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30年代小说(四)   
  金(1904—2005
第一节  巴金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他是“一个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姓李,原名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省成都的一个封建官僚大地主家庭里。四、五岁时随父亲到广元县“住过两年”。辛亥革命后回到成都,直到1923年。他的少年时代都是在这个封建家庭里度过的。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广元县当过知县。母亲陈淑芬,是个贤淑慈爱的女性。巴金在幼年时从母亲那里接受了“爱一切人”的教育,从与仆人和轿夫的接近中看到了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从封建家长制统治下兄弟妹受礼教的迫害以至死亡的生活里感受到了重压。这一切使年幼的巴金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和摆脱封建统治的渴求。
巴金自幼表现出性格中善良、多愁的一面。母亲陈淑芬贤淑慈爱,对他影响很大。
文学所受的影响:曾祖、祖父都出版过诗集, 父亲非常喜欢看戏。(过节的时候经常请唱戏的到家里来唱戏。13岁时父亲去世。)
这种性格对他早期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应该是有必然的联系。
散文《最初的回忆》: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温柔的声音。
母亲亲自教他们背词。
1919年9月,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他勇敢地冲出了封建家庭这个“铁丝笼”,迈向了社会。先进入成都青年会补习学校学习,1920年考入了成都外语专科学校学英文。这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和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以及爱玛.高德曼的《无政府主义》等文章。同时参加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秘密团体“均社”,出版刊物,鼓吹反抗封建制度,为人类美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1923年春,巴金进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1925年夏到上海,开始文学活动。此时,他研究
了安那其主义,并翻译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面包与自由》。1927年1月,二十四岁的巴金去法国留学。他在法国的两年中,除了学习法文外,还根据英译本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前半部),并大量阅读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惠特曼的作品,进一步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和个性解放的教育。1928年巴金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连载于1929年的《小说月报》。《灭亡》以1925年孙传芳在上海的军阀统治为背景,写一青年盲目地去和反动统治者斗争,最后灭亡的故事。小说的主题在于说明,凡是曾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全部要灭亡,而凡是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也要灭亡。这反映了巴金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还没有认识,对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也不甚了解,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严重。
    1929年1月,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他除了北上京华,东渡日本和去煤矿作过短期的调查外,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1931年,他写了《新生》——《灭亡》的续篇。这部日记体的中篇小说,以主人公李冷自述的方式多表现他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他为理想信仰献身的事迹。比《灭亡》有了进步但仍带有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彩。
    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于1930年,巴金以“五卅”事件为背景,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吴养清“在这事件中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作者的用意在于鼓舞青年继续奋起抗争,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1931年到1933年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和《爱情三部曲》:《雾》(1931)、《雨》(1932)、《电》(1933)。《爱情三部曲》描写了三个各自不同性格的人物。《雾》的主人公周如水软弱、优柔寡断;《雨》的主人公吴仁民有点粗暴和浮躁。巴金认为只有《电》里的李佩珠是一个近乎健全的女性。作品热情歌颂了他们的革命气概和献身精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人实际上仍是游离于众的孤立的一。因此,他们失败和悲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的主角都是反抗旧势力的血性青年,他们具有可贵的献身精神,“甘愿牺牲掉一切个人的享受去追求那黎明的未来”。但作品明显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宣扬了脱离众的往往带有狂热的冒险行动以及对革命的盲目和对前途的虚无主义。但巴金的这些作品,却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国二十年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1932年和1933年,巴金写了两篇描写工人的小说.《砂丁》和《雪》(原题《萌芽》)《砂丁》写的是云南个旧矿山工人的生活,《雪》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小说控诉了矿主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和残暴的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工人苦难生活的同情.
