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宗经》篇云：“《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既畅”。[1]P75由此可知，早在刘勰时代，《书》因其文本为上古语言的诘屈聱牙而遮蔽了其览文如诡、寻理既畅的文学性接受之史实已经被人们有所认识。但追溯至先秦时期，《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孟子》、《荀子》等传世先秦文献以及郭店战国楚墓竹简、上博竹书等出土文献，均有不少称说《书》文的现象，一些历史人物能够随口称引《书》文，清华简更是有多篇《书》文出现，这些史实足以说明：《书》在先秦时期相当长的时间内早已经成为社会文化阶层最基本的经典读物，贵族子弟、新兴诸子门徒几乎都接受过《书》教，故他们对《书》之语言文本比较熟悉，这种现象自然会影响到先秦诸子们的散文创作观念及其撰作手法。若是在这层意义上来看，先秦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均应是在散文之祖《书》的熏染下产生的，故《书》在先秦散文观念及散文创作中理应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但碍于《书》之文本的艰涩以及意识形态的左右，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界对其多望而却步，将其拱手让给了哲学、史学、文字学等学科，在众多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过程中，往往以几十字或一二百字略过，致使《书》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远未得以深层揭示。本文拟就《书》在中国早期文学史中的主流地位问题作一系统梳理，尚祈方家同仁指正。
一、早期《书》篇在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摭谈。
我们不否认今天见到的今文《尚书》与早期《书》篇的原始面貌已有了一定的差异，确曾在其长期流传过程中被人润加工过。但除少量篇章为战国晚出外，其主体部分仍然是西周末期史官搜缀古往、以古
为鉴意识的产物。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自数以千计的早期《书》篇陆续由史官写成之日起，就始终成为商周时期王官之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成为史官赞治、乐正造士的主要文献工具，并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经》、《礼》、《乐》一起，构成了春秋及其之前社会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础的核心，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为一些诸子创派立说所共同依据的传统文化背景。
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是我国上古政治历史的一面镜子，除《禹贡》个别篇章除外，其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语录体，非为文而作，但恰是在大量的语录之中蕴含了形象，其文本再现的历史只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曲折反映。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书》，同《诗》一样，事实上一开始就占据着我国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概括而言，原因有二：
首先，《书》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表现形式，故编纂《书》的众多资料理应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散文不同于诗歌，散文起始于实用。上古时期，特别是殷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书、读书、掌书、用书是史官之职，而殷周历代史官所制、所读、所掌、所用之书，是殷商、西周时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编纂《书》的主要资料来源。
编纂《书》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谟、训、诰、誓、命六类，这六类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着上古文化存在样式的主体模式。从文学视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文体的主
要表现形式，从出土文献称说《诗》多不称篇名而直接称《诗》云，而称说《书》则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称篇名的状况来看，《尚书》篇目的标题典、谟、训、诰、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体学意义上的类分表现形式，与同时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较高。
典，主要记上古帝王之事，以叙事为其主要的表达方式，所记内容多为上古帝王的嘉言懿行，28篇今文《尚书》中的《尧典》、《洪范》、《吕刑》当属于此列。《尚书·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说，《左传》谓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2]P1340《国语》申叔时论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训典”。[3]P528这些史料记载足以说明“典”这种样式当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的模式之一。
谟，主要叙述上古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以对话形式行文，28篇今文《尚书》中仅有《皋陶谟》一篇属于“谟”体，晚《书》25篇中的《大禹谟》亦属于此体。“谟”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在文献中不常见。但两者的相关文本在先秦传世文献《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中均有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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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此体记载重臣训诫君上之语，属于语录体叙述模式，28篇今文《尚书》中的《高宗肜日》当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伊训》，《逸周书》中的《度
训》、《常训》、《命训》、《时训》，《左传》所称引的《夏训》，以及清华简中的《宝训》等都有应属于此体。可见“训”亦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书较为常见的样式之一。
诰，为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起着传载王言、晓谕下的重要作用，诸多商盘周诰均应属此类，多为史官对统治者主要言论的实录，古奥朴拙。28篇今文《尚书》中的《康诰》、《大诰》、《酒诰》、《召诰》、《洛诰》、《盘庚》、《梓材》、《多士》、《多方》、《无逸》、《君奭》、《立政》等12篇，《左传》所称引的《盘庚之诰》，《墨子》所称引的《仲虺之告》、《汤诰》，郭店战国楚墓竹简《缁衣》所称引的《尹吉》，均为此体。“诰”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存在样式之一。
