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木青
出版言情小说内容提要：鸳鸯蝴蝶派的思想艺术倾向的根本特点是宣扬唯情主义。
唯情主义以“悲”为特征，它竭力渲染男女相爱的忘我状态，以凸显爱
的肯定价值。对情的肯定显示了爱的意识的觉醒，显隐着反封建的情
绪。此外，鸳鸯蝴蝶派对于“情”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新旧思想相互
纠缠的抵牾状态。其唯情主义也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缺陷，即与社会生活
的疏远化。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唯情主义 哀情
鸳鸯蝴蝶派小说盛行于民国初年，它以“情”为书写对象，着力表现哀情、苦情、怨情、惨情、乐情、谐情、趣情、痴情、艳情等多姿多彩的情感形态。其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表现最充分的要数渲染男女悲苦之情的小说。它描绘人物的悲剧命运，令时人“抹出无量之眼泪” 1。
鸳鸯蝴蝶派思想艺术倾向的根本特点是宣扬唯情主义。它以情为纲，以情为网，以情为经纬。举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集中投射在男女主人公身上，以其为情根、为纽带、为网络，罗致之，梳理之，描绘之，咏叹之，品味之。
唯情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就作家而言，鸳鸯蝴蝶派作家所描写的题材集中在都市生活方面，他们熟悉男女之间的情爱，他们所走的路子也大体上是沿着清末言情小说家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吴趼人的《恨海》走下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写出以两性之爱为主题的作品，一是对清末言情小说传统的接受，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感触，三是对自己耳熟能详的情场生活的追忆，四是为适合市民大众的阅读水平和欣赏口味。历史的必然、现实的需要、本人的兴趣，成为他们写作的动因。他们所掌握的爱情题材信息和清末文人作品所显示的爱情生活信息实现了对接，和当时现实中的爱情生活信息也实现了对接，和读者所渴求的爱情生活信息同样实现了对接。这四股“对接”，汇成一条信息流，这就是言情小说流。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唯情主义
由于作品中多为委屈的柔性之气，因而男女主人公的汩汩泪水和唉声叹气，组成了以悲为主旋律的咏叹调。这种咏叹调在肯定男女主人公情感的真切与感人的同时，又往往赞美他们对情感的超乎寻常的压抑与克制，即“以礼节情”。究其原因在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潮
涌入中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鸳鸯蝴蝶派作家，一方面受到西方个性解放与恋爱、婚姻自主意识的熏染；另一方面又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处于新旧思想相互纠缠的抵牾状态。连该派著名作家、为徐枕亚《雪鸿泪史》作序的徐天啸也不例外。他在《茜窗泪影•序》中说：“自欧化东渐以来，一般少年女子，定力未坚，往往误解自由的真义，鄙夷其固有之道德，……更不知名节为何物矣。《茜窗泪影》之作，定夷其有隐忧乎？”这里，居然责怪女子“不知名节”，显然囿于封建道德。他认为“夫死当守” 2，即使未婚妻也应守节。这种意识同他所接受的些许“自由”思想是矛盾的。因而唯情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思想，同其残留的桎梏女子的封建道德观念也是有冲突的。这是当时两种意识交叉、相悖的现象，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该派小说中许多年轻女子，既想争取婚姻自由，又往往发乎情止于礼而放弃自由，甚至成为礼教的牺牲品，就是如此。
当然，在鸳鸯蝴蝶派中，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程度是有差别的，有的人所受影响不大，如徐天啸；有的所受影响大于前者，如吴双热，他在《孽冤镜•自序》中说：
嗟乎！《孽冤镜》胡为乎作哉？余无他，欲普救普天下之多情儿女耳；欲为普天下之多情儿女，向其父母之前乞怜请命耳；欲鼓吹真确的自由结婚，从而淘汰情世界种种之痛苦，消释男女间种种之罪恶耳。孟子曰：“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此数语，界说未清也。后之人未尝清其界说，而遽丑诋今日之自由婚，真笨伯矣。夫“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结婚之自由权也。今人读《孟子》，宜于“不从父母之命”二句下，加入“可也”二字，则界说清矣。 3
在此，表明吴双热已接受了西方婚姻自由的观念，对孟子的包办婚姻的封建思想公然说“不”。这在鸳鸯蝴蝶派中，堪称先进分子。他以自由观念反对封建礼教中包办婚姻的思想，无疑为唯情主义增添了进步因素和民主成分，这在冲击家庭、家族封建壁垒上，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因而具有反封建意义，也因此提升了唯情主义小说的思想性。当然，吴双热的反封建思想并不彻底，有的作品还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之间徘徊，不少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中都存在这种矛盾。