    巴金由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到写工人生活,在创作道路上是 一个进步,但由于他不熟悉矿工的生活,更不了解当时的工人运动,因此,对工人生活描写得不够真实,更没能正确地反映当时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
    1933年秋,巴金到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这一年,他结识了鲁迅先生。1934年10月,巴金去日本,次年7月回国,担任上海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6年8月,巴金响应党的统一战线号召多在鲁迅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了名,10月又参与发起“文艺界同人的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1938年2月,巴金离开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先后在广州、桂林、昆明、重庆等地从事文艺活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回到上海。这段时间里,他出版了《激流三部曲》中的《春》(1938)和《秋》(1940),《火》三部曲(1938——1943)和《寒夜》(1946)、《憩园》(1944)等中长篇小说及一批短篇小说,继续翻译了许多外国文艺作品。
    《火》三部曲(包括《火》、《冯文淑》、《田惠世》)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青年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生活,常被称为“抗战三部曲”。这部书愤怒地抨击了日本强盗的残暴罪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的爱国激情,特别是赞美青年学生的反侵略怒火;但作品第三部宣扬了基督式的爱,作品主人公,一个抗日英雄认为只有在“基督的爱”中才能获得幸福。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
  1944年5月,巴金在贵阳郊外花溪的“花溪小憩”里动笔写《憩  园》。《憩园》的情节是简单的。它写了一座以“憩园”命名的花园先后两代主人的命运。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把其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封建阶级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祖传的家业上,深刻指出“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缘”
《憩园》在艺术方面也具有某些显著的特点。整个作品带有散文的笔调,从容不迫、舒展自如,随着“我”重返故土客居“憩园’,引进来一个又一个的人物,激起“我”一层又一层的思绪。“我”的所见、所闻、所感似乎都很随意,就像高山流水,一路汩汩地叙说沿途的景与事物,然而就从这些涉笔成趣的文字里,其大主题逐渐显现了出来。
    巴金的主要作品是1927年至1946年这二十年间写成的。这期间他完成了中长篇小说二十
部,短篇小说七十余篇十二个集子,其中许多篇章都是以两个革命间的青年的命运和性格为中心的。
巴金作品的最大特征是他集中地反映了历史转变时期青年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变化。他在作品中所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他那令人可亲的人道主义精神,他那坚信人类进步的理想和最终必胜的信念,都以极大的艺术魅力吸引了青年一代。有人说:“不熟悉屠格涅夫的作品,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青年,同样,不熟悉巴金的作品,也不能很好地了解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四九年之间的中国青年”这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陈淑芬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巴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赴京出席了六月三十日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九月当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他的思想和创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他曾多次出国访问;特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曾两次到朝鲜战场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生活在一起,写下了不少反映、报导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出版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英雄的故事》和《保卫和平的人们》等短篇集子。
巴金这位追求进步、辛勤热情的老作家,一直受到党的重视和人民的爱戴。但”中,“四
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残酷地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巴金的作品不仅被禁止阅读和出版,而且对巴金本人也欲置之于死地。“四人帮”被粉碎后,巴金这位老作家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紧跟时代的步伐、还挥笔继续为人民写作。2005年因病去逝。
第二节    巴金的前期小说创作
 
    一、《灭亡》和《爱情三部曲》
    巴金前期小说主要写两类题材,即通过恋爱婚姻的纠葛描写知识青年的社会革命和家庭革命。《灭亡》等小说属于前者。
    《灭亡》描写了病态革命家杜大心从事暗杀活动纱的悲剧故事。杜大心富于正义感和献身精神,狂热而脆弱,在盲目幼稚的斗争中无谓地牺牲了自己。作品感人至深的是那种绝望而又抗争的献身精神。
    《爱情三部曲》包括《雾》、《雨》、《电》三个连续性的中篇。小说通过爱情纠葛,分别写了三种性格。
    这些中篇所写的革命,是一种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巴金式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些革命者的形象大多具有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民粹党人的某些精神特征,带有作者主观的浪漫彩。
    这些小说同早期“普罗小说”一样,都写革命加恋爱的题材,反映了30年代初期文学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巴金善于把握特定时代知识青年的情绪,以昂扬的激情和热烈晓畅的文字,表现知识青年热切关注的理想与现实、恋爱与革命,生与死、爱与憎等诸种社会人生问题。他的小说成为青春的颂歌。
第三节  《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其中《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是代表作。
    《激流三部曲》主要从“五四”新文化思潮与封建家族制度剧烈冲突的角度,描写静反抗家庭的革命,控诉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伦理。小说多侧面地暴露了宗法家庭统治者的顽固和专制;提示了封建家庭父辈人物道德的虚伪和沦丧;表现了青年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及她们的觉醒与抗争。《激流三部曲》在现代长篇大家庭衰败史小说中占有显著位置。
    小说塑选许多性格鲜明人物。觉慧是封建宗法伦理文化的幼稚而大胆的叛徒,是“五四”文化思潮培育的大家庭逆子的新典型。觉新是三部曲中写得最成功的人形象。他是宗法制大家庭溃败过程中的“长子”典型,性格复杂,负载着极为深刻的时代的和历史的文化内涵。高老太爷是大家庭衰败过程中的封建专制家长。他的威权受到来自“败家子”和“叛逆者”两方面的挑战。他的死,象征着一种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激流三部曲》把现代小说“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