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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研究·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 要：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民国佚名日记稿本，因作者不明，长期不为人所知。该日记从一位民国女青年的视角，真实记录了其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的避难生活，细腻刻画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青年探索民族命运的艰难心路历程，日记中还有对国民党政府不当抗战举措的批评、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等。通过考察日记中的相关细节，可断定日记作者是汪文惺，批点者是其父汪精卫。
关键词：汪文惺；汪精卫；《佚名日记》；抗日战争；南京图书馆中图分类号：G256.22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Manuscript of Anonymous Diary in Nanjing Library
Abstract The Nanjing Library has an anonymous diary manuscrip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1912-1949), which
has long been unknown because of its unknown author. The diary is a true record of the life of a young woma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ho took refuge in Nanjing before and after the invasion of the Japanese army and delicately portrays the difficult journey of a young intellectual explor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diary also includes criticism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inappropriate anti-war initiatives and reflections on China's national history and culture. By examining the relevant details in the diar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author of the diary was Wang Wenxing and the commentator was his father, Wang Jingwei.
Key words Wang Wenxing; Wang Jingwei; anonymous diary ;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Nanjing Library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9）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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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冬，在侵华日军的铁蹄踏进南京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以及许多市民、学生纷纷逃出城外，向偏僻乡村或者武汉、重庆、成都等大后方转移。在辗转流徙的过程中，一些逃难者用日记记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成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最鲜活的史料。但遗憾的是，经过八十载沧桑岁月之后，仅有少量逃难日记保存了下来，得到整理发表的更是凤毛麟角。就笔者所见，目前仅有小岵《小难民自述》[1]、孙锦云《逃难日记》[2]、周廉臣等人的《一位小学校长的逃亡日记》[3]、顾蔗园《藕孔日记》[4]以及陈达宇《流亡日记》[5]五种得到了整理或影印出版。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日记》以线装无格纸书写，
正文为硬笔字，左行直书，间有毛笔草书删改及批点，全稿约计80筒子页，近二万字，其中包含四千多字他人批注。由于该稿本封面、内页均未署名，亦无钤印，正文也未提及任何具体人名，故长期以“佚名日记”为名，登记在南京图书馆的书目检索系统中①，目前未见有学者整理、利用或提及。
不同于前述几种逃难日记或为儿童视角，或为男性视角，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日记》的作者是一位