鸳鸯蝴蝶派作家既认识到包办婚姻的弊病又不敢逾越礼教的准则，这种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盾的心理状况驱使他们竭力夸张男女之情的崇高，把它提到与家国之情相等的位置。徐枕亚之友倪轶池在《雪鸿泪史•序五》中着重论析了一个情字，并把情字提升到极至境界，赋予情超越功能。他认为充盈于天地之间并笼罩物质的乃是一个情字，有儿女之情、家国之情、艳情、苦情、落寞之情、离合之情、寂灭之情等；而徐枕亚《雪鸿泪史》所言之情，则系两情依依、爱而不能的苦情。主人公梦霞之死于国事并非矫情、逃情，实为殉情、钟情。 4在这里，倪轶池所说的情的含蕴，已超越两性之爱，它以男女之爱为轴心而向四周辐射，拓展到人之常情，如父母、子女、兄弟、朋友、家国之情。由此可见，倪轶池在夸大溢美纯情之时，意在说明男女之情与家国之情是浑然一体的。
同样，徐枕亚在《玉梨魂》中慨叹：“天地一情窟也，英雄皆情种也。”“情之为用大矣，可放可卷，能
屈能伸，下之极于男女恋爱之私，上之极于家国存亡之大。作用虽不同，而根于情则一也。……能为儿女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为儿女之爱情惜其血者，安望其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拼其血乎？” 5在徐枕亚看来，英雄皆情种，男女之痴情可以转化为为国献身的爱国之情。如此渲染男女之情的巨大作用，实为抵抗礼教寻正当的理由。
鸳鸯蝴蝶派对于“情”的张扬显然是对晚明冯梦龙以“情教”对抗礼教思想的回应。尽管他们最终都没有突破礼教的樊篱，但是对于男女纯情的自由天性的讴歌却显示了他们对抗礼教的勇气。
在鸳鸯蝴蝶派唯情小说中，主人公性情是纯洁、真挚的，但有些不敢反抗礼教的束缚而表现为性格软弱、情感脆弱，故情感与生命常常被征服、扼杀，而形成哀情、惨情。但是在国家面临危难之时，都显示出某种英雄气概。
哀情小说家周瘦鹃的《真假爱情》《为国牺牲》中的主人公既是儿女情长之人，也是爱国之英雄。《真假爱情》中的郑亮是一个多情的男子，因为执意从军，参加武昌革命，遭到女友反对，以至失欢于女友，成为情场失意人。但是，他的多情与义勇却获得了另一女子的真情。《为国牺牲》中的顾明森大尉热爱慈爱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但是为了捍卫祖国，毅然奔赴战场，在生死关头，他脑中浮现出了家人的笑貌，“心儿几粉裂，直欲失声而呼” 6，但是他力排思家之念，为了军队的胜利慷慨赴死。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往往表现出勇敢、无畏与刚强，其柔情与豪情是相生共存的。这一方面说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鸳鸯蝴蝶派，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自身也有刚性的因子。
唯情主义抒发了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期待，反映了民初青年的共同心声。然而，它也具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即与社会生活的疏远化。它从情出发，归结为情，沉溺于情，故痛哭流涕，哀痛欲绝。青年恋人，相爱不成，终于诀别而酿成悲剧，这固然应究其社会原因，但又仿佛是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所造成的，这就
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唯情主义
把悲剧的原因归结到情上去了，似乎断送情爱的原因与手段就在于一个情字。这一苦果不是结在社会之树上，而是从情的花朵上落下来的。如此情爱与社会原因的颠倒，的确是唯情主义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唯情主义小说也不可避免地罗致与情有牵连的一些社会现象，而着力表现之。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与现实生活是否疏远化是写情小说与唯情主义小说的重要区别。唯情主义既然是表现两性之爱的痛苦悲哀的，那么，对鸳鸯蝴蝶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曹雪芹的《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也是蕴涵着痛苦悲哀的，然而，能把它归入唯情主义小说吗？笔者认为，写情小说固然不乏爱情描写，但唯情主义小说却不等同于写情小说。唯情主义乃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它表现出启蒙思想与礼教观念的冲突，显示出民主自由与封建意识的对立，因而具有特指的具体的含义。至于《红楼梦》，尽管作者说大旨不过谈情，但在谈情中却凸显出广阔的时代背景，复杂的社会矛盾，从贾、史
