚队伍，还存在着诸多限制，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资格考试才可能获得成功，而且，除此之外，还非常强调官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精神。高级文官考试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法科院系的影响，考试也是有意针对法科院系的毕业生设计的。这就侧面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事实：法科院系通常加强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的教育并培养了少许管理职能。日本战后的高级文官中有超过2/3的人都是法学院的毕业生，这个事实凸显出
这种专业化的法学教育具有相当程度的优势。当然，虽然这意味着强调法律技能的重要性，但法律系的毕业生在高级文官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在行政机关中产生学院派系现象，由此导致在文官的任用和晋升方面广泛地存在着偏袒。同时也会导致官僚体的同质性。
4) 官僚组织角十分清晰。
英国高级文官目前普遍扮演的政治角有三个：第一个角就是独立地执行政策，执行性的角囊括了很大范围的行动自由，因为执行涵盖了许多立法的制定和大量授权性的立法权力。第二个角就是向部长提供政治建议以便作为政策决断的基础，这个角至关重要且十分艰巨，这要求文官提高对行动建议的政治暗示的敏感性。第三个角就是文官与部长相互提供政治保护的共生关系——作为文官保护部长的回报，也作为提高了部长声誉的回报，文官会受到部长的保护，使其免受来自于议会、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干扰。英国文官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他们不会直接去与公众打交道，也不会直接控制公众或者下级政府机构。高级文官一般也不会离开他们的行政职业转而服务于社会上的其他精英体，也不会积极地参与到党派政治中去。他们充分认识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和不可以做的事情”。
5) 官僚组织得到其他政治机构的有效控制。
自1949年以来，我国就一直坚持着一项原则——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实现官僚机构的政治化，使官僚机构能够回应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大多数重要的政府岗位上安排中共党员。另外一个做法是在每个行政机构内都设立党的支部，每个干部都要认可这个党支部，以确保党的政策能够得以贯彻执行。中共还在各级行政机关对应设立了机关党委，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和支持上述措施的实现，而且还带有监督职能，目的在于确保政治的至高无上地位。在中国，政治可靠性一直是为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半肃清”过程中，为了确保官僚的政治可靠性，中共就会将官僚的纪律行为制度化，凡是冒犯党纪政规者，就会被送去学习或者参加劳动，然后再回到工作中来。但通常只能回到较低层次的机关中去。在我国，党对行政的控制表现在了各个方面，官僚组织确实已经被政治化了。
二、 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南方有乔木的演员公共行政
也许20世纪最具重大意义的政治事实就是殖民时代的终结，其明显的表现是，非洲、亚洲
、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都建立起了独立的政权。我们选用“发展中”或者“欠发达”等形容词来描述这类国家也许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尽管这类国家目前仍都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进程当中，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如下的相似的行政特征：
1) 公共行政的基本模式是经模仿而建立起来的而非经本土生长、自然形成的。
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那些摆脱西方殖民化的国家，都在有意识地引进某种版本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这些国家常常从其他某个国家系统中借用一个特定国家的行政原型，借用时也许还伴随着某些偶发特征，这个行政原型常常在借用后就被模式化了。原先属于殖民地的国家，其公共行政几乎总是类似于宗主国的行政，即使已经获得了独立并且政治上与原宗主国的联系也已经被切断，其公共行政依然如此。在殖民行政制度中，其机构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因此在运行上就更为独断专行，行为上更为超然冷漠，领导上更多家长式作风。这些殖民官僚特征的参与已经不可避免地遗传给那些新生国家的继任官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发展中国家的官僚机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强调的是独立之后，应该随着条件的变化对引入的行政制度进行改造，尤其是要提升这些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并将它们引入发展目标的轨道。
2) 官僚机构笔记本电脑开机蓝屏中缺乏实现发展目标所必降准需的高级人才。