生活优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因此该日记的写作视角完全不同于其他难民日记，所思所想更加富有广度和深度、笔触也更加细腻。再者，通过对日记中的蛛丝马迹进行仔细考证，笔者发现该日记作者的
身份十分特殊，她就是近代中国最大汉奸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日记中的四千多字批注正是出自汪精卫亲笔，而日记的写作时间下限是汪精卫发表“艳电”正式叛国投日的八个月前。因此，无论将之视为一个普通知识青年的避难日记，还是作为汉奸汪精卫女儿的日记，此日记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1 佚名日记作者的身份
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佚名日记》稿本全文约二万字，封面、正文均未出现任何一个完整人名，只有爸爸、妈妈、甘先生、唐先生、屈先生这样的模糊称谓。日记内容多为心理独白，所载现实生活事件不多，因此要想确知作者的身份、性别、姓名不太容易。问题的突破口首先在以下这则日记中：
穿了一身男装，跟着琦哥一行人等，去听爸爸对（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演讲，每人听到“不战而焦土的结果人民只有死”，惨然长吁。隐隐满眼无告的民众，自杀、投河、饿死、给敌人残杀，妇孺不能幸免……演讲中说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战争情形，说明游击战的利弊、焦土战的意义，和乡教（政）人员今后应有的努力。大意如此，全文报载详细，已剪下收藏起来了。（1938年1月23日）②[6]
这则日记中提到，作者的父亲在1938年1月23日这天为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做抗战形势演讲，可见其父亲必然是国民政府的中高级官员，并且当天演讲内容“全文报载详细”。
循此线索，笔者查到一篇题为《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的演讲稿，发表于1938年1月23日，署名汪精卫，收在《闽政与公余非常时期合刊》第16期。该文前半部分的主要观点是：“第一，是认识清楚敌人的力量。第二，是认识清楚国际的形势。第三，是认识清楚自己的力量。”后半部分则是指明奋斗的方向和消耗战的意义，作者特别强调“不战而焦土”于抗战有害：“我们更必须知道在展开游击战的地方，军队如鱼，人民如水。如果这地方成了焦土，则水已没有，鱼何能游？以上种种，皆可证明所谓焦土战，是战而至于焦土。”[7]凡此，皆与《佚名日记》中所述演讲内容“说明各国对中国的态度和现在战争情形，说明游击战的利弊、焦土战的意义，和乡政人员今后应有的努力”若合符契。总之，该演讲稿的发表时间、演说对象、演讲内容、主要观点，均与《佚名日记》1938年1月23日所载旁听父亲演讲之事完全吻合，故可断定该日记作者就是《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这篇演讲稿的作者汪精卫的子女。
其次，日记中所载相关信息也可佐证作者父亲是汪精卫。如该日记1938年3月30日提到故乡为广州，而汪精卫生于广东三水县，该县曾隶属广州府。当天日记还提到“旧居西华二巷”，该址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以北、解放北路以西，东距中山纪念堂不到三百米。查《申报》1926年5月17日第9版《
汪精卫胡汉民先后离粤》一文提到：“高语罕、陈公博、甘乃光等主张汪氏出席，汪氏亦以为然，故由某医院迁回西华二巷汪宅。”[8]可见汪家确曾居住于西华二巷。
再次，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虽然只有模糊的称谓，但皆可与汪精卫的交际圈一一对应。如1937年12月23日日记中写道：“唐先生今天来吃晚饭，我们亦可以知得南京陷落的情形。据说：退兵时，士兵互相践踏，由海军部到挹江门，尸首（推）〔堆〕积五尺多高，江上浮满败兵，呼号求救之声不绝，悲不可言，惨不忍睹。”这天距南京陷落正好十天，作者当时已随家人避往汉口。在南京保卫战中败退的唐姓军官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唐生智（1890—1970年），其曾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在日军陷城前夜渡江撤退，后辗转至汉口向蒋介石请罪[9]。并且唐生智事后自述：“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10]正与《佚名日记》的记载相吻合。
在1938年4月2日日记中，作者写道：“记得廖伯伯曾经写过一首词，词中有两句：‘……宇宙间，惟爱长存，万事都随流水……’”这位会写词的“廖伯伯”，应该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1877—1925年），廖氏与汪精卫、胡汉民同为国民党元老，故汪精卫子女称之为“廖伯伯”。并且廖仲恺雅好填词，有《双清词草》传世，只是今存《廖仲恺集》中未收录日记中所载残句。除此之外，日记中提到的“甘先生”（1937年11月15日）、“屈先生”（1938年3月10日）分别可以对应甘乃光（1897—1956年）、屈映光（1881—1973年），二人皆曾与汪精卫共事；至于“十一姑丈”则是汪精卫的至交兼秘书曾仲鸣（1896—1939年），其在汪文惺日记中出现的次年便在越南河内被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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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误杀[11]；日记中的“母亲”自然是陈璧君，“琦哥”则是陈璧君的堂侄陈国琦。
