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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媛媛，生于1999年，本科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2010307058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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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南京市佘村的田野调查江苏省南京农业大学 杨媛媛，陈扬
摘要：本文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与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视角出发，对南京江宁区佘村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理论阐述与案例研究，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进行深度扫描，了解目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深入探讨空间建设逻辑。关键词：公共文化空间；乡村振兴；乡村共同体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595（2020）26-0018-0004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社区内部公共性的、村民自由进入并进行文化生活的空间，是乡村文化传承的载体与人际交往的场所。村民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具体实践中会生发出一种本质意志，这是一种基于情感动机的意志，它的内涵是人们在传统与自然的感情纽带基础上的一致性与相互融洽。
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文化与乡村社区原有的本质意志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在此背景下，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倡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1]在文化振兴的政策指导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具体建设中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变化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我们需要正确认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内在逻辑，以便未来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地指导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
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一）公共空间与空间生产
公共空间就是公共生活展开的舞台，比如农村的水井旁，城市的街道、胡同、里弄，更典型的如茶馆、公园、集市、广场。[2]公共空间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集市与罗马的论坛，其内涵是指公民集合起来平等地讨论城市公共事务的地方，随着社会学对物质空间与公民日常互动给予更多的关注后，公共空间的内涵更加广泛，即公共空间是根据其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可进入性进行判定，而不仅仅是为了进行辩论或交谈，不需要某种会员身份，个人可进入的任何空间都可被认定为公共空间，各种各样的流动空间，如火车站、汽车站、或大众消费空间
都可以被纳入公共空间中。人们在多种多样的空间中产生了对城市、乡村的集体认知与文化记忆，进而构成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本文中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不仅仅包括农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还包含了文化记忆、集体认知，文化资源与文化机制、是一个整体性概念。
[3]
亨利·列斐伏尔是空间生产理论的首创者，他认为只有生产出合适的空间，才能有效地改变生活与社会。[4]他提出了一个展现空间生产过程的三元一体理论框架：“空间实践”是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的表征”是指概念化的空间，科学家、规划者、社会工程师等的知识和思想意识所支配的空间；“表征的空间”则指居民的空间，它处于被支配和消极地体验的地位。[5]“表征的空间”与“空间的表征”之间存在着二元对立关系，体现了政府、规划师、管理者等与居民和使用者之间的对立，两者的对立关系又通过空间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早期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政府规划并主导了大部分项目，如农家书屋、乡村图书馆、乡镇文化综合服务站。在“自上而下”的输入下，村民的文化选择是消极的、被动的。“表征的空间”中出现了管理模式僵化、文化服务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村民的空间实践单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衡，大量的公共文化空间被闲置。因此，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生产中，如何在空间实践中处理“表征的空间”与“空间的表征”的二元关系，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共同体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乡村共同体的概念是由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中的人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地缘关
