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猪瘟对中国⽣猪市场和产业发展有什么影响？全国猪肉价格连降10周
近期国务院、农业农村部等部委相继出台17条稳定⽣猪⽣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以⽀持⽣猪⽣产发展，保障了猪⾁供给，猪价涨幅将逐步回落。⽣猪⽣产恢复⽀持政策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将会逐渐发挥效⼒，⽣猪产能将会⽌跌回
升，2020年下半年⽣猪供给将会逐步恢复，猪价将会回归合理⽔平，同时⽣猪产业的⽣物安全⽔平、规模化⽔平、屠宰产能和产销区合作机制也将会进⼀步优化。
中国⽣猪⾏业在⾯临着产业升级和环保新要求的同时，遭遇了⾮洲猪瘟疫情的重⼤挑战。2018年全球⾮洲猪瘟疫情形势相对严峻，多个区域疫情在扩散蔓延。从2018年8⽉开始，⾮洲猪瘟疫情传⼊中国，全国31个省份先后发⽣⾮洲猪瘟疫情。中国是全球最⼤的⽣猪⽣产和消费国，疫情对中国⽣猪产业和市场乃⾄全球市场具有重⼤影响。2019年8⽉31⽇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然资源部、⽣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出台了17条政策措施以⽀持⽣猪⽣产发展、保障猪⾁供给，有助于未来⾮洲猪瘟疫情防控、⽣猪⽣产恢复性增长和猪价稳定。
⼀、中国⽣猪市场进⼊新⼀轮价格周期
叠加疫情及防控政策、环保政策、⽣猪产品调运政策和⽣产周期性因素，⽣猪价格进⼊新⼀轮上涨周期。从改⾰开放到现在，中国⽣猪价格⼤体经历了 8次明显波动，其中，1988年、1994年、2007年、2011年和2016年波幅较⼤。猪⾁价格与活猪价格⾛势基本相同。1978-1993年，猪⾁价格长期在每公⽄7元以下；突破10元后，1994-2006年在10-14元区间波动;2007-2018年底，猪⾁价格⽔平维持在18-30元区间波动。2016年为第⼋次波动。
受⽣猪供应增加、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导致消费下降等影响，2012-2014年猪⾁价格连续3年下降，⾏情长期低迷引发⽣猪产能深度调整，加上各地禁养范围扩⼤，规模养殖发展困难，养殖场户补栏滞后。2016年春节后⽣猪供应偏紧，猪价不跌反涨，6⽉份猪⾁价格达到每公⽄31.29元，之后随着猪⾁供给增加，猪价进⼊下⾏周期，2018年⼆季度受产能明显增加影响，5⽉份⽣猪价格达到价格周期波⾕。
新⼀轮周期⾃2018年6⽉份开始。补栏积极性持续下降，⼆季度⽣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第⼀波明显下降，⾮洲猪瘟导致2018年9⽉份开始补栏受阻。当养殖补栏积极性降⾄最低时，仔猪价格2019年2⽉到达其价格周期波⾕，同时⽣猪产能明显下降，供给偏紧带动猪价进⼊新⼀轮上涨周期。
本轮周期突出特点是：猪价低迷和环保拆迁导致产能下滑，疫情⼜导致仔猪外调和补栏受阻、压栏严重，主产区育肥场和种猪场亏损严重，母猪产能急剧下降，所有养殖户和养殖企业⽣产稳定性和产能
恢复均受到影响，将会导致本轮⽣猪价格上涨周期较上⼀轮周期明显拉长，2019年8⽉份猪价已经涨⾄历史⾼位。
⼆、⾮洲猪瘟和环保叠加导致⽣猪产能深度下降
2018年第三季度开始⽣猪和母猪产能快速下降，2019年以来创最近10年最⼤降幅，⽣猪供给预计连续2年明显下降。2018年4⽉，受猪价下跌影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连续5个⽉环⽐降幅超过1%，8⽉发⽣⾮洲猪瘟疫情，⽣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同⽐降幅呈逐⽉加⼤趋势。其中，2019年上半年⽣猪存栏降幅从 12.6%扩⼤到25.8%，能繁母猪降幅从14.8%逐步扩⼤到26.7%。从猪周转规律来看，⽣猪存栏数量对应着6个⽉内的⽣猪出栏数量。可以判断，2019 年平均存栏预计为3.55亿头，年末⽣猪出栏5.54亿头，全年出栏量下降 19.6%。如果出栏重增加1-2千克，预计猪⾁产量降幅在18%上下。
三、近年来我国猪⾁消费总体稳中略降