誓，《周礼·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4]P165可见，“誓”主要是指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夕率队誓师之辞，28篇今文《尚书》中的《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先秦文献常称引的《太誓》均为此体。“誓”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奖励或册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辞，从出土的铜器铭文来看，周代策命一类的文献特别多，28篇今文《尚书》中的《顾命》、《文侯之命》当属于此体，晚《书》25篇中的《说命》、《冏命》、《微子之命》、《毕命》、《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祭公》篇亦为此类。“命”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书最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其次，从我们可以看到的仅存28篇较为可信《书》篇的文学艺术性来看，构成《书》编纂的早期《书》
篇资料，同样也理应是比较成熟的散文，在叙事、论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艺术性，确实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体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书》25篇历经一千余年的考辩，为后人所伪已成定谳，《泰誓》3篇的真实性也多受到质疑，其余30篇，即今文《尚书》28篇的文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虽有润、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前的时代，当是无可否认的史实。现存28篇今文《尚书》（29篇中的《泰誓》除外）基本上属于未曾伤筋动骨的上古《书》篇。宏观上看，今文28篇的文学艺术性已经相当成熟，但不同时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尽相同：
众多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出土与研究成果，已经征实了我国文化早在殷商时期已经相当成熟，这就使得《尚书·多士》篇所记周公旦对殷商遗民“惟殷先人，有策有典”的训诫和《墨子·贵义》篇所说“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的文献记载有了一定的实物依托。今文28篇中的《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5篇属于《商书》，《商书》一类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辞格的应用，如《汤誓》中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特别是《盘庚》篇，更是将比喻修辞格运用得圆润娴熟，在不长的文本内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如“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若射之有志”，“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罔在纲，有条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等，陈柱先生在其《中国散文史》中曾指出：“古书中善譬喻当以此篇为权舆。”[5]P19这些比喻文本中的日、大水、津涯、颠木、由蘖、火、原、志、网、纲、田、舟等“象”是集体无意识的积淀，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个体的集体意像，是文学创作主体意识潜在的“器”。
《国语·晋语》有“阳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但从考古学视角来看，目前还未发现夏代有典、册之文，今文28篇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4篇虽属于《虞夏书》，但其成文时间可能不在虞夏时期。《甘誓》篇在4篇中最为简短，从其文风看，还未沾染后世礼乐文化的印痕，其排比语句显示出了军旅之誓的肃杀之势，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似乎还带有人类早期野蛮的习性，学界普遍认为《甘誓》篇成书较早，大概得其实。但具体能早到何时，目前还难以定论。从“粤若稽古”及地理概念来看，《尧典》、《皋陶谟》、《禹贡》3篇显然是后人所追记，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说：“《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文字稍显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6]P3其说大致符合事实。此三篇文本所体现的共同特点是：叙事艺术的成功运用，如《尧典》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纲举目张，脉络清晰，以禅让为全文枢纽，过渡自然。《皋陶谟》采用了平行叙事的结构模式，全文可分为禹与皋陶、舜与禹、舜与夔之间的对话，全文洋溢着君臣和睦的民主气氛，
而在对话语言中刻画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贡》采用了总、分、总的叙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着分述九州的风土物产，进贡路线，治山导水，制定五服制度，最后以“禹赐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部分间照应紧密，行文整齐中见错落，语言精审而不乏绵密，体系庞大而内容详实。
先秦文献称引《洪范》之文多谓其为《商书》，而今传版本《洪范》却在《周书》之内，根据其文本
所载武王访箕子，箕子陈洪范九畴一事来判断，其事发生在殷周之际，其成文应略微滞后一些，在西周初期为是。单就《洪范》篇而言，其艺术特征不同于其它《商书》，而与可能成文于西周初期的《虞夏书》的文学艺术特征相似，散韵结合的语言风格以及谨严完整的结构艺术，是其重要的文学特征。《洪范》在细述九畴之时，用韵极密，第二畴、第五畴、第六畴、第七畴、第八畴均为韵语，其用韵的规律多合于《诗经》，读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根据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韵语的特点，亦可以判断《洪范》当为《周书》，在成文之前，曾经过一段口诵的过渡时期。《洪范》全文由序、总纲、细目三部分组成，其序似乎为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尧典》一样，采用了总分结合的叙述结构，文脉清晰，构思严谨。
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顾命》两篇，在叙事艺术方面已与成篇于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周公组织材料，把平铺直叙与传奇情节紧密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终被尊信的耆老形象。故无论是人物塑形，还是传奇叙事，正像谭家健先生所说的那样，《金縢》都“堪称我国最早的微型历史小说。”[7]P315《顾命》则以事件为中心组织材料，细腻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时的细节，接下来极尽铺陈之能事，有条不紊地再现了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场面，难怪王国维曰：“质而重，文而不失其情。”[8]P50
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显的文学成就当推其论辩艺术。如《酒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诰》诸篇的以史立论，《无逸》、《多方》、《吕刑》诸篇的
对比立论，《梓材》的比喻论证，《康诰》、《酒诰》的引用论证等均具有鲜明的特。诸诰多种论证方法的交互使用，为其后一度曾繁盛的论辩文、诸子散文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准备了经验。成功的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