系为纽带相互交往，共同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形成有别于其他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和心理素质的体边界，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6]然而在当下非农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影响和冲击中，乡村共同体日渐式微，其衰落速度甚至快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失去共同体保护的村民对生活的社区逐渐疏远，特别是新生代们对乡村社区愈发陌生。[7]很多乡村社区出现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而不能解决。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国家需要建设新型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源于村民的本质意志，本质意志的产生离不开村民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内的实践。建设乡村文化空间有利于本质意识的产生，推动新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与此同时，新型乡村共同体进一步促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现状深度扫描：以南京市佘村为例
本研究采用田野调查法，于2020年上半年多次前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佘村社区开展调研。佘村社区辖区面积16.46平方公里，共有6个自然村，包括王家村、孙家村、建国村、建设村、李家村、七甲村，现有常住人口2190人。据《佘氏家谱》记载，元末明初时佘氏族人为避战乱，由河南开封府迁徙于佘村。在此后六百余年的发展变迁中，佘村留下古祠、古宅、古井、古树、古窑、古庙宇等诸多文
化古迹。近年来，在美丽乡村政策、乡村振兴战略陆续出台的背景下，佘村社区进行了许多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实践。
（一）文化广场
佘村的文化广场，又名九龙广场，位
于佘村社区的中心，广场旁就是村里几条道路的交汇口与公交车站台。文化广场所在的位置原来是居民房屋及田地，2016年8月改造成为文化广场。据村干部介绍文化广场的建设基本依靠“美丽乡村”等整治项目的专项资金，主要工作全部由村委负责。文化广场的“空间的表征”先于“表征的空间”出现，“空间的表征”所呈现的是国家思想意识与政府建设要求下，由专业知识进行规划的概念空间，它承载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与文化资源的内涵。在官方的规划中，文化广场是“送文化下乡”等各种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开展的基础，它的意义在于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使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在农村占领阵地，作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有利于对农民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2016-2020年，东山街道办在文化广场举办了“田园佘村九九重阳敬老村宴”“梨花节汉服周”“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环保活动、丰收节、清明村跑等等主题活动。
“村里文化广场举办过很多活动，比如前段时间重阳节就在这里为村里所有70岁以上的老人举办了敬老村宴，还有18年的徒步走活动也是从这里出发。村民参与得挺多，因为有些活动会有小奖品，比如上
一期垃圾分类在这边进行宣传，有一些小包包等奖品送给他们，他们参与的积极性挺高。我们这个广场平时人也挺多的，你看那边的台子、罐子都是可以坐的。有时这边还会放露天小电影，晚上的时候，也是在广场上。”（社区工作人员访谈，女，24岁）
在文化广场的概念空间中包含着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模式，它一方面具有广覆盖与福利化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具有格式化、文化悬浮化的缺点。[8]由于政府的文化供给渠道单一，活动受众面小，村民参与满意度较低，政府主导的文化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悬浮”于乡村生活，降低了村民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性。
“活动都是在街道那边报名，又不是在我们社区这边报名，社区这边他又不管，经常就是负责帮帮他们组织一下活动，一般没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基本上都是街道办的，我们社区没有什么活动。社区有的电影下乡，晚上谁去看呀，都是很老的打仗的片子。”（村民访谈，女，32岁）“（重阳节百叟宴）达到70周岁的才到这个地方（文化广场）吃场饭。今年就没吃饭就发了点东西。发了什么苹果啊，发的
什么手套子啊，这些东西。今年就是谈谈
讲讲，发点东西就回家了。不太想参加了，
我今年就没参加”（村民访谈，女，70岁）
文化广场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在日常生
活中村民可以自由地在文化广场开展活动，
由此建构出文化广场的另一个维度——“表
南京有几个火车站征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意味着居民的使用
空间，在佘村村民看来，文化广场并没有被
看作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它是一个能够聚在
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娱乐锻炼的公共场所。
据笔者观察，中老年村民在闲暇时较多的聚
集在广场上，他们相互交谈，或是将自家的
农产品摆在广场边进行贩卖，外来的游客在
广场上进行消费，与村民进行互动。相比于
政府主导下的文化建设，原住居民是乡村文
化最为直接的创众，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的
原生态，在村民自发的文化活动，如广场舞、
佘村锣鼓队，佘村的新型乡村共同体逐渐形
成，村民们通过在文化广场的空间实践，增
加了其对社区的熟悉感。
（二）潘氏宗祠
潘氏宗祠由从河南迁入的“佘村首富”
潘氏宗族建造，原宗祠建在顺治（1644-1661）
