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起源：权力及其目的的可能性｜梅丽莎·莱恩
作者｜梅丽莎·莱恩政治权利是什么（Melissa Lane）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政治是权力的诸多可能性构成的光谱。它定义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在光谱的一端是赤裸裸的剥削与权力支配，它唯一关注的问题是，如列宁所说，“谁（有能力统治）谁？”权力支配这一观念的诞生并不是单一与特定的，人类历史上，太多的社会都存在过权力支配的观念或现象。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理想政体。它由享有决定权和行动权的自由且平等的公民组成，且其政治实践不存在垄断现象。这种理想政体在许多地方演化出许多种形式。但在某一特殊时期世界上某一处，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观念可用以界说这种理想政体，这一理想政体形态现在仍然能够引起我们时代强有力的共鸣。古希腊与古罗马人创造的词汇至今仍然被用于分析政治现象以及表达几乎所有人的政治诉求。
自治（self-government）的诉求与实践是希腊与罗马人发明的诸多政治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实践中。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和修辞
学时刻对自治（self-rule）的各种形式提出质疑和挑战，这赋予他们异常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演说家和作家们揭穿了自治、正义和平等观念的虚幻与剥削特性；其他人则认为自治在伦理领域比在政治领域更易实现，或者说在某种区别于现存政治共同体的团体中更易实现。也就是说，希腊与罗马的政治哲学同时包含了自治的具体实践及其对立面。这就使得它不仅成为当今那些政治乐观者的宝库，也成为那些政治批评者的有效资源。
本书认为，希腊与罗马世界所包含的相当宽泛的权力可能性光谱是我们思考事情的绝佳资源。因此，本书对历史实践和哲学反思都将展开进一步探寻。我们现代人可以对希腊与罗马政治，比如奴隶制、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帝国主义等等进行批判，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早已被先贤们批判过了。在每一种政体具体运行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针对其政体诉求的审慎批评。希腊与罗马人在发明民主与共和观念的同时，探究了“公民”这一政治观念的限度；考察了寡头制、王权制甚至僭主政体的政治诉求；怀疑将正义法则应用于公民关系的主张是否普遍有效。相较于把希腊与罗马的价值定义在政治光谱的某一特定节点上——例如那些引以为豪的大众自治原则，抑或对其所作的哲学反思——对希腊与罗马生发出的观念进行整体考察最为有益。
为了对批评作出合理的评价并回应旁观者的困境，为了考量政治的价值及其限度，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古典思想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回溯这些古典观念和政治形态，而不是简单考察这些语词的当下内涵呢？从原初意义上来说，它们在希腊与罗马更具根本性。不管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它们是很多现代观念的根基（“根本性”一词的词源意义），继而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演化为多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上，在古典作家作品被熟知或者古典政治实践曾经广泛实施的地方，这些观念被重新发现、修正和质疑。人们对这些观念的讨论随处可见，从马赛到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在此地把希腊著名的格言雕刻在一个墓碑之上），从突尼斯到大数（Tarsus），从拜占庭帝国到它的奥斯曼征服者们，以及在通过征服和殖民使希腊与罗马思想得以传播的地方。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各个地方，它们同时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接受。
根和它所育成的植物之间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有时会觉得希腊人、罗马人与现代各个民族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对我们当下理解事物的作用不大。或许他们无甚可鉴之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太多；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有时被赞誉为具有公共精神的良好公民，而现今的我们则是一些自私自利者。他们不可借鉴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而幸
运得多；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和代议民主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变革使得那些古典模式用处不大了。
以上两种观点混杂在启蒙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对古典政治的批评之中。他认为古典政治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毫无可能性。他的批评充满了怀旧的彩，同时也暗含了他毫不妥协的态度。1764年，他警告日内瓦公民（从出生权来说卢梭也是其中一位），你们攀比古代民族的时候，不要因为自己是所谓“共和国”的公民而沾沾自喜。
古代民族再也不适合现代人了；他们在所有方面与现代人都不同……［“你们”指代日内瓦人］你们不是罗马人、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是雅典人。把那些伟大的、不适合你们的名字搁在一边吧！你们是商人、工匠、资产者，被各自的［原文如此］利益、工作、营生、利润牢牢占据；自由对你们来说也是唾手可得，高枕无忧的。[1]