要之，上述证据充分表明，该《佚名日记》作者正是汪精卫的某个子女。而据公开资料，汪精卫有六个子女，除一名夭折外，其余五人分别是：长子汪文婴（1913—2011年）、长女汪文惺（1914—2015年）、次女汪文彬（1920—2015年）、三女汪文恂（1922—2002年）、次子汪文悌（1928—），那么日记作者究竟是哪一位呢？
据该日记1938年3月16日所载：“这种追忆，又是五六年前在中大附中时的情形了……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过了这样的一年，便到南京去了。”由此可知，1938年时作者大约22～24岁，这一年汪文婴25岁，汪文惺24岁。其次，由前文所引1938年1月23日日记“穿了一身男装”可知，作者并非男性，而是女扮男装，再结合日记中透露出的细腻敏感的情思、柔弱多病的身体状况来看，作者的女性身份可以确定无疑，故当排除汪文婴。再次，日记中提到“十一月廿九日，无锡失守……还记得在教育学院念书的时候……”。而汪文惺正是毕业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该校当时的校址位于无锡，而汪文婴则毕业于德国某大学，与日记所述情形不符。最后，日记作者多次提到自己体弱多病，如1938年2月26日日记云：“经过多少爱护扶持，渐渐生长起来，然而仍是常常生病。读一年书，便病三个多月，或是读几个月，便病一年。”1938年3月10日日记中提到“妈妈担心我体弱”。这与汪文惺的情况也十分吻合，汪文
惺出生在法国，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有1.3千克，医生认为她随时可能夭折[11]，这也是她早年体弱多病的原因之一。
总之，从父亲身份以及年龄、性别、教育经历、身体状况等各方面来看，该日记作者必然是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
2 日记批点者的身份
该《佚名日记》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正文以外还有批点文字。这些批点文字可分为三类：一是随文夹批，既有改正错别字、病句，亦有涉及内容的整句删改；二是天头、地脚的眉批和脚批，这类批点主要是评价日记的文章写法、补充纠正日记的思想内容、解释删改原因等，亦有少数是对尾批的补充说明；三是日记篇末的尾批，此类批点仅分布于1938年1月2日以后，内容是阅读日记后的感想，篇幅较长者达1 300多字。批点内容总计达4 000多字，占日记稿本总字数的五分之一左右。文字均为毛笔草书，字迹相似，眉批中有不少是对随文夹批和尾批的补充解释，如1938年4月23日日记中有一条眉批云：“我不会写‘她’字。”这条眉批是对尾批中“他”字的解释。以此可知，三类批点文字均为同一人所书。
现代日记属于十分私密的文献，尤其女性日记更不可能轻易给外人看，因此批点者只可能是汪文惺的父亲汪精卫、母亲陈璧君或者未婚夫何孟恒（1916—2016年）、兄长汪文婴。首先可以排除何孟恒，
因为据何孟恒回忆，1937年11月中旬，他与家人（即汪精卫一家）一起搭乘“永绥”舰从南京避至汉口，这与汪文惺日记的记载相符。但不久，何孟恒受到岳父汪精卫的鼓励，赴成都继续读书，“离开汉口西飞，已是次年的二月了”，直到七月份学期结束才又回到汉口[12]。而汪文惺在1938年3月3日离开汉口，转至香港，3月16日左右曾短暂至广州，3月26日又回到汉口，她与何孟恒的活动轨迹并不重合。然而汪氏日记中有大量随文批校，尤其是1938年1月2日至4月23日的日记，几乎每篇后面都有尾批，从文字篇幅来看不像是后来补写，而是即时所评。何孟恒与汪文惺各在一方，因此不可能是日记的批点者。
从批点的字迹、内容、人物称谓来看，汪精卫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批点字迹为草书，体现出较高的书法水准。其次，从行文语气、措辞来看，批点文字处处体现长辈对晚辈的教育、鼓励、爱护之意。例如“此段议论正确”“这一段写得情景逼真”“明白透切”“沉着坚定”“此是正论”“语简而意沉，真挚动人”“此句最好，如此方不灰心，方有勇气战胜一切”等。长辈语气至为明显者，如1938年1月11日日记眉批：“我所盼望的就是这些青年。”仅此一处便可排除汪文惺的兄长汪文婴、未婚夫何孟恒等平辈人。最后，批点文字对胡适的称谓不同寻常。如1938年1月2日日记尾批云“适之此文……”，通常而言，只有关系十分亲密的朋友或年长位高者才会如此称呼胡适，一般人大概会称“适之先生”、“胡适之”或“胡适”，汪精卫与胡适私交甚笃，汪的年龄、地位均高于胡，故可如此称呼，而陈璧君则不符合这些条件。
从日记关键信息的修改情况，也可以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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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1月23日听父亲演讲一段，日记原本写作“乡