初年建造的潘氏老宅内，后因宗族人数、钱
财增多，于民国十年（1921年）潘家人集
资动工兴建宗祠，历时三年，于民国十三年
（1924年）竣工，建有两间一平房即十二
间，已有将近一百年历史。据佘村的文化能
人潘维岱讲述，潘氏宗祠大厅里设有祖龛，
祖龛前有供台做祭奠，大厅正方挂有横匾，
上书有鎏金大字。祭祀一年两次，一次清明，
一次冬至，每次最少半天，整个祭祀有完整
的程序，祭祖完吃素斋，平常宗祠门不开。
清明还要上坟，挂纸以吊唁先人。宗祠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属于公有，宗
祠内的祭祀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中期，后因整个社会形势变化而停止。
20世纪50年代，宗祠改为佘村小学校址，
并特意在宗祠中打了一口井，方便在校学生
用水。佘村小学的前身为1912年中华民国
成立前的私学，1925年应国民政府要求，
佘村正式开放学堂，聘请了外籍教师。1933
年，江宁县实施自治县，实行国民义务教育，
私学改为佘村小学。1949年之后，学校搬
到祠堂，成为一个完全小学，大概四五位
外籍教师来到佘村任教，学生最多时能达到
两三百人。1988年，由于学校人数增多，
宗祠已无法满足校舍需求，政府资助在宗祠
后面建造一排平房做小学，宗祠空出，辟为
村委会（居委会）办公所在，一直到2019
年新的村委会建设完毕才搬出。2017年美
丽乡村建设提倡挖掘各个地方农村的发展历
史，闲置的宗祠正在改造为佘村村史馆，目
前尚未开放。
潘氏宗祠在不断地空间再造过程中始终
保持着其文化传承功能，从私人祭祀的家族
祠堂转变为政府教育控制下的学校、村委会，
以及近年来挖掘佘村历史的村史馆，宗祠作
为佘村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空间无法脱离村
民的空间实践而存在。而宗祠在失去氏族意
义之后，基本上一直处于受规划者知识支配
的“空间的表征”，不乏众对其功能转变
表示质疑。“你讲祠堂老百姓有没有和当时
政府有冲突，这些没有。当然不满意的还是
有诶，怎么没有嘞，到现在还有嘞。不属
于政府属于潘家的，还是有诶。他不了解政
策，我就向他们解释，大纲里都有，
祠堂庙宇都隶属于公有。”（村民访谈，男，
71岁）经过村内文化能人的政策宣传，此
类不满在逐渐消减。
作为一个距离市区较近的文化古村，佘
村近年来受城市化影响较大，村民间的联系
大不如从前紧密，互不相识、互不串门的情
况十分常见，文化认同感呈式微趋势。如今
村史馆的建造将对佘村文化历史的传承起到
推动作用，乡村共同体的凝聚感和认同感将
会不断加强。
（三）文化礼堂
在九龙广场建造之前，大礼堂曾是佘村
最主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大礼堂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建成，大约七间，修建木料来自村
内拆除的庙宇，最开始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众开会的地方，主要开展一些政治活动。“里
面就是一个主席台，主席台上摆一个桌子，
摆几个凳子，干部在上面讲话，下面老百姓
就听。一喊大伙开会啊，生产队的社员就带
着小板凳自己去，就坐在下面。”（村民访谈，
男，71岁）
到了20世纪80年代，佘村幼儿园校舍
不够，幼儿园两个班就搬入了大礼堂。不久
后医疗站把地方让给了游客服务中心，于是
大礼堂又分了一间房子给医疗站，给村民提
供看病的服务（由于大礼堂地势较高且陡，
村民反映老人看病不方便，2020年年初医
疗站又搬到九龙广场旁边的三小间平房里）。
宗祠附近的校舍修好后，幼儿园搬离大礼堂。
老年活动中心在二十世纪兴起，是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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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2000年后大礼堂改为老年活动中心，设有麻将桌、书籍报刊栏、乒乓球桌等供老人休闲娱乐，这时大礼堂从“空间的表征”转化为“表征的空间”，经访谈得知村民们对这一空间的评价较高，并且此时他们的需求主导着空间建设。但在2017年潘氏宗祠及其附近的房屋开始修缮后，老年活动中心被撤掉，幼儿园临时迁入大礼堂。现在大礼堂后面在新建一个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完善的上坊幼儿园分校，等到新的幼儿园建成之后，大礼堂将会恢复为老年活动中心。而在这过程中，村内并没有考虑建造一个新的老年活动室，佘村始终缺乏一个室内公共休闲场所，村民的“空间实践”受到影响。
对于恢复大礼堂的老年活动中心，村干部和村民有不同的想法。社区的王主任认为村民对活动室不再有太大需求，“老百姓这一块也没有多大意见。老年人的需求一来一去在变化，本身之前老年人没地方，之后个地方出去打打牌了，他们想打牌了才需要地方。这几年发展了，网络各方面发展的也好了，老人也不一定出去打牌了。”而经村内的老教师潘老师的讲述，村民们一直盼望着活动室的恢复，“大家也在盼望着这个早点完工。老百姓还是比较讲理诶，你这个情有可原，教育下一代毕竟是重要事情。老百姓就早点盼望着幼儿园早点完工，搬出来，老年活动中心恢复。”但是由于大礼堂的地势较陡，村民们更想在其经常聚集的广场展开日常实践。“上面谁去啊，这么高，只为上面的老人吧，下面的呢？那个大礼堂是个大坡子，那么高那个坡子上去，反正不实际。像我们快一点五六分钟，老人走走歇歇，起码十分钟不止了。”“其实我觉得社区可以对一些老人给他在广场这一块，那个闲置的房间可以给老人在一起敲敲小乒乓球，不用太大的。你看广场那边盖的房子多少空的都可以弄嘛。你说都是空的，就摆点桌子板凳，装个空调，不就解决了吗。”（村民访谈，2020年12月15日，女，32岁）
大礼堂作为有时代记忆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其功能随着时代不断转变。受城市化影响的乡村共同体需要新型空间来满足其需求，而自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和建设之间形成了一定的信息差，村民的“空间实践”在不对等的空间建设过程中无法得到满足。新建造的九龙广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旧时大礼堂的体互动作用，而大礼堂独特的室内场域和文化底蕴目前还没有其他新型空间能够取代。
（四）地藏庵
地藏庵作为佘村四庙（文昌阁、观音庵、
玉皇观、地藏庵）之一，曾遭毁坏，细节不
可考。然而地藏庵虽遭毁坏，但仍存在于村
民的文化记忆中，据村史记载，佘村曾经
有诸多民俗节庆，其中就包括农历二月十六
去玉皇观烧香佛，三月十六进地藏庵、三月
十七观音庵、三月十八去高庙，三月十九去
沙子岗抢龙旗的“过社火、上大旗”。文化
记忆是建立在体记忆基础之上的，在代际
交流中逐渐形成范本。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
具体的记录、承载和展示乡村文化记忆的特
