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小辑
黄 子 平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横跨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个案中最宏大、最复杂的社会变动。这段时间的中国革命包含了政治学理论中所有类型的“革命”——千禧年式的农民叛乱(太平天国)，无政府式的(义和拳)，(西安事变和林彪事件)，军事叛变(北洋军阀时期)，国共内战(1945-1949)，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性动乱(文化大革命)。其中同时伴随着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文主义，思想等等。这种竞争至今仍在台湾海峡两岸以及海外许多华人社区以各种不同形式持续着。
本书不打算研究这些革命，而只是研究对这些革命的“讲述”。更具体地说，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形式对这些历史变动所作的叙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小说”被卷入革命之中，担负起“新一国之民”(梁启超)或“改造国民性”(鲁迅)的重任；另一方面,“小说形式”本身也在这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革命”。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小说”有时直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齿轮与螺丝钉”、“旗帜和”)，有时，却于边缘处记下了正统“大历史”必定遗漏的苦难、挣扎与悲欢。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同样成为本世纪中国历史最令人眩
惑的奇观。因此，文学形式与革命、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书想一再加以探讨的课题。其中，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言情小说”与“英雄传奇”两种样式，以及欧俄传入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样式，在这种互动中的衍变最为耐人寻味。
“革命历史小说”是我对中国大陆五十——七十年代生产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这些作品的印数极大，而且通常都被迅速改编为电影、话剧、舞剧、歌剧、戏曲、连环图画，乃至进入中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情节、对白台词无不家喻户晓，深入日常语言之中。对“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俨然形成了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亟欲令任何溢出的或另类的叙述方式变得非法或不可能。然而，正如我在本书中讨论到的，此类作品本身也仍然包含着无法消泯的异质性，使得“经典化”也成为
98当代作家评论 2001年第2期
永远需要继续“进行到底”的无尽过程。持续不断的清洗、修改、增饰，恰恰反证了讲述和阅读“革命历史”的另类可能性的(潜)存在。
本书的主要部分即在于试图重新解读这些“革命历史小说”。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掩、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如果历史不仅仅意味着已经消逝的“过去”，也意味着经由讲述而呈现眼前、仍然刺痛人心的“现在”，解读便具有释放我们对当前的关切、对未来的焦虑的功能。因此，本书不想为读者提供又一种固化了的文本意义，却亟愿意展示作者——作为基本上由“革命历史小说”滋养了因而也拘限了其阅读想象力的一代人中的一员——寻求新的解读可能性的艰难过程。
当代叙述影响我们想象世界的方式之至钜者，莫过于“时间观”一项。传统治乱交替的“循环史观”被乐观向上的进化论矢线所取代。“革命历史小说”遵循“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模式来构思情节，并依照各阶级在时间矢线上的“前进”程度来安排人物关系。但是，一旦革命被神圣化，被理解为历史的常态，鲁迅所说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恶性循环就无法避免了。其中最为反讽的正是，革命的现实发展对“革命历史小说”本身的虐杀。于是，当代小说叙述的危机正在于：如何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如何重新组织可以理解的历史情节，如何在一个被无数次大小“革命”摧毁的混乱时空中讲故事?
中国革命中，人们身体的形变以其最鲜明的视像激动文学的叙述，从剪辫子的故事、放小脚的故事到看杀头的故事，已有众多的研究者讨论过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的这些“肉体凝视”。革命是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的社会行为，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翻身”)，革命也可能改变了人们谈论和阅
读自己身体的方式。其中,“性”并非身体的全部，却仿佛成为隐藏在身体内部深处的、某种神秘的和本源性的东西，成为“科学”探测的领域，成为“革命”所要解放或压抑或牺牲的能量。本书以茅盾的长篇写作为例，讨论在小说中同时讲述“革命”和“性”的叙述策略，如何折射了在本世纪的天翻地覆中安“身”立命的悲剧性挣扎。
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等书名深刻地显示了当代叙述与传统“英雄传奇”的内在联系。农民革命的先天不足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想超前，这一带有根本性质的内在矛盾的想象性解决，逐渐形成了一个百讲不厌的“草莽英雄”的思想成长故事模式。本书讨论了从“诲盗”到“诲(革命)道”的叙述转变，意识形态对绿林传奇的收编与招安，以及“英雄好汉乌龟”最终重新“反出江湖”的文学史历程。
从东汉末年的“青天已死，黄天当立”，到当代拉美的“解放神学”，革命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论题。本书讨论的却是一个在以无神论唯物论为官定哲学基础的小说创作中，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宗教修辞”。并无足够资料证明“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们对佛道耶诸教有何最基本的认识，然而作品中道观佛堂以及圣地的空间运用，脱胎换骨的身、心、灵隐喻，乃至苦难的赎与救，信仰的罪与罚，都在显示了宗教无意识或“民间信仰文化”的当代叙述中的顽强功用。探讨“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宗教修辞，便是从叙述的层面，来考察当代意识形态与传统信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政治上的“革命/反革命”如何借助宗教的“神/魔”“正/邪”得到表达，从而创造了在民众中阅读与理解的条件。
但更细微之处，却在叙事时空的安排处理，人物救赎的历练设计，人间苦难的政治解决等等，铺展出对“历史”、“命运”、“人生”、“死亡”等等的一整套讲述规范。
“历史小说”内蕴的悖论始终是“虚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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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子平 革命・历史・小说