、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中再现了清代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历史规律，因而具有伟大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至于人物所表现的痛苦、悲哀，则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黑暗与权贵的腐败及封建势力的残酷。它虽然写情，却远远超越了男女之爱，而辐射到当时的时代社会，可见，它不囿于写情，因而不是唯情主义小说。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抹煞鸳鸯蝴蝶派唯情主义的价值。每个时代的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产生环境和条件，我们不能要求宝黛身上凸显出启蒙主义民主思想与爱情自由观念，但我们却可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唯情主义小说中某些人物对于民主思想与爱情自由观念的渴望、追求；我们可以从其描写的许许多多妇女形象中，看到作者对光明的未来的期待；我们可以说，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中已经提出了中国广大妇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后来新文学反封建的主题起了某种启导作用。
从艺术角度来看，由于唯情主义根植于情，故偏重于主观情绪的抒发，而忽略客观的生活描绘，尤其是忽略对于广阔的现实场景与时代背景的描写，当然就缺乏艺术的概括性，缺少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作品中的人物，热衷于哭哭啼啼的渲染，追求共性的彰显，而不着力于个性的凸显，在其个性与共性的互渗中，共性不时地遮掩着个性，个性不时地依附着共性，致使个性模糊地游荡于共性之中，而不是共性圆融于个性之中并通过个性而表现。《玉梨魂》中的何梦霞、白梨影，《孽冤镜》中的王可青、薛环娘，《霣玉怨》中的刘绮斋、史霞卿，是鸳鸯蝴蝶派长篇小说中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其性格也是比较鲜明的，个性与共性的交叉、组合也是大体上统一的。但
以这些作品为楷模的一些作者，往往执著于追求哭哭啼啼的共性，致使人物面貌呈现雷同化的倾向，因而也降低了这类作品的艺术水准。特别是言情小说形成潮流后，情节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人物雷同化的倾向更加突出，以至于《礼拜六》编者王钝根慨叹：
呜呼！其真能言情耶？试一究其内容，则自一痴男一怨女外无他人也，一花园一香闺外无他处也，一年届破瓜、一芳龄二八外无他时代也，一携手花前、一并肩月下外无他节候也。如是者一部不已，必且三部四部五部以至数十部。作者沾沾自喜，读者津津有味，胥不知小说为何物。 7
民初文学的市场化使得复制、仿制之作大批涌现，一些劣质之作败坏了言情小说的声誉。但总的来说，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臻于良好者居多；弄真成假，流于卑下者为少；瑕瑜互现者为常见。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说：“此种小说，其劣者足以伤风败俗，导人沉溺于，而无复高尚之感情，害莫大焉；然其佳者，确有涵养人德行之功，能使人日入于高尚，日臻于敦厚，其功亦绝不可没。” 8这种分析的肯定之言，也可用于评论鸳鸯蝴蝶派唯情小说；其否定之言则可用于衡量那些跟在该派之后亦步亦趋、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作者作品。
言情潮的出现也促使鸳鸯蝴蝶派作家寻创新之路，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迁、人事的更新，他
们更自觉地将社会因素引入言情小说，社会与言情的结合，开阔了言情小说的视野。另外，他们还撰写了其他品种多样的小说，如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程瞻庐的幽默小说，姚民哀的江湖帮会小说，江红蕉的揭露交易所真相的小说，徐卓呆的滑稽小说，从而拓展了社会生活的表现领域，为后期鸳鸯蝴蝶派拓宽了道路。当然，唯情主义仍然作为小说的基本元素而活跃在通俗文学中，这也构成了通俗文学的一大特。
注释：
1 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11月，新小说社发行。
2 徐天啸：《茜窗泪影.序》，上海国华书局1914年版。
3 吴双热：《孽冤镜.自序》，民权出版部1914年版。
4 倪轶池：《雪鸿泪史.序五》，《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98～608页。
5 徐枕亚：《玉梨魂》，《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6》，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62页。
6 周瘦鹃：《为国牺牲》，《礼拜六》第56期，上海中华图书馆1915年版。
7 王钝根：《〈小说丛刊〉序》，《小说丛刊》，江南印刷厂1914年版。
8 成之：《小说丛话》，《中华小说界》第一年第3～8期（1914年）。
[ 王木青 安徽大学文学院 邮编 230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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