定场所，它不仅是乡村文化产生、发展和延
续的空间载体，也是乡村地方身份认同的重
要组成部分。[9]在文化记忆的引导下，佘
村村民自发自愿地出钱出力在地藏庵的原址
上重修了地藏庵。地藏庵的重修过程是一波
三折的，最初由村民自发建成的地藏庵并没
有被纳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概念空间，遭
到了拆迁办的拆除，随后村民通过向乡政府
进行反应，获得了“空间的表征”，地藏庵
的重建获得了“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下实践
的合法性。乡政府将土地交付给村民，并给
予了一定的资金帮助，村民再一次进行筹资，
终于在2014年重建了地藏庵。
政府使用充满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形式
（如文化广场）以控制农民的“封建迷信”
活动，面对这些控制，村民并不是消极被
动的，而是体现了其鲜明的“主动性”，
村民的主动性首先表现为对本村社会资源的
利用，寻求上级力量的庇护和支持，这在重
修地藏庵时向佘村籍干部寻求支持中得以体
现，其次在地藏庵管理上也是由村民负责，
由各家各户负责日常打扫。对于村民而言，
在地藏庵中的空间实践是对于文化记忆的重
新唤起，旧时的节庆习俗有了物理场域的依
托。在村民的叙述中，重修地藏庵是他们获
得地方认同的一种手段，是佘村的不同于其
他村落的一种象征，地藏庵中古老的神明也
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关怀，每逢初一、十五，
便会有村民到地藏庵中上香祈愿。民间信仰
等地方知识没有从乡土社会中消失，他们仍
存留在普通大众的意识与表达中，并被纳入
“空间的表征”中参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
生产。
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的内在逻辑
在佘村的具体空间实践中，我们可以看
到空间生产的二元关系并非是相互对立的，
它们是流动的、互动的。在文化广场中，文
化广场的概念空间与居民空间由于空间的开
放性得到了调节，二者在不同的时空实践中
发挥作用。“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
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目前文化广场的
概念空间面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难题，
这需要空间规划者弱化公共文化供给中的权
力结构，重构主体关系，将村民纳入规划者
的行列中，将乡土知识纳入先进文化的思想
意识中，重视村民在空间实践中创造的“表
征的空间”，从村民角度出发举办文化活动，
提升村民的参与意识、参与能力，拓宽居民
的参与渠道。
潘氏宗祠的空间再造实现了私人文化向
体文化的转变。由原本的家族祭祀到村内
文化教育事业的支持，再到行政办公场所，
以及最后转变为真正凝聚集体的村史馆，在
具有强制意义的“空间表征”的建立中，村
民们需要的“表征的空间”并未被忽视，而
是借由上层的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共同体
的建设。由于村史馆目前尚未开放，建设结
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村史的编撰和村史馆
的建造无疑会唤醒村民的体记忆，其“空
间实践”在这一公共文化空间中得到充分展
示的表达，同时也将成为向外人展示佘村共
同文化的重要场所。
和宗祠类似，大礼堂的功能也实现了多
样化转变。开始是历史大环境下的政治空间，
政府的思想意识充分控制了空间规划。在转
为教育、医疗等不同用途后，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大礼堂真正成为“居民”的空间、
“使用者”的空间，上层决策和众需求共
同促进老年活动中心的产生。然而当前村民
越来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需要大礼堂功能转
变的支持，显然大礼堂的空间不足以满足这
一需求，这要求决策者打破信息差的阻碍，
充分考虑村民的主体要求，实现大礼堂文化
功能的场域转换，建设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以
实现传统空间的功能替代。
从地藏庵的空间再造中，文化记忆与共
同体意识在村民的空间实践中发挥作用，“表
征的空间”并不像列斐伏尔所说是完全消极
与被动的，它反而影响了政府规划下的“空
间的表征”，村民的主体性在空间再造的过
程中得以发挥。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村民原有
的文化记忆与现有的空间实践相结合形成了
新型的共同体认同。乡俗文化是村民价值观
的集中体现，它内化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中，
具有高度心理认同的乡俗活动增强村民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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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生发出本质意志，维系乡村社会的和谐。
四、总结与反思
社会空间是人化的自然空间，对社会的理解不可能脱离空间的存在而理解社会。列斐伏尔的空间是由人的互动活动构建起来的空间，空间的建造永远不能脱离人的主体性。自全面打造特田园乡村以来，佘村从2017年开始专门成立小组挖掘古村文化历史，由村委会的前任书记沈大祥带领当地年龄较大的文化能人，通过采访村民、查阅家谱，提供材料给党史办专家，编成具有文化代表性的《佘村志》，从而进一步促进乡村共同体的形成，村史馆以及其他公共文化空间也在此基础上建造和修缮。随着城市化对佘村文化越来越深入的影响，佘村的空间建设在空间生产的二元关系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同时也应始终考虑人的主体性要求，注重上层和下层的文化交流，使概念化的空间、规划者的空间和“使用者”的空间、艺术家描述的空间更好地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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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公共文化是相对经营文化而言，是为满
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强调
的是以社会全体公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行政