猪⾁消费总量和⼈均消费⽔平由升转降。2000年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平快速提⾼，猪⾁消费长期保持稳步增长趋势，⽽从2015年开始稳中有降。2014年我国猪⾁表观消费量(当年产量+净进⼝量)达到顶峰，为5855万吨，⽐2000年增长47.3%，年均增速为2.8%;⼈均表观消费量42.80千克，⽐2000年增长36.5%，年均增速为2.2%。受消费结构调整优化等因素影响，猪⾁消费2015年起连续4年⼩幅下降，2018年表观消费量为5506万吨，⽐2014年减少349万吨，降幅达6.0%，⼈均表观消费量为39.4
6千克，⽐2014 年下降7.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城镇居民⼈均家庭猪⾁消费量⾃2012年达到21.2千克的历史⾼点之后震荡下降，2017年为20.6千克，农村居民⼈均家庭猪⾁消费持续增长，近年来基本稳定在19千克左右(2017年为19.5千克)。
城乡居民⼈均猪⾁消费量差距缩⼩。由于城乡居民收⼊差距缩⼩，农村居民猪⾁消费增长快于城镇，城乡居民猪⾁消费⽔平差距明显缩⼩。2000—2017 年，城乡居民⼈均家庭猪⾁消费年均增速分别为1.2%、2.2%，消费量差距由 3.5千克缩⼩为1.1千克。
缩⼩为1.1千克。
猪⾁在⾁类消费中占⽐持续缩⼩。猪⾁在我国居民⾁类消费中占有主导地位，2000年猪⾁在城镇和农村⾁类家庭消费中的⽐重分别为65.4%和77.1%。随着城乡居民消费升级和健康理念普及，我国⾁类消费更趋于多样化，猪⾁在居民⾁类家庭消费中的⽐重不断下降。201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猪⾁消费占⽐分别降⾄为59.7%和66.6%。⽽同期城镇居民⼈均禽⾁家庭消费量在⾁类中的⽐重由21.3%上升⾄28.1%，⽜、⽺⾁⽐重变化相对较⼩，2017年分别为7.5%和4.6%；农村居民⼈均禽⾁家庭消费量⽐重由16.3%上升⾄27.0%，2017年⽜⽺⾁占⽐分别为3.1%和3.4%。
猪⾁消费的季节性特征趋弱。我国猪⾁消费具有⼀定的季节性特征，每年的 3-8⽉⼀般是猪⾁消费淡季，9⽉⾄次年春节前是消费旺季，⽉度消费低点⼀般在7⽉，⾼点在12⽉和1⽉。随着市场供应能⼒
提升以及居民消费习惯改变，猪⾁消费的季节性、节⽇性特征⽇益弱化，消费量淡旺季差距呈缩⼩趋势。
2009年四季度全国⽣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占全年总屠宰量的28.0%，其次为三季度，占25.3%，⼀季度最低，为22.1%，⽽到了2018年，全年各季度屠宰量占⽐已经接近平均了，四季度和⼆季度分别为25.8%和25.6%，⼀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为24.6%和24.0%。
猪⾁消费受疫情和价格上涨呈现下降趋势。疫情发⽣初期，消费者由于对⾮洲猪瘟认识不科学，加之疫情点状散发，导致消费者开始主动减少猪⾁消费，转向⽜⾁和禽⾁以及⽔产品等替代品。2019年8⽉份以来猪⾁价格阶段性快速上涨，当猪⾁价格上涨⾄每公⽄30元后，猪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开始显现。
四、国内猪⾁供给偏紧带动猪⾁进⼝量明显增加
国内供给偏紧带动猪⾁进⼝明显增加。2019年1-7⽉份中国猪⾁进⼝100.09 万吨，同⽐增36.0%，4⽉份开始进⼝量明显增加，同⽐增幅从4⽉份24.0%提⾼⾄7⽉份107%。其中，欧洲占61.5%，北美占24.7%，南美占13.8%，主要来⾃西班⽛、德国、加拿⼤、巴西和美国，分别占19.0%、16.7%、15.5%、10.2%和8.8%，从加拿⼤和美国2019年累计进⼝量分别同⽐增加 21.9%和54.5%。此外，从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等国进⼝量同⽐增幅也较明显。
猪⾁进⼝价格2010年以来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当前其价格处于⾼位。进⼝到岸价格前期处于较低⽔平，2007年6⽉份之前⼤部分年份不⾜1000美元/ 吨，2003年10⽉最低仅508美元/吨，2007年7⽉份-2009年10⽉份保持在 1000-2000美元/吨，2010年有所下跌，2010年8⽉份再次上涨⾄1000美元/ 吨以上，2011年12⽉份涨⾄2099美元/吨，之后有所回落。2014年和2015年中国猪价低迷，带动进⼝价格跌⾄1655美元/吨。2016年中国猪⾁进⼝再次激增，9⽉份进⼝到岸价创最近⼏年⾼点，为2049美元/吨，之后总体回落。