政人员训练班”，批点者增字补充为“湖北乡政干部人员训练班”；后文误写作“乡教人员”，批点者又将“教”字改为“政”字。只有演讲者本人才会对演讲对象的名称如此清楚、态度如此严谨。而且该段日记有眉批：“战死是应尽的义务，给敌人残杀，是无可如何。不战而焦土，使人民无以为生，而辗转就死，则于民有害，于敌无损。”这段眉批文字是解释日记中复述的演讲内容“不战而焦土的结果人民只有死”，正与汪精卫《抗战期间我们所要注意的几点：一月二十三日在湖北省乡政干部人员临时训练班讲》这篇演讲稿中关于焦土战的评论文字相互补充，也只有演讲者本人才有“义务”和“能力”对别人复述的演讲内容作出如此详尽的解释。
南京有几个火车站此外，批点中体现出来的政治观点与汪精卫所提倡的“冷静的理智”以及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立场完全吻合。批点中体现的政治观点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反对焦土抗战，尤其是“不战而焦土”。如1937年12月27日日记中，批点者批评政府“既已决定不战而退，则又何以烧尽日本人在青岛的产业”，以致激怒日本人在山东大肆屠杀人民以为报复，并在眉批中补充道：“拿破仑攻俄国时，俄将莫斯科煨烬，以困拿破仑，是有计画的。没有计画，便不能如此做法。”这一批评剑锋直指蒋介石，因为当时在青岛实施“焦土抗战”的沈鸿烈正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3]。再如一月二十三日听父亲演讲一段，批点文字也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焦土抗战。二是反对国民政府将沦陷区人民一律视作“顺民”。同样在12月27日日记中，作者对沦陷区“顺民”表达理解之同情，批点者深以为然，并在眉批中写道：“‘顺民’有两种，一种是甘心降敌的，一种是因为没有抵抗力而受制于敌的。可怜大多数的人，是属于后者，应该设法联络，以期拯拔他们出来。”然后又在下文痛批国军丢弃人民：“俄国焚毁莫斯科时，先叫人民走开，然后军队走开，敌人入城之后，方才纵火，这是一定的次序，断没有军队先走，撇下人民的道理。”以上这些批点文字透露出一个共同倾向，即反对坚决彻底而单一的抗战政策，主张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与汪精卫在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事件后发表的《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所提倡的“冷静的理智”完全吻合[14]，也与汪精卫一贯反对蒋介石的政治立场相符。3 汪文惺生平及日记内容
此日记作者汪文惺原名汪惺，字仲蕴，1914年12月28日出生于法国图卢兹（Toulouse），由于汪精卫夫妇当时急于回国，便将其与兄长汪婴一同托付给好友方君瑛、曾醒照料，因此兄妹二人取名“婴”“惺”。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警醒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当时十几岁的汪文惺正在江苏无锡的省立教育学院读书，也与同学一起举着小旗，高呼口号，到南京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抗日、惩治卖国贼[11]。1934年，汪文惺与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生何孟恒订婚，1939年3月二人在越南河内完婚。就在二人新婚不久，便发生蒋介石派军统特务行刺汪精卫的事件。汪精卫投日之后，汪文惺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从未在汪伪政府担任任何职务，因此抗战胜利后，汪文惺未受审判。解放后，汪文惺夫妇二人移居香港，起初办花卉农场，后来何孟恒受聘于香港大学植物系，汪文惺则在香港多所小学任教，并改名“汪楚芙”。1984年退休后，随女儿移居美国新泽西州，度过了安详的晚年。2015年9月13日，汪文惺在纽约病逝，享年101岁[15]。
如果抛开“汪精卫女儿”这一身份枷锁，此日记内容可以概括为：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从南京城逃难出来的知识女青年辗转各地避难的经历以及心路历程。该日记的时间起止为1937年11月15日至1938年4月23日。以1938年1月18日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从1937年11月15日到次年1月17日为第一部分，主要写现实避难经历和对抗战时局的看法。作者在1937年11月21日离开南京，转移至武汉，期间不断听闻南京、无锡、杭州、济南、青岛等地的战况，以及政府的抗战措施、人民的流离失所、散兵土匪的掳掠人民，当然还有日军在南京、上海、济南等地对中国平民的屠戮。但这些现实事件的记载大多比较简略，日记中大部分文字是作者内心的所思所想。从1938年1月18日到1938年4月23日是日记的第二部分，这时作者已经渐渐远离前线战场，转移到了香港、广州等大后方城市。这段时间的日记主