职能，目标是人人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
人人创造文化。
公共文化：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
精神食粮，满足人民众文化需求，保障人
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公益性文化机构
和服务的总和。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建构始于资本主义早
期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伴随资本主义近代民
主化进程而形成的公共领域，在分化为政治
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后，经由体制化而
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
基于公共文化具有全民参与共享和非营
利的性质，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文化从诞生
之日起就是公共文化，因而公共文化本质上
是一种非生产性文化生产形态。在历史上，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以及不同时期的公共
文化有着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公共文化具有
共享性、仪式性、差异性和建构性等特征。
一、文化构筑公共空间
（一）“公共文化”概念生成的现代
语境
在现代主义语境中，公共文化一词与公
共领域这一概念具有内在关联性。所谓公共
领域，是指人人拥有的共同的空间。阿伦特
在阐释“公共的”这一术语的含义时指出：
“它首先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
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
的公开性。
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
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
第二，世界对大众来说是共同的，并与大众
的私人地盘相区别。就此而言，‘公共的’
一词指的就是世界本身。”
最早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
城邦时期，那一时期分享民主权利的城邦政
治形式既是最早形式的市民社会，也是公共
领域的早期形式。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
着近代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
民主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公共文化
的发展扮演了关键角，它具体体现为一种
具有文化生产意味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和
结构关系。现代政治公共领域起源于17、18
世纪由宫廷聚会演变而来的艺术沙龙以及街
头咖啡馆。
维柯在《新科学》中描述了公共领域的
形成过程。他特别指出了文化在建构公共领
域中的特殊作用。实际上，公共领域的边界
正是由公共文化界定的，公共文化界定的公
共领域一方面与私人领域相对立；另一方面，
进入公共领域的所有人一致认同某种观念原
则和文化价值。 [1]
（二）中国语境中“公共文化”的内涵
嬗变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
西方先进思想文化，逐步形成了类似欧美按
学科划分的知识体系。但是，在有关文化的
知识体系中，并没有引进“公共文化”的概
念，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概念。即使有，也
只是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例如，
把城市街头的雕塑称之为“公共艺术”，其
实际的含义是“放置于公共场所的艺术品”；
又如，把面向全体市民的各级图书馆称之为
“公共图书馆”，以区别于归属各个部门、
单位如学校、科研院所的图书馆，尽管这些
部门和单位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所
有制性质上是一样的，都属全民所有。实际
上，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对于“公
共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是从空间上来理
解的，这里的“公共”限定词是指面向社会
公众的场所，意思近似“公共文化”这一概
念最初生成的语境，即指一些特定场所如沙
龙、咖啡馆等构成的公共领域。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来，“公
共文化” 一词的内涵在中国语境中有了深
刻转变。2004年，上海明确提出“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作为新世纪文化建设
实践的创新形式。随着建设实践的不断展开，
“公共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深
化和扩大。上海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实践赋予了“公共文化”这一概念在
中国语境中的新内涵。2006年，中国《国家
“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政
府文件，首次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其中，
提出要以公共文化服务均等为原则，完善博
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网
络建设；加强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
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流动综合
文化服务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建设； 普及文化知识；建立公共文
化发展的援助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公益
性文化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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