2018年⾮洲猪瘟等因素再次导致猪价低迷，2018年9⽉份进⼝到岸价跌⾄1527美元/吨，之后有所回升。2019年6⽉份超过2016年9⽉份⽔平，7⽉份涨⾄2271美元/吨，创历史新⾼。
2019年猪⾁进⼝预计达200万吨。短期内猪⾁供给仍然⾯临压⼒，适度增加猪⾁等⾁类产品进⼝是缓解短期供需缺⼝的有效措施之⼀。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在积极扩⼤⾁类进⼝以缓解市场压⼒，猪⾁以及消费替代的⽜⾁、禽⾁等产品的进⼝量均出现⼤幅增长。受能繁母猪产能减少和环境限制⽣产，欧盟2019年猪⾁产量预计为2379万吨，预计下降1.0%。在欧盟主产国中，只有西班⽛受出⼝增长影响产量增加。德国、荷兰和波兰等国产量则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20年欧盟⽣产能⼒恢复后，⽣产将适度增长(1.4%左右)，预计增量在35万吨左右。受近年猪⾁出⼝增加影响，美国猪⾁产量稳步增加。2019年和2020年猪⾁产量预计分别为1253万吨和1289万吨，分别较2018年增加60万吨和95万吨。加拿⼤2019年猪⾁产量195万吨，稳中略增、增幅有限，猪⾁出⼝增量在10万吨以内。巴西受出⼝拉动
影响，2019年猪⾁产量398万吨，预计增加20万吨，增量将绝⼤部分出⼝。阿根廷和智利产量较⼩，出⼝增量预计在10万吨以内。
综合来看，在不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抢占市场份额、不考虑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与2018年相⽐，中国2019年能够增加进⼝的量在100万吨(美国60万吨、巴西20万吨、加拿⼤10万吨、智利和阿根廷10万吨)，2020年进⼝增量可以达到150-200万吨(美国95万吨、欧盟35万吨、其他国家合计70万吨上下)。
五、⽣猪⽣产⽀持政策对⽣猪产业和市场的影响
2019年9⽉6⽇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稳定⽣猪⽣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出台了23条⽀持⽣猪⽣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然资源部、⽣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稳定⽣猪⽣产、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加强疫病防控、健全现代物流体系和强化政策措施保障等5个⽅⾯出台了具体细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持措施既⽴⾜短期猪⾁供给、猪价稳定，也着眼于长期的⽣猪⽣产恢复、保障猪⾁供给，2020年下半年猪⾁供给将会逐步恢复。
同时，⽂件⾸次提出实⾏省负总责细化猪⾁稳产增产的⽬标，强化责任落实，以有利于后期政策的落地和有效实施。
从短期市场影响来看，通过冻猪⾁投放和加⼤猪⾁进⼝、增加替代⾁类供给，猪⾁价格涨幅将会回落。热鲜猪⾁短期供给整体上偏紧，冻猪⾁供给仍较充裕。从国内来看，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量⽣猪屠宰企业增⼤了库存，特别是华中、华东地区，整个冻猪⾁的库存与往年相⽐增加了约 30%-40%，能够弥补⼀部分的供给缺⼝。在国际市场补给⽅⾯，猪⾁进⼝⾃ 4⽉份开始明显增加，近期新增西班⽛、荷兰、奥地利等国家多家猪⾁企业输华资格，有效拓展猪⾁进⼝来源、适度增加进⼝数量。
通过将冷鲜⾁纳⼊鲜活农产品绿⾊通道，加快猪⾁流通速度、降低流通成本。冻猪⾁投放抑制了⽬前猪⾁价格的过快上涨，⼴西、海南、⼴东等多个省份出台了保障猪⾁供给的措施，包括向市场投放储备冻猪⾁、向中低收⼊体提供平价猪⾁等。⾁禽和蛋禽等猪⾁替代品产能明显增加，通过合理引导⾁类消费结构，可以提⾼禽⾁的消费替代性。⾁禽⽣长周期短、料⾁⽐低，短期内能够快速⽣产以弥补猪⾁供给缺⼝。与猪⾁价格相⽐，鸡⾁仍具有优势，2019年8⽉份⽩条鸡仅为猪⾁价格65%，⽽⽜⽺⾁价格分别是猪⾁价格的2.14倍和2.10倍。