在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可雇佣的普通人员，而且事实上，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土地和资本比起来，还是十分丰富的。官僚机构中充斥着诸如服务人员、邮递人员、低级办事员和其他临时雇员等低级人员。我们在这里说的人才短缺是指缺少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即缺少具有管理能力、开发性技能和专业技术特长的优秀人才。这种情况虽然通常反映出的是教育制度存在着问题，但是这并非必然地等同于缺乏持有大学文凭的高学历水平的人。在许多国家，例如印度和埃及，表面上看来就有相当大数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被雇用，这些人要么是学非所用，要么是边缘学科的牺牲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键行政岗位上人才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缺口，而这种缺口情况只有通过奋发努力地进行培训才有可能得以补救，但是培训却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因此在需要快速发展的这些欠发达国家中，那些急需办理的事情就使得这种人才短缺的矛盾更加凸现出来。
3) 大部分官僚行为具有过程取向而非结果取向。
也就是说，在欠发达国家，大部分官僚行为被引向目标的实现过程而非目标原计划要取得
的成就上。里格斯将这种行为取向视为官僚在遇到个人私利对公共利益时的一个优先选择。这些普遍流行的做法，证明了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遗留至今。这种价值强调地位依赖于归属而非依赖于成就。人事管理也许是受到这些传统价值观影响最大的地方，即使表面上看采取的是功绩制形式。例如，里格斯引用“官员的选拔任用”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官员的选拔权具有决定性作用。“以考试为基础的选拔坚持适才适用原则，但拥有选拔权的官员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挑选出那些他所认为忠诚于领导个人的人。”相似的非功绩因素的考虑可能极大地影响着官僚机构内的晋升、委派、解雇以及其他人事行为。在对泰国官僚机构的研究中就发现，地位和地位关系是这个系统中的最主要激励因素，而达到所计划目标的那种强烈愿望却不能成为激励因素。因此，促成变革的重要方式之一可能就是将地位与计划成就的实现联系起来。
4) 在行政过程中，形式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王雅捷。
里格斯将这种现象称为“形式主义”。这个特征其实是从上面的几个特征中引申出来的，这种特征反映出这样一种愿望：使事情看起来更像它们应该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它们实际上的那个样子。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种种方式部分地予以隐藏。如可以通过颁
布法律而给予隐藏起来，但这些法律是不贯彻执行的；可以通过采用一些人事规则而给予隐藏起来，但现实中的人事管理可以静静地绕过这些规则而不予遵守；可以通过宣布一个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授权计划而给予隐藏起来，但同时中央还是严厉地控制着决策制定；可以通过一个报告说生产指标都已经完成了而给予隐藏起来，但事实上只是完成了部分任务。这些倾向性在诸如法国、日本和美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等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李晨 心形石头只是在大多数的过渡期的欠发达国家经常出现。
5) 官僚机构倾向于拥有大量的行政自主权。
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这些因素普遍作用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立国家。首先，殖民主义本质上是官僚统治型的，由遥远的宗主国对其进行政策遥控，即使殖民国家易了新主，这种统治模式依旧存在。其次，官僚机构对专业技术知识接近于完全垄断，在以实现工业化和促进经济增长为己任的国家里，官僚们定位于专家角，他们自然会从这种专家角定位而带来的声誉中有所受益。最后，军人官僚们为了强制性行动而有权使用武器。因此，很少有哪个团体具有为政治影响而竞争的能力，或者说具有对官僚机构施加严密控制的能力。所以，官僚机构常常能够在某个局部权力真空中谋得一席之地，拥有很大程度的行政自主权。
通过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特征，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
在发达国家，即使政体特性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但都设计有充分的政治控制手段，这样就给官僚机构规定了前进方向，给其活动提供了指导，并且在允许官僚机构实质性地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时候，也减少了官僚主导决策过程的可能性。但同时，称职的官僚机构在发达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所说“如果没有一个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存在的“现代”政府官僚机构，那么一个政治系统就不可能培育出一套高水平的内部规则、权力分配方式或者人员选拔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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