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的真正诞生
政治权利是什么自引入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内容之后，福柯就不再满足于将生命政治仅仅看作是一种调节人口的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生命政治研究的重点也就不再是主体的政治权力如何在人的普遍生命经验中布展开来，而是生命政治如何在本质层面上将自己的规范性力量生产且不断地生产出来，这就是生命政治如何生产的普遍机制问题。正是沿着这条线索，福柯在1977-1978年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更深入地借助新自由主义的内容来挖掘生命政治的生产方式，也就是生命政治得以发生的根本机制。可以说，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才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中揭示了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福柯的生命政治才真正诞生。
所谓新自由主义，当然与18世纪的自由主义分享了许多基本的经济原则，它根本上倡导通过市场经济活动的自由来实现个人的根本自由，推崇个体自由、企业自由、市场自由，保护私有财产；推崇更少的干预，以便保证经济活动的最高效率。但是，福柯明确指出，与过往支持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不同，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成功地将市场经济的活动
原则延伸为调控人的生命存在、政治权力的运作原则。对福柯来说，新自由主义更是一种带有着意识形态统治效果的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而且，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之中，他研究的生命政治可以被理解了。
第一，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自由竞争的“企业家”。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便诞生于此，它来自于自由竞争的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这也是生命政治维系其统治的根基所在。
经典的自由主义是在商品市场自由交换的实践中确立了人作为经济人的理性存在，但在20世纪60年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中，人不仅是交换活动中的经济人，而且沦为了一名自由竞争、奋发向上的企业家。在现代活动中，所有人都分别扮演着生产者、交换者、消费者、受教育者等不同身份，但在这些不同的身份背后，福柯认为，所有人都遵循着现代企业的运作逻辑在生活。每个人都在全方位地自我生产、自我生殖、自我投资和竞争，正像是一名现代企业家那样：“从实践上来看，它将成为新自由主义者所有分析的关键点，作为自己的企业家，其自身是自己的资本，是自己的生产者，是自己收入的来源，这种经济人连续不断地代替了作为交换伙伴的经济人。”
从商品交换中的经济人到将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资本进行投资的企业家，福柯想要指认的
是，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市场自由和竞争原则已经成为了指导人的生命活动和伦理观念的唯一原则，这是旨在彻底释放个体在所有生命领域中的自由和竞争能力。每个人都要成为自由竞争的企业家，他必须自我规划，为自己的劳作、教育、消费、保险等一切生命事务进行规划和市场竞争，考虑其产出比和收益率。“重要的是要获得不是一个以商品和商品均一化为指标，而是以企业的大量化和差异化为指标的社会。”福柯列举出了一些当下的社会案例，比如现代社会中，个体在自身繁殖问题上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优秀的基因配置、规避先天缺陷，个体也必须对自己增加更多的教育资源投资来提高个人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福柯说，马克思和过去的政治经济学家在讨论人的生命存在时，都只从劳动的角度将其简单等同于劳动的时间数量，而从未真正从劳动者的角度研究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生命存在。实际上，资本主义是将人转变成一台具有资本-技能、能够自由投资和产出收益流的机器，它既会运转良好，也会折旧劳损。这样的个体是将市场自由和竞争原则彻底贯彻到了自己的生命存在中，他负责生产、投资和产出自己所有的生命活动，还负责在整个社会层面中去争取各种增殖自身的资源和条件，就像是一位将自己的生命当做是市场规划和竞争的企业家那样。
最重要的是，当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一名以自身的生命活动为资本进行生产、投资和竞争的企业家之后，生命政治就在企业家式的所有活动中被自动地生产了出来。换言之，生命政治之所以得以在新自由主义中获得永生，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宣称自己赋予每个个体以自由，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自由发展是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原则。自由，本是为启蒙、为进步，但如今自由成了所有个体的生命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强制性原则。只要还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每个个体从出生开始，都必须争先恐后地去自由实践，必须在优胜劣汰的自由市场中去生产、去消费、去教育、去自由。而我必须生产、我必须消费、我必须自由，都变成了自由的悖论，都变成了对自我的深刻奴役，至死方休。这才是福柯最终触及的生命政治的本质，它来自于自由的道德律令。
如果说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是基于资本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无偿掠夺，那么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的生产机制，则是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资本对具有比劳动力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生命体的剥削，它将每个个体都变成自我治理的企业家，让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生命中的剩余价值和潜力都挖掘出来，成为生命政治生生不息的统治力量。其结果就是，作为生命体而非作为劳动力的个体身上，被挖掘出了远超过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这就包括了鲍德里亚、德波所说的消
费时代和景观社会，每个个体所有的生命活动都被资本当作消费对象，用来实现资本差异性生产过程的自我增殖，也包括了内格里、哈特说的非物质劳动时代，资本塑造和剥削的不仅是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更是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也就是当下生产出知识、信息、交流、情感等每个个体的创造性劳动。
第二，政治不再是政治，而是为市场经济自由运转而服务的事务管理者。这是在新自由主义实践中，生命政治得以顺利运行的框架性保证。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中，政治就不再是柏拉图提出的以“善”的理念为唯一先验真理的、向人类应许自由的本体论存在，而成为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的管理者，完全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新自由主义不是像亚当·斯密类型的自由主义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那样——去弄清楚如何在一个既有的政治社会内部分割和安排出一个自由的市场空间。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是弄明白如何以市场经济原则为模式来调控政治权力的总体运作。因此问题不是释放出空位子，而是根据一种治理的总体技艺带来、召唤、规划市场经济的各种形式原则。”
那么，政治成为了什么呢？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国家，也就是政治，它既不是18世纪
自由主义框架中的守夜人，也不是20世纪福利国家中积极干预市场的炉边政府。它存续的唯一目的就是成为市场经济的非直接的参与者，为市场经济创造、维系和调控适合其自由运转的框架。“政府的干预原则和持久操心之处，不是我刚才所说的经济形势的这些瞬间，而应该是市场存在的条件，即秩序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框架’。”政府不是不干预，不是全部干预，也不是实现划定好哪些干预如何干预；政府仅仅是去影响市场存在的框架性条件，比如技术、教育、气候、法律规范、土地可使用率等间接影响着经济的因素，“最终，政府干预越是在经济活动的自身层面上保持谨慎，相反，在包括了技术的、科学的、法律的、人口的整体背景方面，即我概括地称之为社会背景方面，政府干预的程度越重。”政治就成为了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事务管理者，它负责了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教育、交通、技术、法律等，虽然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离开了这些基础，资本就会因为失去了创造价值的稳固场所而根本无法继续增殖。
所以，福柯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才最终明确，生命政治表面上得名于现代政治权力对人的生命活动的合法介入和隐秘干涉，这是我们自18世纪以来在生活中肉眼可见的现实，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开始通过医疗体系、生物技术等，对人口的出生率、发病率等生命状况进行总体调控，促进人口状况的良好运转，实现权力统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福柯直到《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才在20世纪开创的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框架中揭示出生命政治被生产出来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中，优胜劣汰的自由竞争是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原则，而政治也严密合缝地成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企业自由、财产私有的服务者，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每个个体必然也必须成为自我生产、自我投资、自我生殖的企业家。因此，生命政治就是自由竞争的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生殖；从自我规划、自我投资、自由竞争的生命体身上，生命政治才得以自动地生产了出来。最终，生命不再是生命，政治不再是政治，生命政治就真正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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