新颁布的政策将提升养殖户补栏、扩产积极性。疫情、环保和贷款难等因素是限制补栏意愿和产能恢复最主要的因素，政策解决了养殖户“不敢养”、“没钱养”和“没地养”的问题。通过扩⼤⽣猪保险⽀持⼒度，降低养殖户对市场风险和疫情风险担忧。当前仔猪购买成本翻番、⽣物安全和环保改造成本明显提升。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将仔猪纳⼊⽣鲜农产品绿⾊通道，减少仔猪价格上涨导致的⽣猪养殖成本
增加。通过扩⼤畜禽粪污资源化利⽤整县推进项⽬实施范围，增加所有适⽤于⽣猪⽣产的机具购置补贴，减缓了养殖户粪污处理成本压⼒。
针对贷款难和资⾦链紧张，通过为符合授信条件种猪场、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企业做好相关⾦融服务，开展⼟地经营权、养殖圈舍、⼤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解决长期以来养猪业贷款难的问题，实施贷款贴息、规模场补贴解决前期猪价下跌和疫情导致的资⾦链问题。在养殖⽤地⽅⾯，纠正之前环保拆迁中“⼀⼑切”的做法，稳定⽬前已有⽣猪产能，提供异地重建养殖⽤地、加快环评程序审批，提⾼新增产能投产速度。这些措施对于⽣猪整体产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将会起到明显的保障和推动作⽤。许多商业⼤型企业抓住政策机遇加速启动和实施扩张计划。此外，从8⽉份开始，⽣猪养殖盈利处于历史较⾼⽔平的，也会激发养殖主体主动补栏扩产的内在动⼒。
通过加强⽣物安全⽔平提升疫情防控能⼒。基层防疫体系和有效的疫病净化机制是疫情防控关键。由于地⽅政府财政状况差别较⼤，部分地⽅政府难以负担⾮洲猪瘟强制性扑杀补贴，导致补贴不到位，不利于及时发现疫情、及时扑杀病死猪。政策优化了补贴机制，将⾮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按年度结算调整为半年结算，强化省级财政的统筹作⽤，对⾮洲猪瘟防控经费保障、落实稳定⽣猪⽣产、强制扑杀补助等政策措施确有困难的县市，可降低或取消县市财政承担⽐例，为地⽅财政负担解绑，疏导了地⽅政府疫情发现和上报的⼼理负担。
基层畜牧兽医不健全、知识更新不够、整体素质不⾼，不但影响疫情防控效率，也不利于提⾼⼤多数养殖户⽣物安全理念和防控⽔平。四川、⼴东等多个省份已经出台健全基层卫⽣防疫和兽医队伍的具体措施，吸引兽医⼈才回流，将有效控制⽣猪⾮法跨省调运，有利于加强⾮洲猪瘟防控和提⾼⽣物安全⽔平。优化屠宰加⼯业布局，加速流通模式由“调猪”向“调⾁”转变。在⾮洲猪瘟发⽣之前，由于热鲜⾁消费偏好，我国是⽣猪⼤流通格局，因此⽣猪屠宰加⼯集中于销地。本地屠宰能⼒在调猪变调⾁背景下直接影响了猪价。从规模以上屠宰企业本地猪屠宰量占⽐看，东北三省、河南、⼭西、江西、两湖、⼴西等需要⼤量外调⽣猪，⾮洲猪瘟分区防控政策实施后，以外调为主的产区将⾯临较⼤的市场压⼒，特别是河南和东北地区。
针对这种情况，在政策⽀持下，产区将开始优化屠宰⾏业布局，加强⾁品冷链物流建设，建设完善冷链仓储配送体系，有助于增加⽣猪就地就近屠宰量，减少物流成本和疫病传播风险。集饲养、屠宰、加⼯、销售⼀体化经营的⾼新猪业集团数量将会明显提升，冷链配送等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会加速完善。
尝试探索⽣态资源补充机制，有利于建⽴跨区合作机制。在环保压⼒下，⽣猪养殖向优势产区转移，呈现区域化布局，⽣猪养殖向东北粮⾷主产区和西南地区转移，同时这些地区也承载了更多环境保护压⼒。新颁布的政策⿎励⽣猪主销省份⽀持主产省份发展⽣猪⽣产，通过资源环境补偿、跨区合作建⽴养殖基地等⽅式，推动形成销区补偿产区的长效机制。利⽤这种补偿机制能够发挥⽣猪调出⼤县⽀
撑保障作⽤，厘清产销区分⼯，利⽤⽣态补偿资⾦加⼤对⽣猪调出⼤县的⽀持⼒度，优化产销区间对接机制。
（转载⾃：中国饲料⼯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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