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
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参见太平军北伐、太平军西征）。咸丰六年，因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遂密诏（一说无密诏）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又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以翼王石达开主政。
次年，石达开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重用陈玉成、李秀成诸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建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病卒。所著诗文及诏旨、文告等多收入《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及《太平天国史料》等书陈坤资料
中
1、1814年出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福源水村，出身农家，读过村塾，屡试不第。
3、1847年8月，赴广西桂平紫荆山会冯云山，组织力量，开展政治斗争。
4、1851年1月11日，在金田营盘岭聚集2万多会众，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3日，在武宣“登极”，称“天王”；12月，在永安（今蒙山）分封诸王。翌年攻桂林，克全州，占领两湖，再从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
5、1853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再分兵北伐、西征，结果北伐失利而西征胜利。入主天王府后，深居简出，生活奢靡，大权交由杨秀清掌握。
6、1856年，太平军先后击破清军江北、江南大营，杨秀清居功自傲，逼封万岁。遂密诏韦昌辉、秦日纲，诛杀杨秀清及其家人、部属2万多。
7、1857年，石达开率20万精兵出走后，只得重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以扭转局势。
8、1859年，命洪仁玕总理朝政。清廷联合帝国主义加紧镇压太平天国，安庆、苏州、杭州等相继陷落，天京被围。
1843年）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洪秀全发誓“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自己来开科取士”。从洪秀全发动起义后，采取种种严厉的排孔斥儒活动中，宣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杨秀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又有“天父附体”的特权，所以在广大太平军将士中享有崇高威望。而且，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热衷于个人权威，“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直至发生“逼封万岁”的事件。对东王的飞扬跋扈，洪秀全显得虚弱无力。史学界一部分人否认天京事变中洪密诏召韦进京杀杨的事实。实际上，从当时客观形势分析，如果没有洪的密令，韦是不敢也不能杀杨的。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洪也没有出面制止和马上追查韦的反叛行为。石达开回京，指责韦的擅杀，却遭韦威胁被迫逃出天京，韦杀其全家。长期以来，他时时刻刻感到杨秀清对于自己地位和宝座的威胁，感到自己是在杨的阴影下生存。借韦之手杀杨，对他来说，是解除了一个心头大患，对其自卑心理当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性情暴烈是洪秀全性格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天父诗》中有多处反映他发怒生气的情景。如“亮（火）冲起来谁人受，亮（火）不救开烧死该！”“亮（火）起跪求要虔诚，亮（火）未救缩莫起身。”诸如此类的句子，《天父诗》中随处可见。杨秀清也曾借“天父下凡”指责洪秀全“性气太烈”。洪秀全一旦火起，就会严厉地责罚人，斥责、饿饭、杖责.而且洪秀全性情固执，脾气暴烈如火，根本不给人分辩的机会，他说“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他力图通过严酷的刑罚维持其至高无上的特权地位。
洪秀全缺乏自信，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日益迷信自创的“上帝”而不能自拔。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中，他信天不信人。广大将士出生入死，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胜利，在他那里变成了“天灵”的结果。因而士气受到严重摧残，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越到后来，他越发迷信，甚至到了丧失理性的境地。天京被困，危在旦夕，李秀成指出城中兵少将寡 ，提出“让城别走” ，他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不自信的另一表现是滥封王爵。从1862年初，封陈坤书为护王始，到10月，封王30余人。1863年4月，封王达90多人。到太平天国失败时，封王达2700余人。
洪秀全无远虑、难把全局，战略、战术上的目光短浅显而易见。起义之初，面对清军的围剿，洪秀全消极防御，不能有效的打破清军的包围和封锁。
造反有理
无论如何， 洪秀全也算得上晚清衰世中为数不多的大人物。其行为的根源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有意无意的大病之后的幻觉，或者某个类似《劝世良言》的小册子的“神启”。社会根源和个人的成熟愿望，都是导致造反的重大理由。
造反是需要理由的。历史上农民起义或者造反， 多半出于官逼民反。秦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愤怒呐喊，是这种循环的先声。
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给洪秀全提供了起义或者造反的理由。洪杨起事前20 年， 龚自珍即已预言“ 起视其世， 乱亦竟不远矣”。第一次战争后的南方局势， 的确如时人夏燮所言：“ 官怕洋人， 洋人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 则粤东之民……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 两次战争中都被推到前沿的倒霉的钦差大臣耆英（ 1858年在第二次战争中因为在天津谈判时擅自回京被赐自尽）在签订《南京条约》后一年奏称：“官与民，民与
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 反压迫、均贫富、等等目标， 都可以成为历史性的理由。而太平天国的理想，给意欲谋反的民众以一种宗教的狂热，如烈火般点燃广西以及南方半壁江山的干柴。
单从广西等地的平等主义诉求来看，当时的起义，无疑是具有相当的正当性的。比如妇女们即响应“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的号召，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就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而“ 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豪迈激情，更是显示当时的起义是何其壮观！
造反也是需要领袖人物的激情的。洪秀全的激情来自科举失意，而出自个人欲望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的目标和宣称的天国的目标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难以吻合的矛盾。1860年10 月， 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人士容闳曾往天京拜访天王，但不被所用。后来容闳投靠李鸿章，协助购回百多部机器而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可能当时也看出了洪秀全的本质，所以后来称“洪秀全于应试落第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
考不上“ 大学” ， 造就洪秀全自己开科取士的逆反心理， 这是激情的来源。洪秀全7岁入
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四次应府试考秀才，分别在1828年、1836年、1837年、1843年，皆落第，前后一共经历17年，未能考上生员（秀才）。应该是从1837年科场失意后异梦升天开始，洪秀全就已经慢慢萌生造反念头。当时他已经自居“真命天子”。而直到晚年，他仍然是梦想实现“父子公孙坐天下”的王朝。录一首其早期的诗如下，以明其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 声振东南日月边。玺剑光荣存帝赐， 诗章凭据诵爷前， 太平一统光世界， 威风快乐万千年。”（《斩邪留正诗》，1837年） 从现在所见洪秀全的诗文，他有些许才气。不过，也许他的诗文还谈不上俚俗不堪，但是打油诗居多确是事实，以这种水平，也难怪青年农民洪秀全考不上秀才。而其对手“刽子手”曾国藩的诗文则为一时之冠，书法自成一体，其立德、立功、立言几为圣人。此论绝非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实在是洪秀全不争气。即使拿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而言，他早年那“五千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气远非天王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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