要记载作者对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的反思、改造社会的愿望、读书感想、自我勉励、回乡所思、香港与广州等地的抗战氛围等。最后一篇日记因读鲁迅小说《伤逝》深有触动，抄录该小说数千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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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有读后感。
不同于一般的流水账式的生活记录，此日记更像是传统的作文日课，几乎每篇皆有叙述的中心，相当于一篇首尾完整的文章。批点中对此亦有揭示，如1938年1月2日日记尾批云：“此课系赅括胡适之所著《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同年1月19日日记眉批云：“各课以此一课为做得最好，叙事既明洁，说理又清真也。”眉批和尾批中还有大量对文章写法的评语。在尾批之后往往有半页空白，这显然是因为作者每写一篇日记要先交给批点者评阅，评阅完后再继续写下一篇。但由于纸张背面（即偶数页）不便书写，于是便直接跳到下一页从正面（即奇数页）开始写，于是便出现了许多空白页。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该日记写作目的之一是为练习作文水平，因此几乎每写一篇便有长辈作批点，这也体现了民国时期以日记训练写作能力的教育方式[16]。
4 《佚名日记》的史料价值
正因为《佚名日记》的撰写者汪文惺具有较强的作文意识，所以日记虽然篇幅不长，但内容十分丰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该日记记录了国军抗战情况与日军侵华暴行。如1937年12月23日日记中记录唐生智来访，并听其讲述南京保卫战撤退时的情形：“退兵时，士兵互相践踏，由海军部到挹江门，尸首推积五尺多高，江上浮满败兵，呼号求救之声不绝，悲不可言，惨不忍睹。”1938年1月12日从报纸上得知“日军占领以后的兽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南京的难民区，上海的难民，给他们宰割，最近杭州……”由于作者不在抗战前线，日记中记载的多是从其他个人或报纸上听闻的消息，因此这方面内容的史料价值比较有限。
其次，该日记记录了后方城市抗战氛围。这部分内容由于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且不同于新闻报纸的官方叙事，因此尤其显得珍贵。如写汉口遭遇日军空袭前后的场景：
约十时半，忽然警报，我们一起到银行，街上的人万分挤拥。携男带幼，很多妇女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挽着几个小孩，头发乱蓬蓬的，仓仓惶惶，跟着人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老妇哭丧着面，和儿孙一起，耳孙到是像看热闹，城隍出游一样的高兴彩烈，又多笑嘻嘻的，非大人厉声责骂，满街满巷吵闹的声音，车马乱行，鸣笛叫得令人发火。（1938年1月11日）
正如批点所云：“这一段写得情景逼真。”在空袭到来前，男女老幼的表现各不相同，不谙世事的儿童将逃难场面当作是赶集，在哭丧的人中兴高采烈，这种荒诞而又真实的场景，非亲身经历，则难以写出。
再如1938年3月3日，汪文惺随家人转移到香港，当时日军尚未逼近这片乐土，她看到的是完全不同于武汉的一番场景：“到了香港，满眼青翠欲滴的大树，和碧绿的草茵，蔚蓝的青天耀着丽日，都是在汉口所没有的。一切新鲜活泼，似乎我也在大自然中跳跃了。无论香港如何的美丽，缺少了爱国的热忱，这热忱不能燃烧久居于所谓安乐窝——香港的人了。”（1938年3月3日）身处香港这个“安乐窝”中，汪文惺却仍然惦念着沦陷区的同胞，始终无法开心起来。她对香港的“冷淡”氛围表示理解：“也许是生活太安逸的原故，和战区生活的同胞们太隔阂了，所以引不起强烈的情绪……若然香港的人们目击着战区中的同胞这样的妻离子散、血肉横飞，想再也不能曼舞高歌了吧！”
最后，《佚名日记》的发现对研究部分近代人物的生平与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研究。汪文惺日记中提到的人物虽然不多，但都是比较重要的历史人物，比如汪精卫、陈璧君、唐生智、曾仲鸣等，其日记对以上各人的行踪事迹有所补充。比如唐生智从南京撤退后曾到汉口拜访汪精卫，此前无论是关于汪精卫还是唐生智的文献史料中，均未记载这次见面的准确日期，汪文惺日记的发现则可补充相关历史信息。
当然，此日记涉及的历史人物中最重要的还是作者的父亲汪精卫。该日记稿本中有大量汪精卫的亲笔批点，计有眉批和脚批61条、尾批7条，共4 000多字。最长的一条尾批多达1 300余字。此外，日记中还有难以计数的随文批校，既有对误字病句的订正，也有对措辞、观点的修改。从中皆可考察汪精卫当时的思想状况。在日记记录的时期，汪精卫尚未变节投日，但从日记的批点中可以看出，他在
此时已经流露出与主流抗战政策不同的想法，例如反对焦土抗战、反对将沦陷区人民视作叛国“顺民”等，这在前文已经有所分析。日记中有一处关于抗战决心的评点文字尤其值得注意。在一月十二日听闻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以后，汪文惺十分悲愤，当天日记中表达了坚持抗战、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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