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全球治理的形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建立在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基础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决策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面对世界经济的深度结构性调整和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加强国际协调，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议题，全球治理因此也步入机制变革的新阶段，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迅速崛起，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逐步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反映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体性崛起导致全球经济重心开始“东移”，尤其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升，它们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同时，也对旧有的世界格局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和诉求，成为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之一。纳入更多发展中国家的G20也突破了原有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垄断全球经济事务的格局，转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讨论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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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全球治理议题范围扩大，非传统、突发性的全球热点问题增多。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和贸易低速增长，全球政治格局转变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进一步增多，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核安全和防扩散、贸易保护主义、粮食安全和人口老龄化等方面的全球性议题显著增加，成为影响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当前的全球热点治理议题还包括一些突发性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如20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2011年以来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这些议题与传统的全球治理议题相比，治理难度相对更大，更容易出现集体行动困境。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家人温馨的句子简短三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区域性治理平台和组织显著增加，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构成补充和挑战。在全球治理出现局限和缺失的前提下，区域性治理成为全球化的新形势、新潮流。区域合作既是对多边行动的补充，也是对多边行动的挑战。比如在全球贸易领域，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历时十余年仍未能打破僵局，以10+3、RCEP、TPP、TTIP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谈判加紧推进，尤其是去年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无疑将对全球新经贸规则的制定产生巨大影响，而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谈判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为代表的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区
域性治理平台在处理地区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治理秩序和机制正进入一种多层次并存、功能细分的时期。
二、我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
尽管新形势下全球治理总体在向着逐步完善的方向发展，但随着危机后各国经济调整步伐不一，宏观政策取向分化，加之国际经济政治大格局调整背景下，各国间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努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我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也面临以下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是全球治理规则仍由发达国家掌握话语权，对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成一定阻力。尽管全球治理中新兴经济体发挥的作用在不断扩大，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欧美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让出手中的主导权，极力维护二战以来对其有利的全球体系与制度，维护以美国主导的，少数发达国家及组织支撑、配合的传统国际体系。例如早在2010年IMF理事会就已经确定IMF出资份额的改革方案，我国在IMF的份额排名将由此前的第6位升至第3位。但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导致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在拖延五年后才得以通过。与此同时，美国等国家在国际贸易、核裁军、网络安全等领域，积极提出新倡议
、新主张，试图树立相关领域的新规则，通过规则制定维护美国的主导权。如在TPP的谈判过程中，奥巴马明确指出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应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等国家。
二是全球治理主体利益分化导致共同政策协调难度加大，难以对我合理主张形成有力支撑。由于当前全球治理主体多元，又缺乏具有全球普遍约束力的治理机构和机制，加之各国间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导致国际社会达成一致行动意见的难度显著加大。例如在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泥潭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G20,尽管我国一直本着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G20机制建设,支持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但随着各国经济复苏步伐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分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方面G20所起到的作用在逐步弱化。同样，成员利益的分化也导致在气候谈判领域出现我国在积极承担发展中国家责任的同时，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却在减排问题上大幅倒退局面；在国际贸易方面，周边国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导致我在推挤亚太自贸区建设、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中困难重重，难以对以美国为主导的TPP形成有效的应对。
顺丰快递查单三是大国关系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增加我参与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治理的变革过程中，大
国关系的调整与博弈是影响全球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我国在全球经济和治理格局中地位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美国、日本等国家对我的防范心态，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迹象日益明显，成为近年来我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与美日等大国中对抗性因素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全球和区域治理领域的合作，大国关系“不稳定期”与当前全球治理的“重构期”重叠，给我国加强和完善全球共同、合作、多元化的治理增加了难度。
三、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政策建议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实现转型发展，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这需要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一是巩固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动其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尽管G20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这并不能否定其作为全球性多边战略经济对话平台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短时间内，也难以看到有更为有效的机制能够对其取而代之。因此在今后较
长一段时间内，G20仍是重要的国际战略对话平台。我国可借助今年举办G20峰会之机，推动各国政策重心由短期的需求调控，向提高经济长期增长能力转变，积极推动各国达成包括政策、制度、发展理念、商业模式、市场管理、科学技术等在内有关创新驱动发展的共识及大的概念上的创新。杨若兮 刘威
二是通过上合组织、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APEC会议以及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国际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发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声音。在全球“大多边”对话机制难以达成有效共识的情况下，由于我国与上合组织成员、金砖国家等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规划对接等方面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因而具有更为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合作意愿，从而更容易达成合作共识。可借助上合组织峰会、亚信峰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区域性合作组织对话平台，与相关成员国达成一系列具有实质性成效的合作共识，通过在“小多边”的突破带动我在“大多边”治理机制下话语权的提升。同时，还要积极利用达沃斯论坛、博鳌论坛等国际多边对话合作平台，发出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声音，扩大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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