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评介 ┃ Commentary on plays
冷月何处话凄凉——《金锁记》戏剧改编的得失探究
■ 高尚阳
2019年4月12—13日，张爱玲原作改编、王安忆编剧、许鞍华导演、焦媛主演的舞台剧《金锁记》于上海美琪大剧院演出。这部《金锁记》创作于2009年的香港，十年间全国各地巡演但魅力不减，仍旧有超过九成的上座率，实在令人振奋。2004年，黄蜀芹导演的版本却折戟沉沙，当年就被视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后来也没有再搬演过[1]。
在著名评论家夏志清的眼中，张爱玲被视作“今日（20世纪60年代）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被视作“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这部作品经由身为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的沪上女作家王安忆的改编，被两位极负盛名的女导演分别演绎成不同版本。同样一个故事，同样一部剧本，但两个版本的演出效果和剧评舆论之所以会天差地别，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主创人员对于张爱玲作品风格的把握。
一、编剧：“心软”是剂毒药
王安忆在谈到张爱玲的时候说：“……我和她的世界观不一样，张爱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热眼看世界。
”“我会顺应我所在的环境，我比张爱玲好商量。”[3]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她的“热眼”和“好商量”稀释了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作品具有浓重的悲剧意味，这是于中国悠长历史中形成的国民性弱点在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是历史性的、地域性的、政治性的、民族性的、家族性的、个人性的。在这种外在悲剧情境的压抑之下，作品中的人物如同笼中的困兽，怀着一点点对美好的奢望而做着无谓的挣扎。曹七巧是张爱玲小说中唯一一个原始疯狂得彻底的人物，彻底的疯狂正是来自于张爱玲为其创造的极端的环境，实在容不得“商量”。
从具体的改编情况来说，王安忆首先丰富了曹七巧和姜季泽之间的感情戏。原著当中的姜季泽虽然轻佻好，但他对七巧的最过激的举动不过是摸了摸她的脚。季泽内心的算盘打得精，这在原著里面交代得明白——“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而在改编当中，季泽对七巧欲拒还迎，两个人相互周旋试探，王安忆甚至给二人加入一段床戏。这样的处理方式，极大地弱化了季泽的人物形象。
许鞍华同样，对于七巧来说，因为两个人有了这样一段暧昧关系，使得七巧在压抑环境中被压抑的欲望有了一个宣泄口。这种“人性关怀”弱化了七巧紧张的心理状态，使得在规定情境之下人物的心理逻辑变得有些经不起推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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