总之卢梭认为，古今对比实际暗含的意思是说“现代人没有古代人的闲暇，不能始终参与治理事务”。[2]也就是说，卢梭暗示如果没有奴隶与战争的存在，希腊与罗马的公民就不会获得闲暇，他们广为人知的政治参与亦不可得，也就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了。但实际上，与卢梭的这种含沙射影不一样的是，古代和现代社会都会对政治事务投入一定的精力和闲
暇，这并不是完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奴隶制是一种（残酷而重要的）剥削性的财富占有方式，但仅存在于某些特殊领域，并非古希腊或罗马社会财富积累的首要手段；与此相反，很多其他人类社会形态也一样存在过奴隶，但它们并未发展出积极的政治参与。与此同时，现代社会积累了足够的财富、能源和生产能力（尤其通过劳动分工、非动物新能源和新媒体），如果他们（我们）如此选择的话，本可以促使更多人投身政治。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经济、技术、宗教和官僚体制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希腊与罗马的繁荣经济建立在农业、采矿业、手工制造业、贸易和战争掠夺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没有指数般突飞猛进的经济或科技，也没有任何资本主义市场的观念。他们分享着众神崇拜的宗教仪式，而不是信奉某一个不受公众掌控的神。他们不会把国家视为抽象实体，也不会把国家与掌控、构成它的特定人割裂开来。
毋庸置疑这些区别是真实的，不过它们更清晰地揭示出了政治的某些重要特征。希腊与罗马的国家机器不够精细，没有完备的科层等级结构，他们把政治理解为共同体内部公民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公民与那些城邦内外没有公民身份的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说，除了把政治理解为一般的共同体关切之外，希腊与罗马人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政
治”的理解。政治对他们来说不是独立存在的某个专业领域，而是对共同体之公共事务的普遍与恒久的关切。[3]这意味着古典观念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共同体之诸多政制形式与价值诉求的视角。这在现代社会常常模糊不清，因其拥有如此众多专业化的政治机器。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与罗马把公民之间的关系理想化了（或者说他们的社会仅由公民组成：排他性和包容性也是政治的应有之义）。相反，一些人认为公民纽带和公民事务天然地具有剥夺性，或者认为它没有其他生活方式那么有意义。这些对公民理念与理想的批评，同它们挑战的对象一样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将探寻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异同，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比较它们之间是差异更多还是相似更多，而在于揭示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一系列前提，以使我们发现它们的共同立场，以及辨明它们立场间的差异。不管个人身处何种政治环境，这是帮助人们思考政治的最佳方式。无论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还是从它们所提出的深刻挑战的意义上，古典观念都被证明是根本而彻底的。比如，当今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增强了政治在今日受制于修辞这一认识，而雅典政治也曾受制于修辞；我们不断寻新方法制造出来的社会知识也定会为雅典人所赞赏。被武断的意见充斥的社交网络空间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再度棘手——仅有社会知识就足够了吗？政治如何对待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层出不穷的经济不
平等与陷入停滞的社会阶层流动始终是古典社会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这个问题如今又具备了新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使得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上成为平等的个体？
为了探索古典观念的现代回响，我选取了对当今政治思考至关重要的八个主题，它们都根源于希腊和罗马（即便不总是精确对应于古希腊文或拉丁语词汇）。如果不考虑当下，单只为反映希腊与罗马观念的历史意义而作一项更全面的复古考察，那么人们可能会选取一些截然不同的主题，比如，多神论或者罗马的庇护制（Patronage）。同样地，一个只关注时下政治的当代哲学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另外一些主题，比如，权利或者合法性。我选取主题的原则是它们既能体现古典思想的主要内容，又能表现当下的反思。它们要能使人们了解古希腊和罗马700年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重要方面，即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我们尤其关注希腊和罗马所谓的“古典时代”，即大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注意公元前诸世纪从耶稣诞生之日起逆序纪年，耶稣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开始，参见图表1）。每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同时每个主题又代表但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地点或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