出版言情小说实”的混淆。本书却藉讨论两个“小说/新闻”相互转化的有趣个案，来探询讲述“真实”的诸般社会文化条件。与通常认为革命意识形态“压抑”真相的观点不同，本书认为情形要复杂得多。极力并不回避“真实”，恰恰相反，它力图收集和控制“全部”真实(“向党交心”、“坦白从宽”等等)，然后加以分配、流通、消费和再生产。于是，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反讽地，全神贯注地倾听了“真实”的同时也储存了它们、积累了它们、垄断了它们；在把它们推向边缘的同时也无意中扩散了它们。当代叙述的秘密不在于凭藉弥天大谎瞒天过海，而在于界定“真实”的标准，分配享受“真实”的等级差序。但是,“真实”也就在这时四分五裂了。把握一个“整体”的“真实”便成为一个激发乌托邦冲动的解放目标。
鲁迅是第一个以“不严肃”的方式讲述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小说家(《阿Q正传》、《风波》等)，以其悲喜剧的穿透力洞察了正史所竭力“遗忘”的一切。本书讨论的却是他的《故事新编》，一部独特的短篇历
史小说集。鲁迅提供了一种重写历史的“油滑”策略：古今杂陈，混淆史传与小说与杂文的界线，将滑稽与深刻无以伦比地结合起来，用对古人“不诚敬”的方式使之活泼，将撷自典籍与当代媒介的材料并置于小说之中，打上引号并加以推敲和嘲讽。“历史”在这里不是顶礼膜拜的一则神话，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僵死的故纸，而是被触发来与当代读者对话的活的“记忆”。在一个“不会笑”的当代政治环境中，这种“油滑”叙述策略当然是“革命历史小说”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的。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才能读到对“革命历史”的“不严肃”书写。
另一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作家巴金，他的创作与“革命”的关系是最为奇特吊诡的。一方面，他的小说如此热情地揭露黑暗、控诉不义、讴歌革命，启发了三十-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投奔革命；另一方面，他本人却一直被排拒于革命的主流之外，乃至其作品反过来成为革命鞭挞的对象。本书讨论了巴金最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引发对“青年”、“爱”、“自由”等价值口号，在文学与意识形态诸层面种种复杂运作的考察。“革命历史小说”其实承续了巴金浪漫激越的“激情通俗剧”的写作传统，营造的是一个高潮迭起的小说世界，其中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价值对抗，善良人物的苦难遭遇，血泪涕零的感人场景。本书想讨论的正是这一叙事传统的来龙去脉，及其背后蕴含的乌托邦冲动。
在政治学理论中,“革命”须具有严格的概念界定，方能进行理论的比较和分析。但在社会实践中,“革命”的动员、号召、酝酿，却无不借助于“隐喻”来进行。本书以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的细读，
来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史中最重要的隐喻之一——“疾病”。社会病理学与社会卫生学的观念与视景贯穿本世纪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界定“干净”与“不洁”的权力斗争也渗透到文学写作之中。作家们试图承续鲁迅以疗救社会疾苦为己任的文学传统，却在一朝梦醒之后发觉自己才是必须履践驱邪魔仪式的一。“革命”在此时发生的某种倒转或质变，尽在不言之中。
本书的最后一章其实是最早动笔写成的。西西的《肥土镇灰阑记》以一个出人料想的叙述者改写了著名的“灰阑记”故事。那个一向被人忽视的小孩子站在灰阑之中等待命运的判决，突然滔滔不绝地开口说话，质疑的英明伟大，质疑整本戏的编写与排演。西西的小说，发展出一个将现实焦虑引入传统故事共同发声的叙述结构，最终揭示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情节可能只是一个荒谬的解决。同时，对西西作品的讨论，也把本书对“革命・历史・小说”的思考，引至我个人所身处的此时此地。那么，这本书所讨论的种种，便也可能只是“灰阑”中发出的微弱的声
100当代作家评论 2001年第2期
音罢了。
(本文系黄子平著《革命·历史·小说》一书的前言)
〔作者简介〕黄子平,1949年11月生于广东梅县。获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硕士学位。曾任北京大
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和中文系讲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作过访问研究。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
(责任编辑 刁 斗)
参见西川诗集《大意如此》“自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
评论小辑
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
——黄子平的文学批评
王 光 明
与八十年代的美学热和“回到文学”的诉求不同，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回返思想文化论述的倾向：从“人文精神”的讨论到“现代性”的反思和“新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相当多的批评家在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角，扩大谈论文本的范畴或主要关注文学文本的社会、政治、历史内涵，思考社会权
力运作的压抑性。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连诗人都感到八十年代后期的形式主义试验和“幻美”的追求有某种“不道德”的成分 ；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形式主义在理论上体制化而显出种种弊端，人们发现“批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脉络中，是可以读为“批判理论”的，文学文本也并不神圣，享有特权，它也像一切社会文本一样，是历史语境制约下的语言运作，因此，一切文本都是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批评也都是政治批评——詹明信和伊格尔顿的观点，得到当今许多批评家的认同。
本文无意就中国文学批评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压力下的这种转变发表看法，而只想把它当作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经由黄子平近二十年文学批评的观察，讨论文学讲述与讲述文学的意义，探寻文学批评承担社会使命的可能和方式，从而发现文学中文化讲述难以化解的复杂性。诚然，黄子平的文学批评绝非“纯粹的”艺术和美学论述，与政治、历史、社会问题无涉，相反，这些因素不仅是这一代人的生活主题和“关键词”，直接渗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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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明 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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